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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至孔子时代确实已分化严重,以今观之,孔子似乎讲究优雅之生活,而据《墨子》《庄子》的记载,当时一些儒总为糊口犯愁,行止不堪。故孔子特区分“君子儒”与“小人儒”;荀子接着区分“雅儒”与“贱儒”。然而,儒家绝对堪称人类的文化奇迹,两千多年来一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可以礼失求诸野,也具备极强的净化与进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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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两种超能力有着三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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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史教”与“道教”的熏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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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原是周人自我标榜之物,向外推销时未必能使外族信服,尤其是那些作为殷遗民的儒。孔子的天命观并不让周人专美。孔子被称为“天之木铎”,他本人自称“天生德于予”,孟子也自诩:“(天)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皆有弥赛亚之倾向。此刻“天命下贯而为性”的端倪已现。儒者认为唯天为大,天虽不言,却注视着人间,并有崇高的使命赋予,还身负许多的磨难与考验,但儒者无须怨天尤人,要坚信天自有决断。所谓“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本来是“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可儒者越是抱有这种天命信仰,就越能坚韧不屈,前赴后继;而越是道统不灭,薪火相传,儒者就越相信“老天有眼”。这是真正的天人互动,是儒家的良性循环。天命实际就是要行道!我们在这个精神层面才能把握“仁者无忧”与“仁者必有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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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孔子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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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又有两面,一面是见贤思齐,学无常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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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孔子没有贵族的高傲,他的勤学好问的形象在世时已是广为人知,以至在先秦两汉魏晋的典籍中,我们总能看见“仲尼”不耻下问的故事,包括孩童在内的各种人物都可以教诲乃至揶揄孔子。尊贤让贤与见贤思齐由此成为儒家的一大基因,即“贤贤”。荀子说得好:“是我而当者吾友也;非我而当者吾师也。”孔子的六世孙孔穿(字子高)便曾在赵国著名思想家公孙龙的门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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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的另一面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如孟子说,儒家要宽容地接纳先前的异端加入。这种态度使得儒家的前景光明,凭着这份自强自傲,儒家的路越走越宽,逐步成为华夏的主流学说。它的分支最多、门徒最巨、争鸣最剧、延绵最长、包容最大。当然,这并不是说儒家不参与思想论争,“无友不如己者”,差劲者自然很容易成为批判的靶子,荀子就言辞激烈地说过,“贵贤”,是仁,“贱不肖”,也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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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来源是层出不穷的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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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人多势众,弟子气质各有不同,《论语·先进》如此概括四个学生的性格:“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孔子之后还分出八大派。“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世道一变,儒家之纯净便不可期。“儒有……”的句式是很谨慎负责的,因为儒者并没有天然的高风亮节。孔子曾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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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儒、腐儒、奴儒自是草蛇灰线,代代常新。要认出一个学者是不是孔门并不难,但要辨出真儒则不易。真儒就是持有儒家正见与风骨、邪世不能乱其德的儒者。荀子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不能弘毅弘道的不是真儒,不能舍生取义的不是真儒,表里不一的不是真儒,伪君子不是真儒,凡真儒不可能卑躬屈膝,不可能奴颜媚骨,不可能为专制帮凶,不可能党同伐异,不可能害人利己,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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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儒自然先有孔子真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臆测妄断、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以自我为中心。然后能“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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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孔子讲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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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曾子讲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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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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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荀子说的“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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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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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吕氏春秋》中的“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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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文天祥说的“节,不必为君守,当为社稷守,为自身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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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儒必具备独立人格与顶天立地的浩然之气。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就是从政的精神契约,而非通向专制的单行道。“礼”之先进处就在于,绝对没有楚国屈原那种对君王的单恋情结。真儒或许不会为物性上的真理而殉道,但却可以为成仁而杀身。因为太阳和地球谁围着谁转这类问题并无损于人世间,而“仁”却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仁”若可废,则人可亡。稷下学宫编著的《管子》一书便有言:“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贵而不过度,则臣道也。”儒家是在天下共识之上推进臣道,并走得最远。这是儒学常新的秘诀。由于真儒的出色表现与政府的保护,学者即儒者的倾向渐明,到了王充那里,把“鸿儒”称为“超而又超者”,接下来的中国历史,如若文化传统与社会性质无极大颠覆,士林变儒林则是自然。章太炎言:“凡士子皆得称之。”儒可以指代一切知识分子,包括西儒,甚至犬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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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此话的底气实来自对“学而优则仕”的曲解,这种曲解又来自于对苏秦的天然赞同。孔子原意本不在“读书做官”,而在“知行相长”,其客观意义在倡导任人唯贤以及冲击世袭制度,主观上为中国指明了一条读书人入仕的大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愿景。此后的中国,也确实发育出读书人与皇室共掌政权的制度。人类文明历经千百年的摸索,才发展出较为合理的文官制度,对此,素用心力的中国人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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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提倡“群而不党”,没有严密的组织,虽然有幸得到帝国政府的重视,却经常随同国家遭遇低谷。虽说士林最终没能建立起革除专制的民主制度,此甚可惋惜,但帝国政府毕竟是许多读书人施展德才、追求理想的平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儒家的反暴政虐政倾向、公道仁风、覆舟之戒、批判精神、纠错机制便总能发挥效应,故轻徭薄赋、宽政减刑、大赦天下、下罪己诏、重教兴文、广开言路、选贤任能、鼓励百姓批评朝政等皇帝的开明之举会不断出现,而近世最先输入西学、力求变革的也是儒者。若无真儒的存在,传说中两千年一黑到底的中国连“王朝循环”的机会都不可得,因为此种黑暗劣等之文明早就一命呜呼、永不翻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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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十四话 秦楚与南土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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