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52515
1707052516
文运真是与时俱进、代代高昂的吗？其实不然。《老子》文字固极佳，思想固渊深，然其细腻不如《诗经》，亲切不如《论语》，严密不如《墨子》，气势不如《孟子》，浪漫不如《庄子》，生动不如《韩非子》，广博不如《管子》。此“不如”不是说“比不上”，而是指“不可比”。因诸子书独具特色，各有侧重，岂能分出前后高下？以理论体系完整、逻辑关系严密而言，《孙子兵法》都胜过《孙膑兵法》，如何可以时代之先后断学术之高低？如若《老子》一书因晚出便必然超出前作，那么其后两千年便不可能有“《老子》天下第一”之说。
1707052517
1707052518
常观历史演进，社会变迁，方知不能以时间坐标来判定文明程度。希腊与中世纪孰优孰劣，岂能以孰先孰后判定？在赞誉进步之时不可忽视倒退，正是大倒退为进步让出了余地，因此很多进步都是假象，那只是在恢复从前。“古何必高？今何必卑？”此言善哉！然不可陷于非此即彼，说“古必不如今”。如“现代性”就是一个近乎荒唐的提法，因“现代”本无定性，更不具备天然的崇高。不能因为古代在前现代在后，便以为现代全面胜过古代。“复古”在中国经过几十年唯物史观的洗礼，仿佛变为了贬义词，如今只能在时尚界“苟活”。然先贤真无一个肯回头？他们也曾多次堂堂正正地高举复古大旗，老子之“小国寡民”，庄子之“混沌”，墨子之“民始生”，何尝不是复古？如果古代有当下没有的优点，为何不能复古？如果“反动”对社会人民的福祉有益，仁人志士为何不可不义无反顾地“反动”？变本身无所谓正当性，“变劣为优”才有正当性。
1707052519
1707052520
列位看官可设想置身于秦帝国治下，此时的“现代进步”便是消除了割据，实现了和平，从长远来看，确实有利于各地政治、文化、经济的深度联通；同时也废除了旧时代的封建领主制、官僚世袭制，但这种进步是时代浪潮所席卷，各国皆有，而秦国少有原创，唯做到对法家思想的忠实实践。美国1920年的禁酒法案曾因剥夺个人自由与干扰市场经济的原因于1933年废止，此让人回溯到三千年前周人的限酒宣传。然而，若使法家来强制禁酒，必是对“祭酒”民俗的冲击，好酒者更少不了牢狱之灾。这就是“今未必不如古，古未必不如今”的道理。
1707052521
1707052522
列位看官当然知道，古希腊文明并没有因为马其顿的奇峰突起和亚历山大帝国的迅速陨落而消散，相反，在前帝国的境内，希腊人为他们昔日眼中的野蛮人留下了宝贵的文明遗产。古希腊文明随着军事远征而在地理空间上大为拓展，多元文化冲突、激荡、交融的机会将古希腊文明推入了新的境界。在“希腊化时代”里，兴起了大量希腊式的城市、剧院、庙宇，而古希腊的文学、艺术、科学已达到了新的高峰。我们又发现，欧洲的文明似乎总能保留火种或转移中心，避免全面毁灭的厄运。反观秦始皇的“统一”，非但没有带来一个光辉的“华夏化时代”，反而传播恶俗，摧残文化。他本人沾沾自喜，引以为傲，以致后人也麻木于焚《诗》《书》之举，岂能想象阿育王会烧掉古印度《吠陀》《梵书》，亚历山大会烧掉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英年早逝的亚历山大当然来不及巡视自己的帝国，而嬴政却能够畅游他的天下。秦始皇吞灭六国的战争不是旨在统一华夏世界，而是为了“阐并天下”。华夏不等于海内，不等于日月所照，自然也不等于天下，此无须赘言。故“天下一统”与“中国统一”并非同一。后人不过是以汉帝国甚至今日中国的情形来论证秦朝“大一统”的合情合理。问题在于，这是一种“以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的方法。孟子相信天下“定于一”，各学派只是在“一”方式上有分歧。后世中国人之所以习惯把“统一”看作“天无二日”，且看成单一的模式，这都是秦帝国的“政绩”。而“大一统”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只能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中央政府”或者“一个唯我独尊的皇帝”。列位可曾记得，孟子还说过，天子不能把天下给予人。好心会办坏事，好人会作枪使。药与毒药，全在于人。
1707052523
1707052524
