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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四海困穷，则天禄永终。政权执照处于何种阶段会发生转移，此类警示古已有之，然而具体标准难以明确，这一困扰纠结，中西史上皆有。如此，客观的“天命”难免陷入一种虚无的意志范畴，“抢夺天命”成为一种廉价却高效的标榜手段，人人机会均等，在兵戈之外则要比宣传的功夫了。故政治集团“无照经营”，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有宣传技巧的高低。雄主们都希望接管天子的至尊权威，与天子享有同一个“父亲”——天，继承同一笔遗产——天下。在天下观与天命观的指导下自觉地逐鹿中原，问鼎之轻重。那些最终胜利的军阀还很有可能将一隅之制推行于全国。总而言之，“天下”传统要在大一统的帝制框架中圆满安放，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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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可摆脱掉了改朝换代、你上我下、成王败寇的传统思维模式？此种“朝代情结”在古代中国根深蒂固，如“三代”分明是夏、商、周三个部族先后“做主”的历史，却被史家作为王朝循环的肇始。这种“三代兴替”的史观已为后人之共识，所以齐国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并非奇崛之创见，只不过用一点创意来附会尽人皆知的历史罢了。此说的广为流传既说明五行相胜说的流行，也说明朝代更替的深入人心。虽然清朝早已土崩瓦解，“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朝代循环”在中国仍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今人对1949年大变革的评价，此堪称20世纪最大的误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不是朝代更迭的关系，毛泽东先生更加不是传统的“真命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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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度，要从上至下而权力层层递减地来管治土地人民，这对行政技术的考验实在过大。权力下移的过程中自然百弊丛生。中国人的等级观念并非由哪派学说洗脑造作，乃是自然发育而成。比如乡里之民，他们往京师去，必言“上北京”；若闻亲友将从城市来，则又问“客何时下来”。这“一上一下”可谓形象。坐上帝制马车的中华文明福祚不明，周期性的盛衰避无可避，有一马平川、万马奔腾，就有铁马冰河、瘦马西风。看一朝历史犹如坐过山车，跌宕起伏，缓急难料；观数代更替则如同坐海盗船，上下来回，生死惊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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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的僭越称王与秦帝国的暴政最终透支了天子的伟大历史与庄严信誉，极大地动摇了“王”之于政权的神圣感，这对后来的中国政治影响深远。此后的中国人，奴性与帝王梦不仅无冲突，反而和谐地共存人心，实在值得玩味。政治江河日下，朝廷不知藏富于民，反而与民争利，致使赤贫化加剧，民怨沸腾，故政府又不得已“以刑罚为巢”。然《国语》早有警示，“为民者，宣之使言”，若不疏导，则“伤人必多”，一味堵塞，必“川壅而溃”，这就是老子洞悉的“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结局四个字：“官逼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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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中国经历了太多的血与火，模糊了恒久的价值观，只剩下一个“天”活跃于诸派势力的宣传中，在残酷的角逐中缄默不语，最后在胜负已定之结尾处为“王者”加冕。“天”成了人所能操控的最大卒子。古之智囊宣传的其实都是合理性，即“造反有理”，但合理性太感性了，并无一定标准，还会给来者不断“革命”的口实，故要往合法性上扯，但合法又是合什么法呢？不过是去折腾天命，或者谈正统罢了。在中国讲正统无异于是一厢情愿，前人所拥护的政权之出现本来就无法解释合法性，后人推翻了这个政权后却要为前人来补充说明，其实就是为自己辩护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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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正统”，属于嘴皮子与笔杆子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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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政权”，属于红刀子与枪杆子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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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者未必就比被推翻者更符合天道，更具合法性、正义性、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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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的初衷即便再完美崇高，落在卑鄙者身上就化为迷烟。经是好的，和尚念坏了。不是天命太苍白，而是天下太暗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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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5.5 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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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梁给魏王讲了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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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梁途遇一人驾车北行，说是去楚国，故问他去楚国为何往北走。此人答曰：“我的马好。”季梁说，马虽良，可这并非楚国方向。此人却说：“我的路费多。”季梁说，你的路费虽多，可这仍不是去楚国的方向啊。此人又说：“我的马夫善驾。”