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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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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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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宋国的处境来看，也是如此，“君子”已不可能尽得尊位，只能自尊。可以没有贵族，但不能没有贵族精神，孔子大概是这么想的。君子无所用心也可任职，野人拜师学艺却未必能入仕，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此种不公平，孔子见得多了。17岁那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孔子自然会为柳下惠的不被重视而不平，更曾语带讽刺地说：“真正的君子是不会具有这么多才能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君子”已不是指君主之子或王公大人，而是一种人格典型。的确，如果有才能的人只能埋没沉沦于下僚之位，多才多能又有何用呢？孔子说：“雍也，可使南面。”而冉雍只是一介贫寒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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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直接造了“礼不下庶人”的反；他还主张有教无类，兴办私学，改变学在官府的旧局，打破贵族的文化垄断。有此前提，曾子才能讲“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梁启超云：“摧毁贵族政治者，孔子之功最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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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开办私学，教书育人是否要先收学费再拜师呢？似乎无此必要。冯友兰认为孔子与苏格拉底都是有教无类的好老师，但孔子公开声明：“只要交了学费，我是没有不教的。”（《中国哲学史》）这里所谓的学费就是干肉（脩）。此论的出处在《论语·述而》，孔子自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然而，此话的更近于正确的直译是“自行过束脩礼以上的，我是从没有不教诲的”。首先，这明显是“自……以上”的句式。其次，古人十五岁入学时所备之礼正是“束脩”，“行束脩”代指达到入学年龄的学童，故意译为“十五岁以上的学生，我没有不教的”。这便与孔子“诲人不倦”的精神契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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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孔子是一个关键的时代坐标，在他去世以前，“士”仍主要是指士大夫或军士。在他去世以后，中国便走向了战国时期，“士人时代”不可阻挡地到来。《说文解字》曰：“士，事也。”段玉裁疏言：“凡能事其事者，称士。”这一解释凸显出时代性。士虽未必如贵族那般文武双全或多才多艺，但总具有某一专长，有的著书立说，有的长于辞令，有的辩才绝顶，有的指点江山，有的低调实干，有的待价而沽，有的剑术高强，有的身手敏捷，有的善于模仿，有的精于商贾，有的相卜历算，有的奇技淫巧……总之，士是由“大人”带出来的，正如诸子之学由王官之学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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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季札挂剑徐君墓前，到伍子胥解剑以报渔父，可知贵族佩剑颇为普遍，许多士都佩剑以增贵气。如食客冯谖穷得只剩下剑了，他还弹剑发牢骚。剑，短兵之祖，天生傲气，最能凸显个人勇力。在公元前6世纪的一场近乎“国亡君死”的宋国内乱中，齐大夫乌枝鸣发动正被敌人各式兵器包围的宋兵撤掉所有装备，统一持剑上阵，蹈死搏命，终取得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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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也成就了士之中的血性汉子，有的伤了名节自尊会自刎，伤了贤主知己会自刎，伤了道义信誉仍会自刎，“二桃杀三士”的故事算是一例。公元前607年，晋灵公派勇士鉏麑（ch€?n€恚┣叭グ瞪鼻浯蠓蛘远埽丝墒游ㄌ墓丶徊健ｃI麑趁黎明时分潜入赵盾家中，却发现他已早早坐起准备上朝，因时间尚早便闭目养神。鉏麑对其顿生好感，决定放弃暗杀行动。他叹道：“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左传·宣公二年》）鉏麑最终撞死在一棵槐树上。他是一名夹在暴君与野心家之间的悲情勇士，左右为难自可理解。晋灵公是典型的无道昏君，他以搜刮财货来填满荒淫的欲望，在高台上用弹弓射击行人，只为了欣赏他们狼狈躲避的样子。因为一次熊掌没有炖烂，竟把厨师杀掉。因屡谏不改，他已尽失民心。而他暗杀的对象赵盾也非善类。赵盾在父亲赵衰打下的基础上一路高歌猛进，最终发展成为军政强人，乃至主持晋国。当时的狄人有这样的舆论：“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左传·文公七年》）酷暑的太阳不消说是炽热歹毒，由此可知赵盾的风格。这样的强人可以一朝瓦解“君权”，却终将加深“专权”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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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让又是一位夹在晋国两大敌对贵族之间的名士。智伯死于赵襄子之手，他的头颅被残忍地用作饮具。作为智伯家臣，豫让决定报仇，于是展开了一系列谋刺赵襄子的行动。他先是改名换姓，伪装成受刑人员进入赵氏宫室从事厕所的墙壁粉刷工作。他在赵襄子如厕时伏击，失手被擒，却被释放。此后他更加精心准备，用漆涂身致使面目全非，又吞下火炭使喉咙变哑，以致妻友不能相识。他再次暗伏桥下，仍谋刺未遂。伏诛之前，豫让竟求赵襄子衣服，拔剑击斩其衣以示为主复仇，最后引剑自杀。