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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期间的1940年，中国的林同济、陈铨、雷海宗、贺麟等一帮教授在昆明创办了《战国策》半月刊，这批学者就是名震一时的“战国策”派。他们基本持有“历史形态学”的观念，并认同当时的世界是战国时代的重演，是民族争存的紧要关头，他们打心底地相信正义，却也明白无法依靠正义，残酷之现实便是韩非所说的“当今争于气力”。故他们必致力于重建文化，提升国力，以振兴民族。今日观之，其论或易遭非议，然其用心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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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自是沧海桑田，一度是“晋国天下莫强焉”，转眼就是“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周赧王时期，周室分为“东周”和“西周”，竟发生了“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的荒唐事。公元前255年，秦灭西周；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至此，周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八百年的封建体系完全崩塌，中国进入帝制时代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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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早早地经历了此劫，更提前上演了惨烈的“世界大战”，其跨度之长，为祸之烈，并不让于近代欧洲的任一战事。然诸位看官不能止于肤浅的历史类比，华夏之危机暴露的是全人类的病征。它此刻形容憔悴，命运堪忧，即便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淘汰论十分贴合兼并势态，但进化之精髓却未见于累累尸骨。此时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机关算尽、恃强凌弱，皆使人心情沉重；此处的政治分赃、军事瓜分、屠杀暴行、以邻为壑，尽显丑恶的国际交往。除贡献了多场惊心动魄的经典战役，乱世究竟诞生了何种于文明演进大有裨益的事物呢？都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苦水难咽，百家争鸣不过是一种不舒服的“打嗝”罢了，列强争霸中展现的新气象也不过是在增加着“国家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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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肉强食的大环境下，为政者不仅追求制度层面的高效率，诸如打击贵族，变革赋税，重构吏治等，也极其注重外交与人事关系上细节的处理。“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平原君自然晓得，为了不背上“爱色贱士”的骂名，忍痛割爱，竟以一笑之故杀美人，硬是把“荒唐过分”变成了“合情合理”。如果这是君子之举，便是一个正义沦丧时代的缩影。再看异化的制度，赋税制度与土地政策的改革均为增加财政收入，而为了驱使人民全心耕战，诸侯国先后收紧基层控制，更严防逃亡，甚至公然推行愚民和恐怖政策。此间法家逐渐脱颖而出，与君主互相利用。如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废除世卿制，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各国出于征服、戍边考虑，使郡县制得以普及，而在设置郡县的大潮中，官员造福一方的表现将成为仕途考核的关键，上计制度流行开来，但官民矛盾初步显露。郡守已不再是“封土受民”的诸侯了，他们与国君开始发展衣食父母与左膀右臂的关系。秦国倚重靠取人首级晋爵的军功制，流毒深远，其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于诸国中又最为发达，以至于后来秦始皇每天需阅览几百斤的公文，且空虚太尉一职。但是物极必反，商鞅作法自毙尚是小事，秦国自此走上不归路则是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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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韩非之流对传统道德的彻底颠覆，宣扬赤裸的黩武主义，推行刻薄的专制主义，在“伴君如伴虎”之前，掀起“换君如换骨”的政治实验。16世纪初意大利出现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强权主义学说，它崇拜“力”，在政治上蔑视一切仁义道德，为达目的，不惜玩弄任何权术与手段。西方的乱世固然也出现了此类研究统治术、鼓吹君主专制的学说，1532年于罗马出版的《君主论》从标题到内容都清清楚楚地印证了这一点。但是，西方时值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才是时代主流，《君主论》在20年后就被列为禁书。相反，东周时期的中国则是“礼坏乐崩”，人心不古，危险学说笑到最后，“人性解放”反倒如梦幻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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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的趋势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而孔子坚持的是西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儒家曾惋惜礼崩乐坏的华夏秩序，寄望于周室能成为类似于今日联合国式的世界仲裁力量，这其实也是坚守正统文化的本位，认同礼乐文明的优越性。苏秦曾经指出，如果东方六国真能齐心协力西向攻秦，则秦不可能有招架之力。这就意味着华夏世界内部的联合才是解除虎狼威胁之基础。然而，华夏的崩塌有虎狼之秦这个外因，也必有不堪之内因。