（《战国策·魏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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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官们，秦楚还是被揶揄的对象，在此寓言中，北行者的交通条件越好，他离楚国就越远。国家战略亦如此，南辕北辙之事自古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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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此话虽等同胡说，却又无限逼近天机。驳之不倒，必有可观。秦邦与秦王能有这样一份统一大业可供奋斗，并借此流芳，真要感谢周室的铺垫。其实，各国文字异写、度量衡混乱都不是什么难以克服的大问题，书同文、修驰道、行同伦、行郡县也不是什么首创，“今天下，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最早出自《礼记·中庸》，秦始皇多少有些冒先人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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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无秦帝国，天下生意照常往来，人才照常流动，学术照常交流，孟子便举例说楚国有人希望自己的儿子学习齐国方言。列位看官之所以能了解到“郑昭宋聋”、燕人“邯郸学步”、楚人“刻舟求剑”、郑人买履等往事，这都是因为在数落自家亲戚（随着日后中华的推拓，便有了诸如“蜀犬吠日”“吴牛喘月”“黔驴技穷”等风土戏说），万不可因秦始皇在文字、车轨、度量衡、货币上的“基本动作”便拔高他、神化他。我们若要将这么大的功绩全压在嬴政身上，恐他受之有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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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位”本是一中性词，暴徒也可以有历史地位，故不能以历史地位来压服人。王侯将相皆有历史地位，但对他们的评价却天差地别。鲁从未挤入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列强席位，但鲁自有其不可磨灭之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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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礼失求诸野”，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是中国历史的常态抑或魔咒。且不说崖山之难，日本举国茹素；煤山之殒，朝鲜自居中华。周朝礼崩乐坏，便有鲁国充当礼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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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40年，晋国执政大臣韩宣子代表晋侯访问鲁国，他在太史处观书，见到了《易》、《象》、鲁《春秋》等珍贵典籍，便感慨“周礼尽在鲁矣”。他说现在才知道周公之德与周朝为什么成就了王业。这一年，孔子才11岁。孔子的成圣又岂止偶然呢？他能在私学兴起之前达到与老子并驾齐驱的水准，正是拜鲁国得天独厚的文化环境所赐。这里有礼仪完备的周公之庙，有藏于中枢难以得见的《易》，有坚持书史制度的鲁《春秋》。此处简直是周朝的另一个守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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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乎此，可知能量源的传递。孔子来了，孟子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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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后人常嘲笑鲁国的软弱早夭，却也该认清，鲁地一直守望着传统价值，这种执着甚至穿越了暴秦。此是后话。如果看官还将文化的生命力以政权岁数来计，那么人类几千年来的血泪教训可谓是枉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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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愈终究不敌猝死，中国人向来有一种忧患意识，那是从惨痛的经历中得来，没有半分矫情。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不乏崩盘之时，然而又能浴火重生。人们便把那些不堪的局面铭记得很深，诸如“缙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堕。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晋书·范宁传》）。此非特指一朝一代，实是千古之忧思。顾炎武曾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亡国尚可喘息，亡天下则为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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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所信奉的是“文教”，包含了“道教”、“圣教”、“礼教”、“艺教”（如“诗教”、“乐教”）、“史教”诸项目。此归纳容易，却建树艰辛。当是时，世君势利，天下岁寒，以下大夫自视的孔子能如松柏之后凋，以一人之力聚徒殚教，标举仁义，隆盛礼仪，重振声乐，贯通五教，整理六经。若问此有何用呢？这便是千古圣人见识超绝之处。辜鸿铭先生认为，如果无力挽救一座即将焚毁的建筑，那么建筑师所要做的便是保存好这座建筑的设计图纸，以期废墟重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子恰恰为重建中国文明保存了设计图纸，更为中国人给出了真正的国家信仰——一个综合的、理性的、不朽的文明存在的绝对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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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从周”堪称“言行一致”。所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就是周丰镐一带的语言，这是古代华夏的共同语。孔子教学中的“正言其音”，不杂以方言俗语，是为了教授来自各地的学生。如七十二子中，子石和任不齐是楚人，子游是吴人，秦祖是秦人……实际上孔子早在春秋时期便已推行“国话”。我们这里不谈《书》《礼》《春秋》等政治味浓厚的经典，且看《诗》之用作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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