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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有“大文化”与“小文化”之分野。以上所言皆属小文化，小文化往往逞性、纵情、从欲，而大文化乃是根底，是道基，是经典，是师法，是头颅。所谓“习俗移志，安久移质”（《荀子·儒效》），即是说风俗习惯能改变人的想法意志，而长期安守习俗就可能根本地改变人的气质或本质。可见小文化绝不是大文化，亦不可能代表大文化。此外，荀子也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治法与乱法、贤士与罢士、愿民与悍民、美俗与恶俗，如何能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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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不是从来如此，若这般马虎了事，真可谓屈打成招！同理，“斩首”岂是华夏所尚，“虎狼”又岂是礼仪之风？不能因秦得了天下，就夸赞西边的伟大，不能因为六邦亡了，便数落东家之不济。三苏所作之《六国论》，重点已不在控诉暴秦，而在批判东方六邦，怒其不振。东方纵有万般不是，他就该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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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性乃近世一时髦话题，诸家各持己见，以鲁迅先生最为刻毒。鲁迅之论传统文化，发明“吃人”二字，此盲人摸象，性格使然，不必干涉。任何尖酸之言都是众说纷纭中之一种声音，并非颠扑不破之真理，过耳即可，无须纠缠。倘说中国人真有所谓劣根性，极有可能是“盲信”之痼疾。孔子有言在先：“道听而涂（途）说，德之弃也。”黄庭坚诗云：“三人成虎事多有，众口铄金君自宽。”可见此病“根深叶茂”。西方流传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又可见此毛病不独中国人有，同样古今中外无异。可惜近百年来中国此疾尤为顽劣，久治不愈，更陷中华文化于积毁销骨之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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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看官向来热衷于看戏听书，对表演艺术与稗官野史抱有大热忱，易养成好论人家是非之陋习。人人心中一把尺子，却只量别人不量自己，人人生有一张嘴，要达成共识也向来不易。此等看客心理，主意有余，主见不足，待到变故及身，则又易滋生茫然无措、自怨自艾乃至自暴自弃之情绪。老百姓仅有之历史知识与道德掌故又均由听闻而来，多半靠不住。束书不观者本无从考证原委，辨别虚实，更无此意愿与必要，故鹦鹉学舌、以讹传讹尚可理解。然知识阶层之中也常有人犯糊涂病，不补舆论之偏颇，反助长谬误之气焰，疯言疯语，一派胡言，此谓失职与自乱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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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说符》：“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国人的这等臭毛病太容易蒙蔽自我，以致病急乱投医。自英国叩关以来，知识阶层可谓饱尝欧风美雨之“海鲜”，所流连眷顾之“西餐”可谓五花八门，色泽鲜艳，加之广告精致，更令人垂涎。二三子振臂高呼：“西餐乃仙酒仙肴，可包治百病！”“病友”闻之，为之一振，一股脑试吃“西餐”，“中餐”自然门庭冷落。不料，“病友”饱餐之后，消化不良，上吐下泻，剧痛难当，步履艰难，又复萎靡。继而悟出一道理，心中默念“疗效来也，惟量不足”，于是“努力加餐饭”，终咬到“硬骨头”，门牙零碎，阴阳失调，面目不识，诚可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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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7.3 如此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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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发展至如今这个局面，没有东，或没有西，都不成东西。东西之间实无须各以所长，相轻其短。既然要辨，得先从言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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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论说言简意赅，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一句话的信息量与含金量都可以极高；而西方则向来多长篇大论，推演充沛，观苏格拉底与人的对话录，不厌其烦，稍显啰唆，孔子师徒的对话则是开门见山，此处便有简牍与羊皮纸的容量之别了。古巴比伦的泥版自不消说，而古印度的四部吠陀经典则是刻写于树皮或棕榈叶上，保存难度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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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先生曾和他的朋友做了一个实验，用刻刀在竹简上刻字，一个钟头竟不足30字。