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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杜虎符（秦国兵符）来看，秦国的军权高度集中，凡征调50人以上的兵士必须经国君认可，紧急情况除外。秦人的铁血军队可能要比亚历山大的军队强大不少，这导致人们普遍的错觉，即认为若把华夏对比希腊，秦国必是东方的马其顿王国。然而，秦人更像是希腊人仇视的对象——波斯人。在西方，没有人会认为亚历山大军队征服波斯的军事行为是一场统一战争。亚历山大大帝不过是逞其欲望，横扫了“已知世界”，而秦始皇的战争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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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战争是否必定会终结，而不像欧洲那样留下永久的裂痕？只能说乱世给了六国主导封建的机会，而无意间给了秦邦征服天下的机会，秦帝国就是秦邦的最高理想。故秦邦之所谓的“统一事业”，只不过如姜尚变成齐太公一样，是一种政治“赌博”或者地理“探险”。如贾谊所说，秦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这个帝国吞二周而亡诸侯，完全颠覆了旧有的联邦体系，“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征服性质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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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成了秦帝，若没有一个秦始皇来横扫六国，是否还会有一个以大一统为骄傲的中国？华夏世界的确有永久割裂为几块的资质。若将现代领土等同历史疆域，则秦始皇并未统一中国，他不仅在华夏腹地留下一个小小的卫，还留下了华夏边缘的滇、越。秦国所为，不过是消灭能消灭的敌人，抹杀能抹杀的记忆，透支能透支的民力。中国又似有“统一命”，是否还有集权命呢？诸位只管凭吊一番横跨亚、欧、非的大帝国，再懂得一些封建郡县之辩，便知大帝国不得不集权，而集权又离专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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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看惯了王朝更迭，中国人好用“下场”来指代结局，既淡然又残酷，而且还很精准。蛮族军队站在罗马城的废墟之上，为古典文化画上句点，而我们却不能轻下断语，败亡者或许该有此“下场”，而上场者未必就该上场！秦灭六国是不是历史的选择？没有谁在选择，只是这样认为的人多了，大家也就相信了这世间该存在选择。历史学家发明了历史，而历史就是为了证明种种“选择”。如此一来，六国百姓选择了虎狼之秦，南朝子民选择了蛮族入侵，宋人选择了蒙古人，明人选择了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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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被偷梁换柱，成了那个以往被玩弄千年的“天”，天意又等同于民心，于是历史的选择就是人民的选择。若政权是在“天”的授意下，历史的选择下，民心的归附下实现和平过渡的，那么反对者们真的太过狭隘了？刘歆之言“陵夷至于暴秦，焚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此遂灭”（《移让太常博士书》），此似有夸大之处，不狭隘的人会说，秦始皇焚书不是“消灭文化”，因为兵书、史书、农书、医书以及法家之书，根本不在焚禁之列。更有人说，这些“进步”书籍都属保护范围内。可不焚便是保护吗？焚的必是糟粕吗？既然如此，全球数十亿人，假设一种恶势力仅消灭其中千万，那么便算不上反人类，反而还保护了优良人口？此真是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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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房宫的大火可作证——阿房宫并非真烧了三个月，而是后人觉得它该烧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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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6.4 进退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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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战争打乱工商业的进程，中断了城市化，大定后的毁城运动、出巡周游、营建宫室、入海求仙等，又耗费大量民力。人们或许以为东方战事结束之后便是马放南山的和平，又岂会料到战车已然停不下来，负担反而比之前更重。等待着人们的可能是“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的城旦生活。于是，引出历史学中的一道经典难题——如何评判社会进步与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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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倒退，谁妄图阻止历史的向前发展，都将被历史的巨轮碾得粉身碎骨”。此话有寒意，而看官们却多会为之心头一热。你不跟着历史巨轮前进，就会给后面留下一具尸体，美好的风景总被预设在前面，这和“旧不如新”是同一道理。其实，只要有轮子，就会有南辕北辙的问题。