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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优秀文明自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需要大量优秀的求学者,好在楚国士人也心向往之。“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从器物上看,周人慎饮限酒的节制精神也传到了楚国,今日罕有的青铜禁竟在楚国得以发现,楚康王时令尹子庚的墓中便出土了一座精美绝伦的云纹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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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与诸夏互动日长,必难固守旧文化。先是周朝雅正文化的侵入,例如公元前6世纪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后是儒家学说的传播,例如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中儒家文献已占绝大多数。于是,神权逐渐衰落,政权趋于中国化,楚国不可避免地进入阵痛期,创作《离骚》与《天问》的屈原就是这个大时代苦闷者的代表。“天命反侧,何罚何佑?”(《楚辞·天问》)此便是对华夏政治话语与天命观的总质疑。中国文化是求生的文化,不是向死的文化,屈原与后代的海子、顾城等自杀诗人之所以如雷贯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成为了文化传统中的另类。对于异端,包容的中华文化总是予以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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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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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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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庄子》与《楚辞》中两篇《渔父》,便可感受儒、道交锋。从《渔父》可窥楚国“进步人士”的心理,正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者”被刻画成睿智者的形象,此倒显出了楚国进步的深广度。据《新序·杂事二》所录,楚国的一名渔夫将自家吃不完卖不掉的鱼进献给楚王,楚王从中悟出了大道理。楚国当然经历了诸神破灭的大变局,世俗化一朝得道。《史记·项羽本纪》:“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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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在不断削弱的态势下,逐渐与诸夏融通,调整了战略思维,真正服膺于天下观,踏踏实实地变为华夏圈的一分子。正是“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华夏”(《左传·襄公十三年》),楚国最终加入东方联军共同防范崛起于西陲的虎狼之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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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4.3 西方虎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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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被视为“天下之仇雠”,这个“天下”当然包括楚人。楚威王立场鲜明,他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史记·苏秦列传》)在中国古代的占星学中,天狼星正是主侵略之兆的恶星,《楚辞·九歌·东君》以天狼星喻秦,那么“射天狼”便是抗击秦国。楚国一度加入了攻秦的九国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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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与秦从文化气质上看是该做友邦的,楚威王与秦始皇皆有“埋金”镇金陵王气的传说就是一证。然而从“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汉书·郊祀志》),到秦的《诅楚文》,再到“亡秦必楚”,秦楚可谓宿敌。试看以下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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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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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苏秦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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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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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张仪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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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魏王不愿与秦联合攻打楚国,楼缓这样说:“王不与秦攻楚,楚且与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战,王交制之也。”(《战国策·魏策四》)天下没有诸侯愿意看到秦、楚联手,他们所乐见的是秦、楚成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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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楚争霸,当然是秦文化和楚文化的直接碰撞。楚军虽然勇猛,但战争中已不如秦军那般冷血,滥杀无辜的现象不多,这表明楚国的“华化”日深。请听“鸟飞兮反故乡,狐死必首丘”,这断不是穷兵黩武之辈的杰作。据《新书》《新序》《论衡》等书所录,楚惠王在吃冷酸菜的时候发现其中有蛭(蚂蟥),但为了不使庖宰、食监等官员因失职而被处以死刑,他竟将蚂蟥吞下,这是重刑下的温情,颇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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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说到,玉石在周文化中十分重要,如果要从和氏璧演变为传国玉玺的过程中找出些寓意,那么就是楚王的有眼无珠与秦王的夺宝雄心相映成趣。秦国确实有着非凡的气象,且不说那混成且晚出的《吕氏春秋》,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赴鲁国访问,乐工为他歌唱《秦风》,季札感慨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季札当然知道嬴秦起于周人故地,他从乐声中预言秦国未来可能像周一样。至于这类“夏声”究竟如何,李斯做了比较:“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谏逐客书》)乐舞《激楚》的宗教狂躁实在缺乏谨严的军国气质,我们若倾心于“兮”字语助充盈的柔软“楚辞”,再去读《无衣》这类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军歌,想象秦军士兵赤裸上身,一手持武器,一手夹俘虏,腰间悬挂几颗人头在沙场上拼搏的情景,便知道秦剪灭六国是意料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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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公子无忌评价秦国:“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这已经在文化上将秦归为蛮夷一类。落后残暴是秦人的特点,他们人殉与人祭的恶习齐全。秦穆公死时,殉葬人数多达177人,良臣之子奄息、仲行、针虎也在其列,秦国百姓为之哀恸,作《黄鸟》之诗。秦穆公还曾一度想以晋惠公祭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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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靠部族的精气神自然远远不够,秦为了富国强兵,早早尝试取消贵族特权。而在兼并战争开启后,嬴政不仅逐步销毁各国的历史记忆,还大力迫害各国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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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军之所以势不可当,并不只是因为地杂西戎,民风彪悍,因再彪悍的刁民也被秦法管得严严实实;也不是因为愈靠东方的国家愈富庶,而愈富庶民风愈怯懦,当年齐国也跟着秦国攻楚,共斩首八万,此论也无法解释秦末骁勇的山东豪俊。制度塑造人心,且看今日美军,国家不可谓不富,而军力却也是冠绝天下,可见关键在于军工水平与军事制度。军队战斗力最强的当属秦国,而强大的根源就在秦国的制度创新。这满眼的物是人非,正是由商鞅变法所确立起来的新制度,动员起了全部的力量,使秦成为了一个狂热的黩武国家,一架高效残暴的战争机器。韩非子认为,东方六国的军队之所以不像秦军那样英勇,不是因为他们怯懦,而是因为东方六国的君主“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战场上的彪悍同时也是逼出来的。秦律规定,战场上降敌的士兵,“诛其身,没其家”,不屈战死的,爵授其子,如果该人未死归来,作逃兵处理,沦为奴隶,并剥夺其子的爵位,更要惩办其同伍。秦将军白起攻下楚国郢都后,秦昭王感叹道:“将军怎么能够以少胜众,真是用兵如神啊。”白起说这不是因为他指挥高明,而是楚人“咸顾其家”。神权衰颓,楚人已做不到秦人那样的“勇于公战”。《新书》《新序》皆录一故事,说在魏、楚边境,两国边防兵营皆种有一定数量的瓜,魏国的士兵努力浇灌培育,因此“瓜美”,而楚国的士兵则较为懒惰,故“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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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工生产领域,秦人制定了四级管理制度,从相帮、工师、丞到一个个工匠,实行问责制。一件武器制作的每一道工序里,责任人都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武器上,以便出现质量问题时查找到相关的责任人和生产时间。此谓“物勒工名,以考其成”。如此,兵工厂能高效、高质、高产地完成任务,而问世的武器竟达到了标准化,零部件甚至可以互相替换。此外,秦国占有中国最佳的产马区,而他们本就是靠养马起家的,兵马俑坑里的马匹都是六颗牙,表明战马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青壮年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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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货殖列传》曰:“故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换句话说,就是秦人以天下三分之一的土地,与不及天下三成的人口,创造出天下的六成财富。这还是归功于商鞅的耕战方针。由是观之,始皇一天下,“非幸也,数也”(《荀子·议兵》),此非运气,反是势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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