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苏洵尖锐指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六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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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期，中国源起了两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与寒食节。这两个节日背后分别背负了屈子与介子的伤痛。端午节寄寓了一个追求真善美的诗人以死求解脱的义事，屈原的走投无路与彻底绝望，源自一个昏君与一个纵横家的配合。寒食节寄寓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悲哀。历来传闻的介子推“不食君禄”，急流勇退，大概只是政治的俗套。庄子说：“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庄子·盗跖》）通过这两个节日，正有助于后人认清那时代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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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华夏世界的崩塌没有峰回路转，仍是跌入深渊，但所幸劫难是短暂的。不得不承认，不论诸侯如何越制僭礼、以下犯上，他们的思维、行动、视野始终跳不出周人所构建的文明体系，再怎么翻江倒海仍只是在周文化圈里打闹，他们的贪婪抑或追求都不过是些既有的事物。即便是楚国这样的圈外人，仍然按捺不住要往圈内挤，酸溜溜地自封为王。秦始皇再怎么改天换地，宣传上还是发挥旧有的政治资源，自我标榜时还是不可避免地回归主流价值。“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周的国家联盟国体以及社会制度也许陈旧了，但文化精神与核心价值却不过时。这就意味着，当乱世终结，礼乐仍然还要回来，历史不正是这样的轨迹吗？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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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从一蹶不振到彻底瓦解，竟也用了数百年的时间，这比后世中国任一王朝的寿命都长。我们不得不正视周王朝这种内在调节的能力。若用《周易》的话语来说，凡以阳爻居阳位，或者阴爻居阴位，此谓之“当位”与“得正”，如此，一国需良好运转，也必实现“当位”与“得正”，相反，一国若百弊丛生，积贫积弱，那么必存在“不当位”和“失正”的严重问题。若一国处于某种迷惘阶段，不识方向所在，既不愿冒险一试，也不敢以退为进，那么便行孔子推崇之“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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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人类的进步，并不是由战争本身推动的，也不是仅由宽恕带来，而是通过深刻的自省来实现的。“生”与“仁”是华夏文明的核心主题，中国往后的一切灾难，大都是因为背离了此二者。人类毕竟需要看透所谓的“智慧”，“爱智慧”本不该有天然的伟大性，因“智慧”需要一种善的属性，这就是中国人讲的“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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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曾问孔子，老师您是不是圣人，孔子答曰，我做不了圣人。子贡说，老师“仁且智”，已是圣人了。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贡是见过世面，见过天地的，他认为，学而不厌就是“智”，教而不倦就是“仁”。可见求“智”不停歇，求“仁”不知倦。那么孔子本人又是如何看待“智”与“仁”呢？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水是流动的，如活性的智慧，近于宇宙流变日新的本质；而山是静止的，如恒定的善性，近于人类文明达成共识的稳固价值。长期的水作用力才能冲击切割地表，而不变的是水环绕着山。故“仁”在前，并不压“智”，“仁”是“智”的大后方，同时确保“智”的大方向，即实现爱与造福人类。换而言之，“学不厌”是无涯学海中的知识膨胀，“教不倦”则是反躬自省下的能量转移，学海汪洋经此过滤，方能为人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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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了“仁智”，才能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类国际条约的签署。人类只有悟出科技不能替代人文、和平共处是福等真理，才能避免劫难的扩大化，使奥斯维辛止于一个历史事件，而非不断发生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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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7.2 屈打成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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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淹久，商周之东西交锋已渐化尘埃，时间来到战国末期，中国的局势再次近于——“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红楼梦》）。东西对抗即将分出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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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秦邦同样面临着重大威胁，魏邦在它的眼中就如同“山东之腰”（《战国策·魏策四》）。西方的秦邦如虎狼，东方六邦则似一条蛇。虎狼“击其尾，其首救；击其首，其尾救；击其中身首尾皆救”。秦攻打魏，就如同公告天下要斩断东方的脊梁。