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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续接贵族时代，推出“新六艺”，即《诗》《书》《礼》《易》《乐》《春秋》，此即“以六经设教”。儒学推崇的典籍成为此后中国读书人的基本教材。《书》在西汉时称《尚书》，“尚”即“上”也，尚书即上古之书，大致是一部政治掌故的汇编，其间主录了古代领袖的诰命、誓言与事迹。而读一部《春秋》，抛开阶级斗争观，可以看清孔子的本意：在找到王者之前，诸侯、大夫、陪臣们不应该跳出来使局势变得更混乱。这个观点源自他本人的政治实践。他不能容忍大夫的逾权，孔子希望天下能由王者来实施德政一统天下，这是封建体系中和平主义的诉求，是“天子之事也”（《孟子》）。故君主尤其要读《尚书》，臣子尤其要读《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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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说过，“天地之大德曰生”这类话是中国人道主义与民主精神之逻辑基点。自孔子始，儒家明明白白地有两大倾向，一是重人之生存权，即重民生；二是指导并利用王权，即为王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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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首先要生存下来，而且要活得好。“民以食为天”，莫看轻了低水准的物质生活，以农业的投资回报之低，中国人口繁衍之众，立国规模之大，解决民生问题的能力衡量着国力的强弱。一切盛事都应是民生大事后的剩事！凡是危及此项宏愿实现的都必遭儒家谴责。所谓“君子以厚德载物”，《尚书·大禹谟》有“利用厚生”之说，《尚书·泰誓》讲：“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孝经》讲“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王制》讲“（人）最为天下贵”。《礼记》讲“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所以，儒家重农，谴责与民争利，又利用王权打击不法商人，都是在保障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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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并利用王权实现目的，注定了儒家要变私学为官学，要进入政府施政，甚至要把君主变为儒者。中国一些自认清高的文人偏爱庄子，尊之为“清高”之祖。可古来文人若尽学庄子那套，别说政治进步，恐怕连“好人政治”也不可得。真正的清高并非不合作与蔑视权贵这等表象。今日来看，“三教”之中，儒被骂最甚。其实，沉静自居，自可不招物议。然儒者之挨骂，在于其积极入世，而不作逍遥！犬儒风格实难以望真儒之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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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欣慰的是，得势的儒家并未借助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迫害异端，也没有要求王权对人民实施严密的控制，这一点从孔子提倡所有社会成员自觉信奉礼而反对强制性的法律可知，更在后来的儒家帝国的官民比例上得到印证。暴秦之后，中国演进出一种融合性的政府模式，官民之间不是对立关系，有限的官吏只需处理基本事务，社会上的自由与自发性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原则上不会造成阶层之间的裂痕甚至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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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王权的运用是值得警惕的，《尚书·泰誓》便有言：“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孟子直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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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政治领域，天命理论至少表明了两点，一是王权有限，其来源是固定的，即关于政权的合法性不会有多种解释；二是政权不是永恒的，即政权是有时效的，且可以更迭的。然而，王权着实难以掌控，没有宗法来源也说不清，故保留君主是一定的，但总是革掉暴君也不利于国家，于是作为保守主义的儒家炮制了禅让的传说。孔子编《书》明显是赞美和推崇禅让的，他不一定赞同“革命”，但他把尧、舜、禹都盛赞了一番，可见是认同“让天下”的。贤主可来自不同的氏族部落，殷人丧失天下，日后未必就不能重获天下。孔子讲尧“以天为则”，舜“无为而治”，这是氏族社会部落政治的宽松自由，孔子显然不提倡强有力的政府，不推崇限制个体的君主。“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大德者必受命”（《中庸》）。孔子此论看似武断，其实仍是感慨，即借舜来宣扬德的力量。只是荀子又太过较真，硬是将“尧、舜擅让”的传说驳倒，指摘其“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荀子·正论》）。尧舜本就只是文化符号，孟子说性善是言必称尧舜，何必拆穿。还是宰我说得巧妙：“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当然，这些儒学内部的争鸣倒也体现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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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禹、汤毕竟是孔孟经营得较为成功的政治偶像，这些圣王传说深深地嵌进了儒家血液中。某郑国人就曾拿尧、禹这不可能见到的圣王来揶揄孔子的相貌。秦始皇虽心有不悦，也得敬上几分，可对湘君（传是尧女舜妻）便难以克制厌恶，硬是砍光了湘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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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可“天命”起初只是周天子与周王朝（部族）的事，孔子作为个人凭什么与闻天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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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之间，孔子已开了凡人知天命的先河，并把“知命”的能力与责任传与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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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君子不器”，那么“君子儒”便不是具体的器用，须回归到其抽象的本质，他们是活泼之生命体，是无尽之能量源。新六艺的确熏陶了孔门，儒生养成了一些独特的脾性，继承了贵族时代的议政风格与批判精神，成为了与王权博弈的“新贵族”。儒者总是喜欢以古非今，与君王对着干，在限制王权上尤尽心力。他们对君主要求甚苛，连流行音乐（郑卫之音）也不让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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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凭什么？自立也。且看《礼记·儒行》，此篇主题正是探讨真儒之德行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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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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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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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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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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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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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儒有大气象，有忠信礼义护体，如铜墙铁壁，刀枪不惧，戴仁抱义，凛然以对暴政，可杀而不可辱，刚毅如此，可窥见儒家信仰与墨家侠气之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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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学说的生命所能遭遇到的最大困境，未必是来自外部的挑战源源不断，而是蹩脚的传承者层出不穷。这些后学很容易把对先贤的注脚变为先贤的马脚。儒家的发展史表明，大儒与真儒的层出不穷是儒家跋涉两千多年的关键，儒家的长寿靠的不是死守教条的庸碌之辈，而是各领风骚的时代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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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生命既在经典，也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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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3.4 愚忠愚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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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曰：“自汉四史以下，无论其书为短为长，而通有一个根本精神，即忠君是也。”此言过激，却还是“嘴硬心软”。若说儒家将君臣关系视为“契约”，此种观点无疑会遭狠批，可这是个诠释学上的问题。国家是按照一种社会契约组成仅仅只是卢梭个人的推断，并不代表先民作如是想。即便我们和休谟一样承认政府的建立是基于普遍的同意，但先民们真的是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而做一番明智的考量，最终一致同意自愿废除他们的旧社会吗？实际上，并无任何证据表明国家机器是在优雅的理性、轻松的博弈和庄严之表决中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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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的视角是西方人自己启用的，东方的学者跟进也并无不妥，只需明确，合同是可以撕毁的，而此种轻易丢掉责任的肤浅为儒家之仁所不能容。孔子向往的应是永恒的、高贵的契约，事君以礼，即得到政制的保障。这个精神契约是大家心知肚明、不言而喻的，在“礼”的名分系统内，君与臣双方皆无法决定对方的身份，王与士互相选择、紧密合作，也就互相尊重、互相礼让。质而言之，“礼”是双向的，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中庸》曰：“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古典联邦时代的这种供求关系是很平等，也最终形成了一个大的人才市场。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人才是天下的，自然可以楚才晋用，不分畛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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