且不说宋楚泓水之战的古老军礼，也不提往日多少有些伪善的大国风度，商鞅之言“民如飞鸟禽兽”已然是倒退到黑暗的殷商时代。秦人拿头颅做买卖更使周人数百年的人文建树毁于一旦。且看法家那些蛊惑人心的宣言，商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韩非讲“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李斯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这一系列的“求变”似乎具有了毋庸置疑的合理性，然捏造出来的“政治真理”背后藏着不顾社会真实的蠢动。一种学说怎么能去批斗“常人安于故俗”呢？因其立意为强国，强国逻辑之下就是一种斗争哲学。
1707052525
1707052526
鲁仲连早已看穿秦国的本质，他说：“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礼义与“首功”之间有何矛盾呢？康有为在写作《军功社会》一文时开篇即说：“自秦立首功，以杀人为得爵之质，此盗贼夷狄之行也。”
1707052527
1707052528
1707052529
1707052530
1707052532
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6.5 历史遗憾
1707052533
1707052534
“好头颅，谁当斫之？”此话可作文明的自信，同时也算文明的天真。之前说过，文明必是傲慢的。在人类历史中，“正义必战胜邪恶”只是童话里的铁律，而童话往往是种自欺欺人。
1707052535
1707052536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1707052537
1707052538
——《日知录·周末风俗》
1707052539
1707052540
东西周分治之后，政治局势十分紧张。一名魏国温地人欲入东周，却未获准入境，岂料这人说道：“我乃自家人也。”于是，周人盘问其住址以验真假，结果他答不上来，便被当作间谍拘留。此事惊动了东周君，他亲自派人来查问：“你并不是周人，却为何不承认自己是客？”此人先吟了一首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后说，“当今乃是周君天下，我既是天下人，则必是天子臣，如何算是客呢？”这一妙答颇得周君欢心，他终被无罪释放。周王朝的辉煌仿佛就在眼前，今落得如斯田地，诚可叹惋，看官们可有些疑问？
1707052541
1707052542
文明一定立于不败之地吗？当然不是。反过来问，赢家可以赢得当下，却一定可以赢得未来吗？他一定能够代表历史所谓的潮流吗？赢得一时算是赢吗？或者说赢得未来才叫赢？把皇帝拉下马不代表你更适合做皇帝。赢得当下未必赢得未来，这自然需要时间检验，时间不需太长，少则十余年，短命王朝便能印证这个判断。
1707052543
1707052544
秦始皇自以为功盖三皇五帝，以为历史发展到他这里已是最高点，一大批后人也真以为他就是“千古一帝”了。然二世而亡，毁掉了秦国六世先王的奋斗，足见成败不是由自己来“定性”。秦王朝用它速亡的结局宣告了法家路线的破产，而几乎遭受灭顶之灾的儒家竟然又重新成为历史的方向。这一切的变幻让人们明白了学术生命终究要比政治生命坚强得多。没有齐鲁之间的儒者那种研习不废的氛围，儒学哪能劫后余生，乃至复兴呢？正因为儒学本质上不是政治，不是制度本身，故不会随一时之政治与制度的消亡而消亡。
1707052545
1707052546
文明没有死，儒学也活着，然而历史毕竟退了一大步。变革是吊诡的，它一边制造了无数的可能，同时也毁灭了无数的可能。在先秦时代，最有可能设计出权力制衡政制的学派是儒家。
1707052547
1707052548
儒家已经将上古的军事民主制与周朝的贵族政制熟谙于心，且大有进入政府施政的新贵族之姿。历史倒退论总是提醒人们现世的政治是不济的，这意味着改变的必要。兼顾“民主”与“王道”的仁政已成为儒家的总趋势，“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礼记·缁衣》）。孔子所揭示的“民无信不立”，其实与西方政治学中的“塔西佗陷阱”有相通处。只要能认识到政府信誉之至关重要，那么致力于提高政府信誉的任何改革措施都将成为可能。在经历两三百年的理论建构、异端挑战以及政治实践后，儒家思想越来越宏阔精深，必然要如法家般进入制定详密儒家政制方案的阶段，即把“选贤任能”“禅让”等理念落实为具有可程序化操作的制度，而不再依靠孤独的身体力行与聒噪的嘴皮子。“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荀子·王霸》）。此已见出高度的自觉，儒家甚至可将法家的东西引以为用，而非相反。《周官》只是实现这些可能的小小一步。