余英时先生讲：“所谓‘历史潮流不可抗拒’，也是唯物主义决定论者故意把他们的思想和愿望化身为‘历史潮流’，以瓦解一切与他们持论不同者的奋斗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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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经济决定论观之，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无疑是向前的，可将经济成就划分为许多小项目来比较一番，就会发现评价进步与倒退完全取决于时间段的划定。单看人口，这是经济水平的体现，以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为起点，此时中国有890万户，而整个贞观之治时期的最高户数不足300万，到了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2年），户数才达到380万，到了武则天的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户数为615万，一直到唐玄宗的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唐朝的户数才追平隋朝的纪录，这个跨度长达150年。如果我们单看这150年，中国的总人口几乎在原地踏步。如果单看开元盛世，中国的人口则在猛增。如果只看隋末，我们便知道中国此刻死了很多人。当我们离开这150年向隋之前的时代看去，会发现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户数竟达到1223万户！如果我们不比较单项成绩，而进行综合评价，蒙元之于两宋是进步还是倒退，想必不难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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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往往具有欺骗性。秦人出于耕战的国策，鼓励人口增长不难理解，如秦律便明令禁止杀婴。当然，这是规定不能因为家里有太多孩子而杀掉新生儿，却并不反对父母杀掉天生残疾的婴儿，因为如此“劣质的产品”于国无用。《史记·苏秦列传》：“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清人梁玉绳所统计的秦国斩首数量超过160万，他更指出“史所缺略不书者尚不知凡几，从古杀人之多，未有如无道秦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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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从《春秋》《左传》里找出对日食、哈雷彗星记载的世界纪录，以此来夸耀先秦时代的天文学成就，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证明历史的车轮是毅然向前的。其实，这些肉眼收获与周初的土圭（原始的天文观测仪器）处于一个水准。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堆距今2100年之遥的帛片，这堆帛片经过拼对，复原为一张地图。这张地图中山脉的画法较之宋以后乃至明清时的水平更高。此类发现还有很多，于是看官们面对这样一种现象，即今人时常为古人所展现的高超工艺、先进科技、卓越见识等方面倾倒，从而赞扬先人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所处的时代。言下之意便是，先人们在他们所处时代本不该如此出色，他们所达到的成就实在超出了后人的想象。这是顽固的思维定势在作怪，因为人们印象里的历史进程是一把指向苍穹的利剑，无往不破，不曾折损。但事实却是，历史是经常倒退的，辉煌有时难以复制，也就使人永远地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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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卡莱尔所指的那团“混沌”（即历史），常被比喻为一条河，吞吐大荒。诚然，人类总是感受着类似老子所说“道”那样的“支配力”，如水之就下。所谓“支配”，其实人类还只弄清楚了部分的规律。在粒子层面，世界是随机的，而空间内所发生的变化很难区分出必然性与偶然性。可人类习惯将时间物化，时间便不至于空洞，自然如滴漏般直线发展，这是生硬不曲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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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的“历史”往往指国家民族甚至整个世界的历程，总的来说，就是群体的历史。如果借用生物学中的“有机体”来指代，接受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的启发，历史便具有可以量化的属性，那么历史就再也不是直线跃进的，那的确如河流一般了。有人说是螺旋式的，有人说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但说穿了我们要承认历史是经常倒退的，甚至还可能在绕圈圈。在此，不得不刨出“反动”一词的原意。回归“反者道之动”的道家哲学是有益的，道固然看不见摸不着，但表现在物态或势态的钟摆反复上。单纯的“反动”不过意味着事物运动的前后方向而已，“reaction”只是借物理名词来形容社会现象罢了，本无褒贬，岂料日后被政治租借，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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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道”，不由得要再次谈谈《老子》一书。钱穆先生曾云：“至《老子》书，洁净精微，语经凝练。既非对话，亦异论辩。此乃运思既熟，融铸而出。有类格言，可备诵记。颇异乎以前诸家之例矣。若《老子》著书早在前，则何其后起诸家之拙，而文运之久滞而不进乎？”钱穆先生认定《老子》成书在《庄子》之后，很重要的一条理由便是《老子》的文字较之《论语》《墨子》《孟子》《庄子》等书更为圆熟。这条理由基于一个前提，即“天开文运，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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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运真是与时俱进、代代高昂的吗？