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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尽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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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先秦著名的高台多是华化未深的楚人所建?神权出奇观,此是体制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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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公元前5世纪初,吴国诞生了中国史上最早的运河,这就是扬州附近一条沟通长江和淮河的“邗沟”,但它竟是吴王夫差为了打仗而开凿的。而在人文精神高涨的华夏世界,“高台多悲风”,君主草菅人命甚至会成为下级发动政变的借口。当世的君主自然多是不合格的,孟子盼着五百年一回的王者来收拾他们。然而,当帝制运动推向顶峰,君主便无须再诚恳而羞涩地说“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好色”,他们都变成了高大全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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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公元前5世纪的魏国,邺县来了一个新县令西门豹,他主持兴建了“引漳水溉邺”的水利工程,其目的是“富魏之河内”。据说开了十二条渠,利用灌溉冲洗盐碱土地,改良恶田,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缓解了“河内”地区人多地少与粮食不足的矛盾。然而,当时的“民工”稍稍受累便叫苦,不愿继续,可见他们之前不常做这等功夫。西门豹是一个具有法家思维的人,他这样开脱疲民工程:“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此话稍加改动,便成了商鞅用以劝说秦孝公力排众议推行变法的名言:“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商鞅讲的“刑生力”就是强制劳动,由此推想,战国时代兴建的几项大型水利工程自然也经历过民怨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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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疲民的初级阶段,殊不知日后的秦帝国,每年将会有超过15%的人口服徭役。康德说:“人不能被判为奴,他只能自认为奴。”不同的制度对同样的人群,效果可能截然相反。欲知如何使人异化,必先懂得“有治人无治法”的道理。“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管子·七法》),此便是典型的法家思维。有此思维,秦帝国才能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实边”,而到了鞭笞天下,作为巨型奇观的长城与阿房宫便产生了诞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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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抗击匈奴,素来被认为是保全百姓,大功一件,但秦何尝不是为了自保。周末之“鱼肉”只有两个结局,一做秦治顺民,二为蛮族屠戮。所幸匈奴也是秦国的敌人,秦国必然担起抗击匈奴的重责。可秦国并无决心征服北方劲敌,它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镇压六国上,故只能与“草原帝国”封疆划界。同时,政府动用大量劳力连接起诸侯的长城以作为北部防线。必须指出的是,秦朝夯土长城的保护作用实际上微乎其微,非但封锁不了敌军路线,到最后还得移民实边,构建人肉长城。质而言之,夸大长城的保命作用是不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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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秦始皇陵的修建更是直抵疲民的巅峰。修陵人可分三类:一是工匠,一是囚犯,一是“以工抵账”之人,即无钱交罚款的违法者。帝国之恶,正由他们口传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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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长城虽已湮没,但中国人还是深深地记住了秦始皇。可有两句诗却是这样写的:“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纵横家苏代还有一说:“民力罢敝,虽有长城、巨防,恶足以为塞。”(《史记·苏秦列传》)秦因了时势,造了时势,最终也亡于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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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5.2 法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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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性格浓郁的中国政治不易原生出“国家机器”这样的冷血术语。在中国人这里,“国家”一词既然与“家”有关,又如何会成为“机器”呢?如果“国家机器”一说成立,又凭什么说机器本身是恶的呢?人民与政权之间又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温和的?紧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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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乃儒家五常之一,《说文》:“信者,诚也。”孔子有一个12字的理想,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曾子说他每日都省察自己:“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可见,朋友之间重一个“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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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无信不立,这既是国家信誉问题,也是市场道德问题。如何树立如此重要的“信”呢?儒家有言:“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荀子·君道》)然而,国家既是“父母之邦”,市场也不仅仅是交易(应是分工共济,互通有无),那么人民与国家为何不能行朋友之道呢?何须生造对立,以致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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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子·感德》:“书契所以立公信。”