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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的统一本不是由一二政治强人的私心、灵感造作而成，也不是基于“天下定于一”的理想蓝图而打拼出来的，只是有个最大的历史“积习”作为基础——各个文化圈已深刻联结于“周天下”。故嬴政并不是什么千古一帝，他推郡县是对的，绝六艺却是错的。他没有周人的自知之明，不能审时度势，枉费了周八百年的礼乐基础。想那周人面对广土众民，深知鞭长莫及，故在封建之中寓宗法，以礼乐六艺散播诸侯，实已知文化血脉才是立国之本，故后世中国必定不逃文化心理的统一，必定不同于欧洲。周室虽不济，然周文化已然根深蒂固，许多部落已然移风易俗，文明圈已然轮廓清晰。我们真该知道，只有文化同一方可言国家统一，否则便是吞并与侵略。当然，统一战争往往会演变为侵略战争，这又是古今中外无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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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好说嬴政是个“集大成者”，那些必走的过场都是帝国的赠礼，水到渠成之事也。“条条大路通罗马”实际是一则铁律，我们今日即便没有考古发现，也能推想出秦必然会以咸阳为中心大修驰道。像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这些征服者一样，维持一个大帝国必然需要建立一套新的统治体系，何况秦始皇是以“阐并天下”为己任。谁得了天下就该谁来做，不做倒是昏君了。从长久来看，秦始皇只是短暂地收编了六国，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语言到“始皇死而地分”的谶语都可看出离心。真正稳固中国的是汉朝。汉政府深知帝国需要亲民化、宽容性以及文化与信仰，这都得向传统去找。好在中国的传统里有那么一个圣人以及一整套礼制文化。孔子的理想在于重建礼乐制度及恢复社会风化。当天下真的定于一之时，朝野均会反思乱世，孔学必然回归，这是历史的铁则。正是“秦火烧不尽，儒风吹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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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在解释过去”不过是使历史失真，而“为现在解释过去”则会使历史失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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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衍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盐铁论·论儒》）这便是学者为了自身前途而解释过去的典型。如此，“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史记·秦始皇本纪》）。强势不等同于正义，这一点实在无须再作解释。可史无达诂，历史偏成了赢家如何胜、输家如何败的简单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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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一种文明（不是国家或民族）可以越过皇权帝制而进入民权时代。关于君主制度存在的必然性的讨论，无论是从何种角度，都已司空见惯，但“必然”未必就是善的。君主专制在西方的历史功绩主要是消除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葡萄牙成为第一个民族国家，它也赢得了开启海洋时代的先机。在欧洲国家相继完成了民族化的任务后，君主专制逐渐遭到抵制，早已存在的议政传统被充分发掘，经过发展便助推欧洲迈向民主化。在这里，君主专制像是一块步入近代化的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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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皆有帝制，都有借于时势、合于时势却又遗毒后世之处，然中国的帝制有其特点，不可一概而论。中国的帝制从一开始就是为兼并天下而生的，在东方特定的地理环境、文化氛围中，它只能是“天赋”的权力集中，至于向上收拢于何人，向下落实在何处，只有“天问”一途。而中国人所承受之帝制还数次带有外族压迫的特征，此种变态下的皇权不得不密不透风，不得不穷凶极恶。古罗马的西塞罗说“谁控制海洋，谁就控制世界”，而对于作为征服者的秦帝国而言，“内向”的气质仿佛是注定的。此种“内向”不是征战时的畏首畏尾，而是胜利后的一味求稳。帝制在中国为害最甚，主要在于其禁锢了文明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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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弊绝宛然如梦，多难兴邦谈何容易，专制这一具沉重的镣铐，多少人还爱不释手，而往事知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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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6.3 历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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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回到中国人十分熟悉的“瓜田李下”场景。眼前结在一棵树上的李子，能够迅速摘到它的必然是身高占优之人，可见人在生理条件上是不平等的，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高个子显然是倚仗先天优势，而与个人的道德品性、才干资历、知识涵养无关。但却不能说矮个子不配拥有李子。摘李子这个事件的过程，本身在时间上机遇上并没有偏袒高个子，也没有青睐矮个子，抛开李树所属问题，谁先摘到纯是体格问题，这就是所谓“笔杆子不如腰杆子”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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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强调历史是公平的，声称“历史的选择”，却很少注意到历史在体现为一个时间范畴时是不具备理性、正义趋向以及道德属性的，历史的推进规律就是时间本身。假定的文化形态只是时间的钟点。“历史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神圣家族》）别林斯基说：“在所有批评家中，最伟大、最正确、最天才的是时间。”非也，历史不是见证者，它对于是非善恶是冷眼旁观的，甚至在世人误解歪曲它时也不会跳出来叫屈喊冤，庸碌学者不正是借此做滥竽充数的南郭处士吗？既然如此，是李子在选择吗？非也！是这颗李子所在高度与摘李者身高偶然的匹配而达成时间上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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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李之嫌”说明，摘取本是轻而易举之事，然中国淳朴的百姓一定会说，谁摘去了就是谁的，谁能摘去就代表谁有本事。也许“本事”之说是自然的。秦何以得天下？