其实不然。《老子》文字固极佳，思想固渊深，然其细腻不如《诗经》，亲切不如《论语》，严密不如《墨子》，气势不如《孟子》，浪漫不如《庄子》，生动不如《韩非子》，广博不如《管子》。此“不如”不是说“比不上”，而是指“不可比”。因诸子书独具特色，各有侧重，岂能分出前后高下？以理论体系完整、逻辑关系严密而言，《孙子兵法》都胜过《孙膑兵法》，如何可以时代之先后断学术之高低？如若《老子》一书因晚出便必然超出前作，那么其后两千年便不可能有“《老子》天下第一”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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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观历史演进，社会变迁，方知不能以时间坐标来判定文明程度。希腊与中世纪孰优孰劣，岂能以孰先孰后判定？在赞誉进步之时不可忽视倒退，正是大倒退为进步让出了余地，因此很多进步都是假象，那只是在恢复从前。“古何必高？今何必卑？”此言善哉！然不可陷于非此即彼，说“古必不如今”。如“现代性”就是一个近乎荒唐的提法，因“现代”本无定性，更不具备天然的崇高。不能因为古代在前现代在后，便以为现代全面胜过古代。“复古”在中国经过几十年唯物史观的洗礼，仿佛变为了贬义词，如今只能在时尚界“苟活”。然先贤真无一个肯回头？他们也曾多次堂堂正正地高举复古大旗，老子之“小国寡民”，庄子之“混沌”，墨子之“民始生”，何尝不是复古？如果古代有当下没有的优点，为何不能复古？如果“反动”对社会人民的福祉有益，仁人志士为何不可不义无反顾地“反动”？变本身无所谓正当性，“变劣为优”才有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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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可设想置身于秦帝国治下，此时的“现代进步”便是消除了割据，实现了和平，从长远来看，确实有利于各地政治、文化、经济的深度联通；同时也废除了旧时代的封建领主制、官僚世袭制，但这种进步是时代浪潮所席卷，各国皆有，而秦国少有原创，唯做到对法家思想的忠实实践。美国1920年的禁酒法案曾因剥夺个人自由与干扰市场经济的原因于1933年废止，此让人回溯到三千年前周人的限酒宣传。然而，若使法家来强制禁酒，必是对“祭酒”民俗的冲击，好酒者更少不了牢狱之灾。这就是“今未必不如古，古未必不如今”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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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当然知道，古希腊文明并没有因为马其顿的奇峰突起和亚历山大帝国的迅速陨落而消散，相反，在前帝国的境内，希腊人为他们昔日眼中的野蛮人留下了宝贵的文明遗产。古希腊文明随着军事远征而在地理空间上大为拓展，多元文化冲突、激荡、交融的机会将古希腊文明推入了新的境界。在“希腊化时代”里，兴起了大量希腊式的城市、剧院、庙宇，而古希腊的文学、艺术、科学已达到了新的高峰。我们又发现，欧洲的文明似乎总能保留火种或转移中心，避免全面毁灭的厄运。反观秦始皇的“统一”，非但没有带来一个光辉的“华夏化时代”，反而传播恶俗，摧残文化。他本人沾沾自喜，引以为傲，以致后人也麻木于焚《诗》《书》之举，岂能想象阿育王会烧掉古印度《吠陀》《梵书》，亚历山大会烧掉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英年早逝的亚历山大当然来不及巡视自己的帝国，而嬴政却能够畅游他的天下。秦始皇吞灭六国的战争不是旨在统一华夏世界，而是为了“阐并天下”。华夏不等于海内，不等于日月所照，自然也不等于天下，此无须赘言。故“天下一统”与“中国统一”并非同一。后人不过是以汉帝国甚至今日中国的情形来论证秦朝“大一统”的合情合理。问题在于，这是一种“以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的方法。孟子相信天下“定于一”，各学派只是在“一”方式上有分歧。后世中国人之所以习惯把“统一”看作“天无二日”，且看成单一的模式，这都是秦帝国的“政绩”。而“大一统”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只能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中央政府”或者“一个唯我独尊的皇帝”。列位可曾记得，孟子还说过，天子不能把天下给予人。好心会办坏事，好人会作枪使。药与毒药，全在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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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宋楚泓水之战的古老军礼，也不提往日多少有些伪善的大国风度，商鞅之言“民如飞鸟禽兽”已然是倒退到黑暗的殷商时代。秦人拿头颅做买卖更使周人数百年的人文建树毁于一旦。且看法家那些蛊惑人心的宣言，商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韩非讲“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李斯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这一系列的“求变”似乎具有了毋庸置疑的合理性，然捏造出来的“政治真理”背后藏着不顾社会真实的蠢动。一种学说怎么能去批斗“常人安于故俗”呢？因其立意为强国，强国逻辑之下就是一种斗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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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仲连早已看穿秦国的本质，他说：“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礼义与“首功”之间有何矛盾呢？康有为在写作《军功社会》一文时开篇即说：“自秦立首功，以杀人为得爵之质，此盗贼夷狄之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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