商鞅欲推行变法,却担心百姓不信任,便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招募百姓将其搬至北门,赏十镒黄金。起初没有人敢去尝试,此种犹疑乃是人之常情。商鞅于是宣布赏五十镒黄金,终于有一人出来将木杆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即兑现奖金,以表明信誉。“小功得大赏”,这是新政释放出的讯号。然“以明不欺”实是大欺,此乃以巨额利益拉近与平民的距离,从而树立“为国打工”的劳役关系。此风一开,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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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斗小民向来易对“剩余价值”之类的提法产生认同,转而拥护那些叫嚣消灭压榨与不平等的政权,但他们却无法觉察到深层次的陷阱,即人只能换来“剩余自由”与“剩余权利”。秦相吕不韦命门客编写《吕氏春秋》,书成之后张出布告,竟称有能增减一字者,赏予千金。从“徙木立信”到“一字千金”,秦国以这样的“诱骗”树立起国家信誉。秦帝国并没有确立土地私有制,秦始皇三十一年的“使黔首自实田”只是一次全国性的土地统计,为的是方便政府与民众做“买卖”。土地的所有权仍掌握在国家手中,官府可以有偿借船、借铁器甚至借土地给人民,但保留收回的权利。所谓“身死而田夺”,在授爵制度下,秦帝国的授田与假田并无本质差别,因为钱财、爵位与劳役可以折算,若亲人犯了事,人们可用这些为亲人赎罪,实际上也就是退还了国家之前给予的甜头,民众或许觉得划算,但国家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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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在秦国初推变法时还遇到了太子犯法的尴尬,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为了惩戒太子,便“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尊师重道的传统精神已让于威慑贵族的新政治形势。这一罚果然收到奇效,“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这是小民的乐观,他们一旦目睹了贵族的斯文扫地,就会如释重负,更沦陷于人人平等的幻象,很快地适应国家的严格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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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埋怨新法不便利的人之中有的已改变了态度,然而他们却被商鞅视作“乱化之民”,更被迁至边境。人民顿时战栗,不再敢议论法令。必须指出的是,商鞅的耕战方针可以使多少奴隶转为庶人,他的重刑政策就能使多少庶人和官吏沦为奴隶。同理,秦帝国消灭了一批世袭旧贵族,也扶植了一批军功新贵族。新法非但没有解放任何一个阶层,反而将整个社会压抑得密不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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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说:“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所以秦国最终会发展为只有少数统治者自我感觉良好的国度。其实远离底层者无法真切体会新法的刻薄,商鞅不失势便不能知小民之苦,更不可能领会“兽恶其网,民恶其上”(《国语·周语》)的真正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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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蔽一至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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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商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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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民看到商鞅的自作自受或许又会快慰许久。“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诗》),此如同白日做梦。商鞅因为没有携带证件而无法投宿安歇只是社会管制的初级阶段,据里耶秦简中的通关文书显示,过关津必有凭证,如“符”便记着持有人之姓名、性别、年龄、身份甚至肤色等情况,信息详密程度高于今日之身份证。商氏法令若施行上百年,其效果是可以预知的,国家将不再满足人民的“勇于公战”,还会提倡士卒“安难乐死”。如此,传统的君民关系必然变质,法完全挤占了“爱”的空间,成为了“抛头颅”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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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昭王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公孙述出见之,入贺王曰:“百姓乃皆里买牛为王祷。”王使人问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夫非令而擅祷,是爱寡人也。夫爱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与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乱亡之道也。不如人罚二甲而复与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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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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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若睹此“绝爱道”之情形,必会痛心疾首。秦自以为得水德,尚黑,故秦始皇正式把“民”定称为“黔首”,便是向人民宣告今已是秦人天下。秦始皇收缴民间兵器之际,命天下酒肉欢庆,虽然营造不出一番“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景象,但至少也是“天下无异议”。实际上,莫说是卑微黎民,就是名士也未必能看清天下的走势。孟子讲:“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尽心下》)这话已然被后来的历史无情地否定了。此刻,只有那些接触到最上层的人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大梁人尉缭(未必是《尉缭子》的作者)接触过嬴政后,说:“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侯生与卢生也曾议论道:“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此真可谓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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