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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优秀文明自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需要大量优秀的求学者，好在楚国士人也心向往之。“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从器物上看，周人慎饮限酒的节制精神也传到了楚国，今日罕有的青铜禁竟在楚国得以发现，楚康王时令尹子庚的墓中便出土了一座精美绝伦的云纹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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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与诸夏互动日长，必难固守旧文化。先是周朝雅正文化的侵入，例如公元前6世纪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后是儒家学说的传播，例如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中儒家文献已占绝大多数。于是，神权逐渐衰落，政权趋于中国化，楚国不可避免地进入阵痛期，创作《离骚》与《天问》的屈原就是这个大时代苦闷者的代表。“天命反侧，何罚何佑？”（《楚辞·天问》）此便是对华夏政治话语与天命观的总质疑。中国文化是求生的文化，不是向死的文化，屈原与后代的海子、顾城等自杀诗人之所以如雷贯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成为了文化传统中的另类。对于异端，包容的中华文化总是予以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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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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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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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庄子》与《楚辞》中两篇《渔父》，便可感受儒、道交锋。从《渔父》可窥楚国“进步人士”的心理，正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者”被刻画成睿智者的形象，此倒显出了楚国进步的深广度。据《新序·杂事二》所录，楚国的一名渔夫将自家吃不完卖不掉的鱼进献给楚王，楚王从中悟出了大道理。楚国当然经历了诸神破灭的大变局，世俗化一朝得道。《史记·项羽本纪》：“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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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在不断削弱的态势下，逐渐与诸夏融通，调整了战略思维，真正服膺于天下观，踏踏实实地变为华夏圈的一分子。正是“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华夏”（《左传·襄公十三年》），楚国最终加入东方联军共同防范崛起于西陲的虎狼之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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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4.3 西方虎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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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被视为“天下之仇雠”，这个“天下”当然包括楚人。楚威王立场鲜明，他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史记·苏秦列传》）在中国古代的占星学中，天狼星正是主侵略之兆的恶星，《楚辞·九歌·东君》以天狼星喻秦，那么“射天狼”便是抗击秦国。楚国一度加入了攻秦的九国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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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与秦从文化气质上看是该做友邦的，楚威王与秦始皇皆有“埋金”镇金陵王气的传说就是一证。然而从“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汉书·郊祀志》），到秦的《诅楚文》，再到“亡秦必楚”，秦楚可谓宿敌。试看以下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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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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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苏秦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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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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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张仪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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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魏王不愿与秦联合攻打楚国，楼缓这样说：“王不与秦攻楚，楚且与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战，王交制之也。”（《战国策·魏策四》）天下没有诸侯愿意看到秦、楚联手，他们所乐见的是秦、楚成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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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楚争霸，当然是秦文化和楚文化的直接碰撞。楚军虽然勇猛，但战争中已不如秦军那般冷血，滥杀无辜的现象不多，这表明楚国的“华化”日深。请听“鸟飞兮反故乡，狐死必首丘”，这断不是穷兵黩武之辈的杰作。据《新书》《新序》《论衡》等书所录，楚惠王在吃冷酸菜的时候发现其中有蛭（蚂蟥），但为了不使庖宰、食监等官员因失职而被处以死刑，他竟将蚂蟥吞下，这是重刑下的温情，颇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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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说到，玉石在周文化中十分重要，如果要从和氏璧演变为传国玉玺的过程中找出些寓意，那么就是楚王的有眼无珠与秦王的夺宝雄心相映成趣。秦国确实有着非凡的气象，且不说那混成且晚出的《吕氏春秋》，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赴鲁国访问，乐工为他歌唱《秦风》，季札感慨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季札当然知道嬴秦起于周人故地，他从乐声中预言秦国未来可能像周一样。至于这类“夏声”究竟如何，李斯做了比较：“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谏逐客书》）乐舞《激楚》的宗教狂躁实在缺乏谨严的军国气质，我们若倾心于“兮”字语助充盈的柔软“楚辞”，再去读《无衣》这类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军歌，想象秦军士兵赤裸上身，一手持武器，一手夹俘虏，腰间悬挂几颗人头在沙场上拼搏的情景，便知道秦剪灭六国是意料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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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公子无忌评价秦国：“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这已经在文化上将秦归为蛮夷一类。落后残暴是秦人的特点，他们人殉与人祭的恶习齐全。秦穆公死时，殉葬人数多达177人，良臣之子奄息、仲行、针虎也在其列，秦国百姓为之哀恸，作《黄鸟》之诗。秦穆公还曾一度想以晋惠公祭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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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靠部族的精气神自然远远不够，秦为了富国强兵，早早尝试取消贵族特权。而在兼并战争开启后，嬴政不仅逐步销毁各国的历史记忆，还大力迫害各国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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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军之所以势不可当，并不只是因为地杂西戎，民风彪悍，因再彪悍的刁民也被秦法管得严严实实；也不是因为愈靠东方的国家愈富庶，而愈富庶民风愈怯懦，当年齐国也跟着秦国攻楚，共斩首八万，此论也无法解释秦末骁勇的山东豪俊。制度塑造人心，且看今日美军，国家不可谓不富，而军力却也是冠绝天下，可见关键在于军工水平与军事制度。军队战斗力最强的当属秦国，而强大的根源就在秦国的制度创新。这满眼的物是人非，正是由商鞅变法所确立起来的新制度，动员起了全部的力量，使秦成为了一个狂热的黩武国家，一架高效残暴的战争机器。韩非子认为，东方六国的军队之所以不像秦军那样英勇，不是因为他们怯懦，而是因为东方六国的君主“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战场上的彪悍同时也是逼出来的。秦律规定，战场上降敌的士兵，“诛其身，没其家”，不屈战死的，爵授其子，如果该人未死归来，作逃兵处理，沦为奴隶，并剥夺其子的爵位，更要惩办其同伍。秦将军白起攻下楚国郢都后，秦昭王感叹道：“将军怎么能够以少胜众，真是用兵如神啊。”白起说这不是因为他指挥高明，而是楚人“咸顾其家”。神权衰颓，楚人已做不到秦人那样的“勇于公战”。《新书》《新序》皆录一故事，说在魏、楚边境，两国边防兵营皆种有一定数量的瓜，魏国的士兵努力浇灌培育，因此“瓜美”，而楚国的士兵则较为懒惰，故“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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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工生产领域，秦人制定了四级管理制度，从相帮、工师、丞到一个个工匠，实行问责制。一件武器制作的每一道工序里，责任人都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武器上，以便出现质量问题时查找到相关的责任人和生产时间。此谓“物勒工名，以考其成”。如此，兵工厂能高效、高质、高产地完成任务，而问世的武器竟达到了标准化，零部件甚至可以互相替换。此外，秦国占有中国最佳的产马区，而他们本就是靠养马起家的，兵马俑坑里的马匹都是六颗牙，表明战马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青壮年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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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货殖列传》曰：“故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换句话说，就是秦人以天下三分之一的土地，与不及天下三成的人口，创造出天下的六成财富。这还是归功于商鞅的耕战方针。由是观之，始皇一天下，“非幸也，数也”（《荀子·议兵》），此非运气，反是势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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