秦欲对东方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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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昭王曾愿意用十五座城池去换一块和氏璧，此种君主焉能说他志在统一大业？秦邦发动战争起初并不是为了开创一个伟大的朝代，不是为了证明帝制的优越性，也不是为了拯救东方的人民，它只是一个不满足于温饱的强盗，富国强兵以立足于乱世，再期分一杯羹。鲁迅先生在《谈金圣叹》一文中说：“贼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贼也，要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坐寇’。”可就在不断斩首的过程中，秦国渐渐发现自己可以充当华夏的头颅，以至后来使华夏“脑后生赘”，冥顽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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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蜀王本纪》载，秦惠王欲攻打蜀国，知蜀侯贪婪，又看山涧峻险，兵路不通，于是刻凿巨型石牛，将金子置于牛后，制造此牛会拉金子的假象。秦国承诺将此“天牛”送给蜀侯，蜀侯一高兴便堑山填谷以迎石牛，秦军尾随其后，轻而易举地攻入蜀国。这是贪小失大的典型，也简直是近代以来东西文化关系的隐喻。蜀既然成了秦帝国的一个郡，那么它的历史如何书写也就由不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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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近代的确落后于西方，但落后的原因是复杂的，既要言之成理，又能以理服人，此并不是简易功夫。近代一些学者却甚为慌乱，急于一刀切，总是强调“追根溯源”，“刨根问底”，硬要在文化根源上找出破绽，以之为落后主因，其余一概划为次要。如“中国文化只有小脚与辫子”，此话全然不对，乃“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想当然”乃由不读书、不亲历造成。泡在茶馆里的落魄八旗子弟岂能代表中国人？辫子、小脚岂能作为中华文化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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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有“大文化”与“小文化”之分野。以上所言皆属小文化，小文化往往逞性、纵情、从欲，而大文化乃是根底，是道基，是经典，是师法，是头颅。所谓“习俗移志，安久移质”（《荀子·儒效》），即是说风俗习惯能改变人的想法意志，而长期安守习俗就可能根本地改变人的气质或本质。可见小文化绝不是大文化，亦不可能代表大文化。此外，荀子也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治法与乱法、贤士与罢士、愿民与悍民、美俗与恶俗，如何能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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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不是从来如此，若这般马虎了事，真可谓屈打成招！同理，“斩首”岂是华夏所尚，“虎狼”又岂是礼仪之风？不能因秦得了天下，就夸赞西边的伟大，不能因为六邦亡了，便数落东家之不济。三苏所作之《六国论》，重点已不在控诉暴秦，而在批判东方六邦，怒其不振。东方纵有万般不是，他就该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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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性乃近世一时髦话题，诸家各持己见，以鲁迅先生最为刻毒。鲁迅之论传统文化，发明“吃人”二字，此盲人摸象，性格使然，不必干涉。任何尖酸之言都是众说纷纭中之一种声音，并非颠扑不破之真理，过耳即可，无须纠缠。倘说中国人真有所谓劣根性，极有可能是“盲信”之痼疾。孔子有言在先：“道听而涂（途）说，德之弃也。”黄庭坚诗云：“三人成虎事多有，众口铄金君自宽。”可见此病“根深叶茂”。西方流传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又可见此毛病不独中国人有，同样古今中外无异。可惜近百年来中国此疾尤为顽劣，久治不愈，更陷中华文化于积毁销骨之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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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看官向来热衷于看戏听书，对表演艺术与稗官野史抱有大热忱，易养成好论人家是非之陋习。人人心中一把尺子，却只量别人不量自己，人人生有一张嘴，要达成共识也向来不易。此等看客心理，主意有余，主见不足，待到变故及身，则又易滋生茫然无措、自怨自艾乃至自暴自弃之情绪。老百姓仅有之历史知识与道德掌故又均由听闻而来，多半靠不住。束书不观者本无从考证原委，辨别虚实，更无此意愿与必要，故鹦鹉学舌、以讹传讹尚可理解。然知识阶层之中也常有人犯糊涂病，不补舆论之偏颇，反助长谬误之气焰，疯言疯语，一派胡言，此谓失职与自乱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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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说符》：“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国人的这等臭毛病太容易蒙蔽自我，以致病急乱投医。自英国叩关以来，知识阶层可谓饱尝欧风美雨之“海鲜”，所流连眷顾之“西餐”可谓五花八门，色泽鲜艳，加之广告精致，更令人垂涎。二三子振臂高呼：“西餐乃仙酒仙肴，可包治百病！”“病友”闻之，为之一振，一股脑试吃“西餐”，“中餐”自然门庭冷落。不料，“病友”饱餐之后，消化不良，上吐下泻，剧痛难当，步履艰难，又复萎靡。继而悟出一道理，心中默念“疗效来也，惟量不足”，于是“努力加餐饭”，终咬到“硬骨头”，门牙零碎，阴阳失调，面目不识，诚可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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