1707052549
1707052550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期，儒家开始受到打压，商鞅早年在秦国变法已鼓吹“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儒家此后更惨遭秦火，导致学术的严重断裂。临沂在春秋后期属于鲁国，战国时还是“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天下》）。然而鲁国故地的临沂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墨子》《管子》《晏子》等先秦著作，却偏偏不见儒家典籍的踪影。王充如此说：“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论衡·书解篇》）毫无疑问，儒家得到了独一无二的“关注”，遭受到极其沉重的打击。
1707052551
1707052552
刘师培先生区分了“儒学”与“儒术”，他说：“学与术不同，学载于书，术寓于器。古代治学，惟读书凭典册，读书而外礼贵讲习。”（《左庵集》卷三）刘邦至鲁，虽见鲁儒弦歌不绝的热闹，但这已是残缺之美。讲究“身体力行”的儒术虽顽强地存活下来，但这却绝对不能减秦火之害分毫。故司马迁敢下此结论：“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史记·儒林列传》）也即是说，秦火之后，以“六艺”沦丧为标志，儒家已然断代，此后崛起的儒家就必然是新儒家。
1707052553
1707052554
秦博士伏生曾将《尚书》藏在墙壁之夹层内，以避秦火。暴秦之后，儒家不得不为保存自己去亲近反秦势力，饱受秦政打压的鲁地儒生带着孔氏的礼器投奔陈胜政权便是为了求自由空气，而孔甲做陈王的博士也是希冀弘扬儒学。“战后一代”毕竟要重新开始，此刻出现在儒者面前的是全新的帝国时代，也就是说，汉儒学术资源里的现实样本只有帝国政制。
1707052555
1707052556
汉代没有先秦的“文物之盛”，学者治学也太死，文帝在为朝中无治《尚书》的大儒而烦恼，武帝得一宝鼎便兴奋地将年号改为“元鼎”，而“今古文之争”可谓是中国学术的永久遗憾，是儒学中断甚至整个文化断代大背景的体现。汉初有的读书人已经弄不清儒、道之渊源，把“无为”的理念划给了道家。岂知孔子说舜是“无为而治”，孟子讲“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司马迁也在《史记》中把周人先祖公亶父的称谓写作“古公亶父”，是不知“古”乃“昔”之意。当然，假以时日，“新儒家”还是能在帝国的土壤上建立起汉式的选举制度，此真不易。
1707052557
1707052558
言于此，列位看官可有“一失足成千古恨”之感？其实，历史不总是喜剧，充满潜力的传统也未必就能开花结果。公元前316年，燕王哙突然把国政全部交予相邦子之，由子之行王事，他自己反倒告老称臣。且不管子之的个人才干如何，也不追究权力交接的法理程序，竟有国君肯主动践行禅让之制，这注定是一起不平凡的政治事件。燕王把三百石以上大官的任命权全部交由子之，也意味着参政议政的代表们必须向子之负责。相邦的新政府应该是内阁制的东方范本。此例一开，后事孰料。当然，此次政改由于太过激进，触怒了燕国的贵族阶层，而惊诧之友邦也出兵干涉（实际出于君权安全的考虑），使燕国一时内忧外患。最终的结局是燕王哙和相邦子之双双被杀。
1707052559
1707052560
德国历史上有几百年存在着几个“选帝侯”的局面，皇权一直处于弱势。但神圣罗马帝国在1806年一朝被拿破仑解散，选侯权丧失意义。近世的德意志反而走上了暴戾之路。故痛定思痛，否定暴政，才是中华文明史的关键一课。如此，周之于殷，汉之于秦，才与古罗马对古希腊的继承关系截然不同。
1707052561
1707052562
历史是复杂的，错误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若只有“真善美”与“动机正确”才是历史，则历史比童话还美。历史永远来不及，教训永远马后炮。呜呼！丑恶不会不请自来，美善不会求之不得。方解其中意，欲语已忘言。
1707052563
1707052564
[
上一页 ]
[ :1.70705251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