他于是说，不能以今日的笔记情况来推想孔子师徒讲学的记录情况，“简括”是不得已的，因为就算是刻字专家也要刻上最简括的语句。曹聚仁肯定未细读《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中有言：“古书字以竹简，误则以刀削改之，故曰刀笔。黄山谷名其尺牍曰刀笔，已非本义。今写讼牒者称为刀笔，则谓笔如刀耳，又一义矣。”当然，此说亦有不足，“简”未必就是竹简，如里耶秦简大多属木质。既然铁削刀是用于修改错字，而字是用毛笔写上的，那么速度不会如此慢。书写的速度不慢，但也着实不快，简牍书写确有掣肘处，简册之“简”与简洁之“简”真是一回事了。先哲们滔滔不绝，可苦了记录者，结果只好“一句顶一万句”。老子的五千言足见饱满，三万余字的《孟子》也可称巨帙。熟读诸子书者，若再去阅览云梦秦简和里耶秦简，便觉官署文书之语言更简，思维几近跳跃断裂。简牍易燃、易损、易佚也就算了，最可忧者是墨迹之清晰留存。里耶秦简得井底淤泥护佑，尚可观其全貌，而据《吕氏春秋》载，有一读史记者把“晋师己亥涉河”看成了“晋师三豕涉河”，可知木竹之上墨痕惨淡，所幸此谬误被大儒子夏纠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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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讲“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这是运用简质汉语进行朴素思维的必然结果。中国历史上如果真有谁的话能“一句顶一万句”，那么此人必在先秦，因先秦是一系列“原创性问题”提出的时代，其中的老子与孔子自是当仁不让。两千多年来，士人中沦肌浃髓而不为利禄者比比皆是，二人德行之馨香，原典文化之渊深，都足以吸引代代学者前赴后继。后人不能理解这份执着，以为中国两千年最优秀的“头颅”都在儒道门前磕头捣蒜，故嘲笑他们满口的道德文章，看轻他们满纸的考证推言。殊不知后世的“千言万语”都有一底本，底本不识，说理便有如话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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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举两个“一句顶一万句”的例子。老子有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前者初窥能量守恒，后者道破市场自由放任的秩序。这世界固可分为许多人种、民族，各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文化迥异，然内核也有相通处，后人或推为普世价值。诸位如何用自家话来解释这一历史进程？孔子有一句话：“性相近，习相远。”此话内涵本原人性，然而其外延却甚为广大，后人要与时俱进，便得去补充完善，“以一知二”固然不错，“以一知十”（《论语·公冶长》）自然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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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会生而知之，但对一切本质早有洞察与醒悟，只是不断陷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境地。科学、理性的任务就是捅破那层窗户纸，使一切玄想透彻明白，中国古语中所谓“发明”，正是要做助产婆的意思，所谓“创造性转化”，也是此义。“性”指人类天性与欲念的相似相通，而“习”可指个体习染、境遇或者指社会群体经历、风俗、制度等人事环境的差异，故可言“有治人，无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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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需要建构的，古人都包办了，今人还要做甚？启示应该受到尊重，后人只需补足此理，并不必挖空心思去标榜新说。千古学问不过这几字：“继往圣以开来哲。”离经叛道，往往易成野狐禅与理论怪物。怀特海说，所有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学说的注脚。章学诚也说：“凡言义理，有前人疏而后人加密者。”（《文史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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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文化要比人种多得多，而用“一个民族对应一种文化”的荒唐公式建立文化基因学说则极为荒诞。可中西文化竟被简化为“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静的文化与动的文化”“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其实，中西文明是如此的不同，又是如此的相通。相通是深层次的，基于人性，中西皆有过懵懂愚昧，一样的“混沌”与“神祇”；不同是因为“积习”，这“积习”能养出某种性格来。世间的树叶没有完全一样的，更何况不同质的事物。“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庄子·骈拇》）保存天性是自然的，抹杀天性往往得不偿失，画蛇添足、断鹤续凫之事从来不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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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性开放，一帮学者叫嚣“文明程度”“现代性”“与世界接轨”“经济进步”等等，完全不顾东西数千年的风俗差异，混淆了人性与积习。