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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至孔子时代确实已分化严重，以今观之，孔子似乎讲究优雅之生活，而据《墨子》《庄子》的记载，当时一些儒总为糊口犯愁，行止不堪。故孔子特区分“君子儒”与“小人儒”；荀子接着区分“雅儒”与“贱儒”。然而，儒家绝对堪称人类的文化奇迹，两千多年来一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可以礼失求诸野，也具备极强的净化与进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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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两种超能力有着三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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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史教”与“道教”的熏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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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原是周人自我标榜之物，向外推销时未必能使外族信服，尤其是那些作为殷遗民的儒。孔子的天命观并不让周人专美。孔子被称为“天之木铎”，他本人自称“天生德于予”，孟子也自诩：“（天）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皆有弥赛亚之倾向。此刻“天命下贯而为性”的端倪已现。儒者认为唯天为大，天虽不言，却注视着人间，并有崇高的使命赋予，还身负许多的磨难与考验，但儒者无须怨天尤人，要坚信天自有决断。所谓“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本来是“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可儒者越是抱有这种天命信仰，就越能坚韧不屈，前赴后继；而越是道统不灭，薪火相传，儒者就越相信“老天有眼”。这是真正的天人互动，是儒家的良性循环。天命实际就是要行道！我们在这个精神层面才能把握“仁者无忧”与“仁者必有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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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孔子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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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又有两面，一面是见贤思齐，学无常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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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孔子没有贵族的高傲，他的勤学好问的形象在世时已是广为人知，以至在先秦两汉魏晋的典籍中，我们总能看见“仲尼”不耻下问的故事，包括孩童在内的各种人物都可以教诲乃至揶揄孔子。尊贤让贤与见贤思齐由此成为儒家的一大基因，即“贤贤”。荀子说得好：“是我而当者吾友也；非我而当者吾师也。”孔子的六世孙孔穿（字子高）便曾在赵国著名思想家公孙龙的门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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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的另一面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如孟子说，儒家要宽容地接纳先前的异端加入。这种态度使得儒家的前景光明，凭着这份自强自傲，儒家的路越走越宽，逐步成为华夏的主流学说。它的分支最多、门徒最巨、争鸣最剧、延绵最长、包容最大。当然，这并不是说儒家不参与思想论争，“无友不如己者”，差劲者自然很容易成为批判的靶子，荀子就言辞激烈地说过，“贵贤”，是仁，“贱不肖”，也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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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来源是层出不穷的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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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人多势众，弟子气质各有不同，《论语·先进》如此概括四个学生的性格：“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孔子之后还分出八大派。“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世道一变，儒家之纯净便不可期。“儒有……”的句式是很谨慎负责的，因为儒者并没有天然的高风亮节。孔子曾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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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儒、腐儒、奴儒自是草蛇灰线，代代常新。要认出一个学者是不是孔门并不难，但要辨出真儒则不易。真儒就是持有儒家正见与风骨、邪世不能乱其德的儒者。荀子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不能弘毅弘道的不是真儒，不能舍生取义的不是真儒，表里不一的不是真儒，伪君子不是真儒，凡真儒不可能卑躬屈膝，不可能奴颜媚骨，不可能为专制帮凶，不可能党同伐异，不可能害人利己，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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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儒自然先有孔子真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臆测妄断、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以自我为中心。然后能“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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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孔子讲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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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曾子讲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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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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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荀子说的“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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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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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吕氏春秋》中的“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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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文天祥说的“节，不必为君守，当为社稷守，为自身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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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儒必具备独立人格与顶天立地的浩然之气。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就是从政的精神契约，而非通向专制的单行道。“礼”之先进处就在于，绝对没有楚国屈原那种对君王的单恋情结。真儒或许不会为物性上的真理而殉道，但却可以为成仁而杀身。因为太阳和地球谁围着谁转这类问题并无损于人世间，而“仁”却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仁”若可废，则人可亡。稷下学宫编著的《管子》一书便有言：“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贵而不过度，则臣道也。”儒家是在天下共识之上推进臣道，并走得最远。这是儒学常新的秘诀。由于真儒的出色表现与政府的保护，学者即儒者的倾向渐明，到了王充那里，把“鸿儒”称为“超而又超者”，接下来的中国历史，如若文化传统与社会性质无极大颠覆，士林变儒林则是自然。章太炎言：“凡士子皆得称之。”儒可以指代一切知识分子，包括西儒，甚至犬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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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此话的底气实来自对“学而优则仕”的曲解，这种曲解又来自于对苏秦的天然赞同。孔子原意本不在“读书做官”，而在“知行相长”，其客观意义在倡导任人唯贤以及冲击世袭制度，主观上为中国指明了一条读书人入仕的大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愿景。此后的中国，也确实发育出读书人与皇室共掌政权的制度。人类文明历经千百年的摸索，才发展出较为合理的文官制度，对此，素用心力的中国人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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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提倡“群而不党”，没有严密的组织，虽然有幸得到帝国政府的重视，却经常随同国家遭遇低谷。虽说士林最终没能建立起革除专制的民主制度，此甚可惋惜，但帝国政府毕竟是许多读书人施展德才、追求理想的平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儒家的反暴政虐政倾向、公道仁风、覆舟之戒、批判精神、纠错机制便总能发挥效应，故轻徭薄赋、宽政减刑、大赦天下、下罪己诏、重教兴文、广开言路、选贤任能、鼓励百姓批评朝政等皇帝的开明之举会不断出现，而近世最先输入西学、力求变革的也是儒者。若无真儒的存在，传说中两千年一黑到底的中国连“王朝循环”的机会都不可得，因为此种黑暗劣等之文明早就一命呜呼、永不翻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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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十四话 秦楚与南土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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