豫让无疑是用生命演绎了一段“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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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之士已可分为四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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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即儒、道、墨、法等派的学者，多能著述，影响最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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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士，含辩士、纵横家，赖机巧唇舌，往往介入时政，功效最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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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士或术士，乃拥有旁门技能的特殊人才，各有专长，难分贵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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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士，含刺客、死士，竞于气力，可分高低，然格局不大，易遭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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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隐士何以不在其列，盖应隐士本避世，也就不参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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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说苑》）。为了称霸或制霸，诸侯厚招游学，一时间万士蜂出。社会剧变使“毛遂自荐”之途成为可能，士成为社会上十分值得笼络之一批人，其中优秀者尤为雄心君主或盛大贵族心心念念，物色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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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公元前4世纪的秦武王，此君有力好戏，故出类拔萃的力士皆至大官，如任鄙、乌获、孟说，尤其任鄙，当上了汉中太守，而孟说后被灭族。此种用人风尚逞人主之好，大有弊端。被秦始皇拜为上卿的姚贾，其父只是一监门卒，故他嘴皮子虽利索，但学问着实欠缺，太多想当然。如姜太公，在姚贾那里曾是被老婆赶跑的齐国男人，是在朝歌连肉都卖不出去的屠夫，是在棘津没人雇佣的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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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公元前3世纪魏国的大贵族信陵君，他因礼贤下士而名满天下。当时，魏国有个叫侯嬴的隐士，有一定知名度，但70岁还处于贫困中，做着大梁（魏都）夷门的守门小吏。信陵君能知道他很容易，要拜访他更是方便，于是先送上一份厚礼示好，岂料侯嬴不肯接受。之后信陵君大设筵席以会嘉宾，将军、丞相、宗室要人以及众宾客都已坐满，只待开席，然侯嬴仍旧未至。信陵君竟也执着，他带着车马随从亲至夷门去接侯嬴。侯嬴此人也沉得住气，为考验明主的耐心，他不谦不让径直坐上车子的上座，还让信陵君陪他去看望自己的屠夫朋友朱亥。在车马喧嚣的街市中，一名守门小卒与一名卖肉屠夫热烈地交流，而一名国家高层则手执马缰在旁等候，这种等候最终换来了门客三千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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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人李园是一名心狠手辣之士，为了夺取楚国政权，不惜豢养死士，策划谋杀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春申君。春申君也不干净，他将怀有自己的骨肉的李园之妹送给有生育障碍的楚考烈王，以期在考烈王死后全盘掌控楚国。李园之妹在楚王侧果然生下一子，然春申君功亏一篑，他的头颅在李园发动的政变中被死士砍下，扔到了棘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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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中间虽有南郭先生这样的滥竽充数者，也有朱评漫那样空有屠龙之技却无处施展的冤大头，更有一些歪风恶俗，但毕竟形成了优良自尊的士风，在道德上讲究“廉”“善”“信”“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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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世袭贵族对政权的垄断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少不了半推半就，“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孟子·梁惠王下》）。贵族政制毕竟走向了改革开放，时势逼人，贵族固然有大不适，君主也时因小顾虑而有些许抵触。孔子的嫡孙子思仍在为此努力，他曾向卫慎公举荐将才苟变，然而卫慎公求全责备，说苟变虽确有大才，但在做小官时有污点，曾在收税时吃了平民两个鸡蛋，所以不能用。子思批评这是“以二卵弃干城之将”的政治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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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时代的发展使权力与压力都最终集中于人主之身。人主需要审视三大方面——“德不当其位，功不受其禄，能不当其官”（《管子·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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