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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走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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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安釐王与其男宠龙阳君同船垂钓，龙阳君已钓得十几条大鱼，转眼却鼻酸落泪。原来龙阳君在触景感伤，他眼见大鱼如此容易上钩，而他自己何尝不像一条小鱼，迟早会被喜新厌旧的魏王抛弃。从钓鱼的偶然性来看，龙阳君与魏王的同性之恋也绝对不是命中注定。站在钓鱼者的角度，我们根本无法预知他何时才能遇见最大最美的那条鱼，而当下所拥有的鱼也未必就是最佳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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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结局中去寻找合理性甚至正义性，此无异于“我死了，那是我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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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虽还原因果，却最忌捏造因果。“历史工程师”们努力地为人类社会找一个目的论的归宿，但数个世纪来展望的挫败表明，历史事实与道德理性还是分离的，至少是有相当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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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乃神性之花”的观念深埋于神教教义之中，在西方，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由神主宰。但在中国，历史明明朗朗是人之历史，此由《史记》中“列传”之分量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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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人物身上最能找出历史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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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历史上的大人物，一生行止不可能全无私心，当然“小德出入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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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历史上的邪恶之徒，一生作为也不可能全无良心，甚至无心插柳，其施为也可能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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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本人初衷，却可能歪打正着，时人自是始料未及。然后世学者溯流而上，大作表彰，便不免犯下因果倒置的大错。以上两例足见历史评判之复杂性。强加的东西虽然于心不顺，但未必不好。若秦始皇能以其帝国政府的最大能量将中国推入“王道”，历史又将如何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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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观之，目的之正义性与行为之合理性均不能在历史评判中独断乾坤，妄定是非。所谓是非，是未必全是，非未必全非，这就是历史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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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历史乃是人之舞台，“命定之论”要不得，“望外之事”逃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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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不总是德才兼备，甚至可以说德与才常常是难全的。诸如希特勒之辈，个人的杰出才干迄今仍令人称羡，但他在道德上的表现已经为其一生盖棺定论。“一分为二”对于这类人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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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都晓得，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几乎都做过皇帝梦，此一是为享用后宫，二是为成就所谓的“功业”，也就是要一个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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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这种功业竟不仅仅是蟾宫折桂的荣耀，更是逐鹿天下与主宰万民的至尊。当他们实现不了这个梦，便退而求其次，做官亦可，故成不了“伟业”的也愿意成人之美。君临天下的心理动机是值得担忧的，那是因求生欲而起事，因拯救欲而逐鹿，因统治欲而问鼎，并非出自社会进步、人民福祉的公心，可说主要是私欲。对于“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们没有多少悲天悯人的不适，对于强势的定鼎者，他们自愧不如，心服口服，投去崇敬的目光，更甘受其驱使，甚至不容他人诋毁自己的“榜样”。若问中国人何以会有如此扭曲的心态，会有这种崇拜强势的奴性，一切都要从王朝更迭的传统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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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尔文尚未出版《物种起源》以及社会进化论形成理论之前，中国人已经长期使用动物世界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来看待王朝循环了。在分析历史转折点中新旧（胜负）的两方或多方势力时，经常会发生道德上的误判，甚至时代趋势的误判。其间自有对时局的冷峻静观——“一朝天子一朝臣”；也会有问天之迷惘——“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更会有霸业之唏嘘——“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毛公的豪情不正是基于“江山代有才人出”的逻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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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国人悲悯的思想资源还是很丰富的，有句话叫作“莫以成败论英雄”，表明“英雄”不总是得胜的，英雄的失败并不能抹杀英雄的光辉，所以“不成功便成仁”。但更多的中国人看重的是“成王败寇”的法则，所以进化论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有其历史原因。在王朝更迭的演义中，新势力成了正义的代表，从而有着天意民心所归的兴发假象，而旧势力成了腐朽的化身，从而背负注定惨淡收尾的消亡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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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乎此，便可知许多事情都通过恃强凌弱来见分晓，甚至以赢家立场来解释来龙去脉，此所谓“历史是由胜利者写就的”。整个事件的过程由多方互动变为一方把持，结果就会出现一个失衡的词语——“定性”。它一登场，便有定乾坤之霸道，把失败者挫骨扬灰，却非要说是“盖棺定论”。不由分说，必须举世默然，当这种霸道用得太多，自然就举世默然了。我们或可将这种史观生动地称作“奴才史观”或“投降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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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历史直接塑造其性格，天下皆知秦为虎狼，天下却仍丧其口，如此经典案例实在值得不断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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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的国势常给人以蒸蒸日上之感，已颇能惹人高看一眼，如若最后真能一统天下，那更无疑是“大国崛起”的典范。然而，我们不可为成全一段励志传奇而将历史删繁就简。这个大国给人印象更深的该是“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汉书·食货志》）。秦之国力自不是直线攀升，其间亦有反复，然如贾谊所言：“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世贤哉？其势居然也。”（《过秦论》）此乃高见。既然可说“六国在秦面前相形见绌”，那么也可说是“秦在六国面前妄自尊大”，而秦邦的“长势喜人”又何尝不是由东方诸侯的拼斗日削反衬得出？无论是外围的蛮族威胁，还是东方的诸侯内耗，秦人的地理险阻多少可为其免去一些兵戈。而当他们大举东进时，已是考虑此消彼长后的量力而行，与“正义之师”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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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宰割天下，斩首百万，多国绝祀，致使无辜黎民血流成河，尸骨成山。而在大定之后，继续扩展他的愚民政策，奴隶制、连坐制、人殉制等严重破坏了仁爱、重民、贵生的传统价值与宗族乡党自为的社会秩序。秦国从虎狼之国一变为偶语弃市之天朝，这种发展态势本不值得惊奇。然而，暴秦既如此残暴无道，他又如何能得天下呢？“老天”也太不开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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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在天下，没有必然胜利的“正义”，倒常有一时得逞的“不义”，故强势不等于正义，甚至根本无关道义。强凌弱，众暴寡，其之所以容易实现，就在于天不言不语，人要自求多福。孔子毕竟看得开，他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篇》）战争嘛，比的不是道德，而是摧毁道德；比的不是灵魂，而是销蚀灵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这道理兵士们自然不懂。在灭六国的战争中，他们若战死沙场，则是白骨黄土；他们若凯旋，不过一盗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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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易迷上宏大叙事，好用某种“趋势”斩杀“横生”的枝节，甚至以固定的句式来“提炼”史实，制造出精美粗壮的因果链条，然而这些“工艺品”往往会被历史细节无情地打碎，因为其间“工艺”实经不住推敲。更须知晓，区区细事，往往能让历史飞动。如此明显的是，秦邦和古罗马一样，事先并无全盘的征服计划，更遑论精细的统一日程，甚至在灭掉六国之后仍未改变秦王政的纪年方式，可见，秦人并不认为自己缔造了一个崭新的帝国政府，一切只是军事上的延续。然而，一系列的偶然最终都会被追封为必然的历史，如今的我们，若要认清历史的模样，则必揭去必然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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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6.2 历史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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