我们若能增广见闻，去游览一番“淫都”庞贝城，再稍微留心，便可发现西方艺术尤其是绘画与雕塑中的裸露与奔放的尺度是巨大的。西洋人物画虽非都是衣不蔽体，又岂是都如《蒙娜丽莎的微笑》这般端庄，从希腊古风时期的库罗斯立像到20世纪德国雕塑家莱布鲁克的《跪着的女人》，从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到毕加索的《亚威农的少女》，这种文化发育出人体艺术那是自然的，诞生性爱小说之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也是自然的，爱因斯坦说“婚姻是披着文明外表的奴隶制”也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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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东方，那些睾丸、阳具、阴毛、乳房的暴露在中国画中是不可想象的。钱玄同、周予同、郭沫若等学者纷纷指出易卦源出生殖器崇拜，此有启发之功。当然，《周易》与生殖崇拜的隐秘联系尚需深揭，老子在观察自然界生发力量的时候只不过讲了“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这生殖机能的讨论还是形而上的。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已经猜想了两性精液之融合，而亚里士多德已经发现了女性潮吹现象的存在。孔夫子更是不好意思谈及下体的，他知道那是“性也”，大儒的尺度不过于荀子的“内，十日一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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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足以见出中西文化的绝大不同，他们开放一些，我们保守一些，又不是反对性行为，接轨从何说起？中国的先哲不提性高潮，难道是他们性能力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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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中国废除死刑的学者中也有许多是犯了全盘西化的沉疴。“敬畏生命”说得唯美，其实是立论于“人最为贵”，否则叫肉食者情何以堪。看官们都晓得，在中国文化里，向来把人兽之别看得很重，如《鬻子》言“人化而为善，兽化而为恶，人而不善者谓之兽”。对那些罪大恶极的犯人，百姓会骂其“猪狗不如”“禽兽不如”“不是人”云云。在道德国度里，没有死刑的威慑，无异于率兽食人。而要求杀人偿命，反倒是基于“人命关天”。所谓“刑人于市，与众弃之”，这就是为何施死刑要给大家看。我们承认罪犯之尊严需要维护，同时也认为，百姓朴素的善恶果报观本就是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计，岂能让一些高高在上的空中法学家洗脑，而使心有大不悦？此外，看官们不可对西方世界的断头台与绞刑架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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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7.4 贵远贱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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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与先秦华夏文明自然有相通之处，比如都看不起女性与蛮族，这就是人性。人文思想被认为起源于古希腊，故一向被视为西方文化之产物，然而绝对不能说你家先有之物我家便不能有。实际上的确存在此般误解，即认为西方独有“人文主义（humanism）”“人道”“人性”“人权”，而古代中国绝无人文思想可言，人文思想乃舶来品。此言过于夸大中西文化之差异，而不计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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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明形态固有极大差异，今之学者却何必因一时羡煞妒煞，直勾勾地盯着古希腊那靠奴役弱者、以分赃维系的民主制，我们该遵守因地制宜，该认清自己的制度发明，不必追逐那一时的时髦风尚。先秦官办的智囊团式的稷下学宫就与希腊私立的哲学学校大异其趣。这一边是小国寡民，城邦林立，由小众的民主政治、残酷的奴隶制与血腥的殖民行为拓展为一个希腊世界；另一边是广土众民，大国争霸，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没落的贵族政治和崛起的平民社会即将糅合为一个直接向编户民抽税的官僚帝国。这就是包括地理、气候、人口、文化等等要素在内的“积习”。早在两千年前，中国人已经树立帝国政制，那些配套的文官制、选举制、监察制岂不是发明？西人近代建立民族国家，他们或以为民族主义与中央集权的帝制是割裂不开的，又岂知我老大中国的早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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