那是因为秦军的“本事”高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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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秦俑坑中的武器，青铜剑与青铜矛锋利异常，杀伤性强，考其细节，铜锡比例合理，而其刃部磨纹纹理相当均匀、细密，有如现代机械打磨一般；箭镞制作更加精密，三棱三面几乎全等，误差极小，而飞行速度、平稳性与命中率都极高。然而人们往往不加思考地将“摘李子”这个类比运用到社会领域。“李子被摘取”作为一个结果，竟然使关于行动动机方面的评价变得失去意义，这是极恐怖之事。如果被“摘”之物正是人本身呢？谁“摘”到就是谁的，而且谁“摘”到就仿佛获得了无可争议、理所当然、天命所归、天经地义的拥有权，然后还有了主导舆论的解释权，此真是怪事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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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秦军武器的先进，而再去追美秦俑雕塑的艺术，将整个不仁不义逆转为战争美学，可乎？就如秦直道虽被追为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但其本身并没有天然的伟大价值。把人视作李子不仅是政客武夫的思维，也是一些学阀文棍的理论。只服结果，不问动因，于是人都是木乃伊，不需要征求意见，搬走就是。岂能忘“强食靡角，胜者为制，禽兽也”（《列子·说符》）。龙阳君泣鱼乃是自伤自怜，可谁又为苍生一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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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指出，秦国民众的“生路”很窄，生活很窘，秦国对待民众残酷严厉，它用权势威逼人民作战，用穷困使人民生计艰难而只能去作战，用奖赏使人民习惯于作战，用刑罚强迫人民去作战，除了作战，人民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向君主谋求利禄。秦国使人民穷困后再使用他们，得胜后又给他们记功，功越大赏越多，如得到五个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役使本乡的五户人家。如此一来，秦国当然是兵员最多、战斗力最强且最为持久的诸侯，又有大片土地可以征税。所以，秦国四代都有胜利的战果，这并不是侥幸，而是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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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实行的就是彻头彻尾的黩武主义，为了刺激国民踊跃加入兼并掠夺的盛宴，这个战争机器以军功授爵为发动机，视斩首数量为授爵的唯一标准，因此战力强劲，杀声轰鸣。只要斩人首级获得爵位，便能享有一定的土地和奴隶，取得赋税徭役上的特权，也能以爵位作为赎罪赎身的资本，争取苟活的安全保险，更能将军功传子，惠及全家。几乎一切利益都直接与爵位挂钩，故社会生活完全爵位化，爵位不再是贵族的专属，而是可以凭借自身的杀人能力改变命运的尤物。秦国禁绝人民生活中的各种诱惑，只开放提倡这种诱惑，以致秦邦沦为全民嗜杀逐利之国。商鞅说：“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唐代文豪皮日休说得好：“蚩蚩之类，不敢惜死者，上惧乎刑，次贪乎赏。”（《读〈司马法〉》）这个疯狂国家的疯狂军队焉能不可怖？焉能不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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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杜虎符（秦国兵符）来看，秦国的军权高度集中，凡征调50人以上的兵士必须经国君认可，紧急情况除外。秦人的铁血军队可能要比亚历山大的军队强大不少，这导致人们普遍的错觉，即认为若把华夏对比希腊，秦国必是东方的马其顿王国。然而，秦人更像是希腊人仇视的对象——波斯人。在西方，没有人会认为亚历山大军队征服波斯的军事行为是一场统一战争。亚历山大大帝不过是逞其欲望，横扫了“已知世界”，而秦始皇的战争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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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战争是否必定会终结，而不像欧洲那样留下永久的裂痕？只能说乱世给了六国主导封建的机会，而无意间给了秦邦征服天下的机会，秦帝国就是秦邦的最高理想。故秦邦之所谓的“统一事业”，只不过如姜尚变成齐太公一样，是一种政治“赌博”或者地理“探险”。如贾谊所说，秦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这个帝国吞二周而亡诸侯，完全颠覆了旧有的联邦体系，“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征服性质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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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成了秦帝，若没有一个秦始皇来横扫六国，是否还会有一个以大一统为骄傲的中国？华夏世界的确有永久割裂为几块的资质。若将现代领土等同历史疆域，则秦始皇并未统一中国，他不仅在华夏腹地留下一个小小的卫，还留下了华夏边缘的滇、越。秦国所为，不过是消灭能消灭的敌人，抹杀能抹杀的记忆，透支能透支的民力。中国又似有“统一命”，是否还有集权命呢？诸位只管凭吊一番横跨亚、欧、非的大帝国，再懂得一些封建郡县之辩，便知大帝国不得不集权，而集权又离专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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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看惯了王朝更迭，中国人好用“下场”来指代结局，既淡然又残酷，而且还很精准。蛮族军队站在罗马城的废墟之上，为古典文化画上句点，而我们却不能轻下断语，败亡者或许该有此“下场”，而上场者未必就该上场！秦灭六国是不是历史的选择？没有谁在选择，只是这样认为的人多了，大家也就相信了这世间该存在选择。历史学家发明了历史，而历史就是为了证明种种“选择”。如此一来，六国百姓选择了虎狼之秦，南朝子民选择了蛮族入侵，宋人选择了蒙古人，明人选择了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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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被偷梁换柱，成了那个以往被玩弄千年的“天”，天意又等同于民心，于是历史的选择就是人民的选择。若政权是在“天”的授意下，历史的选择下，民心的归附下实现和平过渡的，那么反对者们真的太过狭隘了？刘歆之言“陵夷至于暴秦，焚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此遂灭”（《移让太常博士书》），此似有夸大之处，不狭隘的人会说，秦始皇焚书不是“消灭文化”，因为兵书、史书、农书、医书以及法家之书，根本不在焚禁之列。更有人说，这些“进步”书籍都属保护范围内。可不焚便是保护吗？焚的必是糟粕吗？既然如此，全球数十亿人，假设一种恶势力仅消灭其中千万，那么便算不上反人类，反而还保护了优良人口？此真是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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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房宫的大火可作证——阿房宫并非真烧了三个月，而是后人觉得它该烧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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