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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文化的表现实际就是一种状态，这个状态的优劣取决于文化体系的结构合理性与文化圈子的开放程度。如果文化有所不济，并不表示它天生不济且永久不济，而是预示着文化体系需要重构，文化圈子需要重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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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如此，今亦如此；西如此，中亦如此。文明需要碰撞、交融、传播，所以史家厌恶封闭多过旧文化。若论地理环境所贡献的大思想家，山东半岛可堪比肩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阿拉伯半岛以及印度半岛。齐鲁之地的哲人辈出，自不必一一举例，宋国处天下之中，亦能贡献思想名流，此便是多元文化碰撞之结果。事实上，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民主制并非诞生于欧洲，而是1776年的美洲。远东的日本人很难说有何文明的天资，但通过学习还是足以傲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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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非一日之功，莫要将天资看得太重，此无须反复申说。正如尼采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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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认定希腊人只有一种本土生成的文化，这真是愚不可及的。毋宁说，他们汲取了其他民族的一切活着的文化。而他们之所以走得如此远，正是因为他们善于始乎其他民族之所止。他们精通学习之道。我们正应当像他们那样，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博学，向我们的邻居学习，把一切学到的东西用作支撑，借助它们更上一层楼，比邻居攀登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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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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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看，希腊文明岂是希腊人自立的？罗马帝国又岂是罗马人独创的？他们从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学来不少，此是“天作之合”。欧洲的启蒙运动也从老大中国汲取不少养料。那些“文化宿命说”“思维决定论”从来就是妄言，文明的出路是走出来的，既非神赐，也非命定。不走而言无路，那是画地为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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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没有完美无缺的文明，这样或那样的文明都在不断变化之中，学与不学才是关键。故也没有哪种文明是纯粹或者说是“纯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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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7.5 厚今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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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子曾对孟子这样说：“大禹的乐声要胜过周文王啊（禹之声尚文王之声）！”高子可能得到一件被视为是大禹时代铸造的青铜古乐器，他大概是在把玩时发现钟钮都快断了，料想这是因为音色音质之美而使用得频繁。高子此论颇有深意，反映出当时舆论实有一种扬夏道抑周道的倾向。孟子明显不屑于厚古薄今，他说：“这怎么足以说明问题呢？城门口的车辙很深，难道只是一辆马车的力量所造成的吗？”文物年代久远，难免残损，文王之器只是年代较近，怎能说它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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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都知道“音乐无国界”，故先人有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可在有的人眼中，此乐非彼乐。他们认为只有钢琴、提琴等西方乐器演奏出来的才是音乐，而先秦的钟鼓之声反不称为音乐。乐本是音符之和谐，不成秩序者是噪音。今人实不可将“乐”狭隘化，将“乐”统统划为西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李斯曾对比东、西音乐，他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谏逐客书》）气质虽大不同，但都是好音乐。面对近代西乐的强势，中国人必须实现古乐的转化。此种转化尚称不上“创造性转化”，而是顺理成章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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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持论轻浮，不见根底，近世中国真大有人在，如一边说无须在先秦思想里找现代民主宪政的本土资源，一边却扎根希腊神话里挖掘人本主义、自由精神对民主的供养。他们不仅站在民主的立场上夸耀雅典政制的早熟，又以科学主义的视角去审视古典思想家的先见，一一追封前贤，表彰功业。某某属第一人，某某之为首创云云，这是学史编纂者的连根接脉，避重就轻，其实先哲们的浅薄臆想并不比他们的睿智清醒少。谁与古人神交，谁获先哲启发，谁得大师真传，其间附会真有信口开河之嫌。然我国学者也依样画葫芦，构建一部部严丝合缝的学术史，对历代思想家不仅追封还加鞭尸，更拒绝接纳儒家思想为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故会一再出现诸如“孔子首开思想罪之先河”这样的污蔑。这些个“建树”的确填补了空缺，但终未圆满，因为历史本不是这般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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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自由，自由的诉求是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的，自由主义不过是事后诸葛之发明。现代民主政治也根本不是民主思想的直接产物，而是历史多面相发展的最终产物。如果大众有民主诉求，那么就该结晶为民主思想，从而再开化出民主政治，历史似乎很简单，如《泰誓》：“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主政治不过此十二字而已！反之，中国无民主政治，则必无民主思想，也就谈不上民主诉求。可中国人若无民主诉求，岂非都是奴才？倘若中国人有民主诉求而未能提出民主思想，岂非都是庸人？如果中国人既有民主诉求，又有丰富的民主思想，却未能建立民主制度，那就必是现实中有巨大的阻碍。然而，数典忘祖之人却不这么想，他们自觉“逻辑”在手，便热衷咬文嚼字，总认为先哲言论经不起推敲。他们也不屑于东方的道统论，却深得欧洲人那种维护自家人、言必曰希腊式的学术史编纂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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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此处，只是给国人提个醒，在大谈自由、民主之时，不能被近世的苦难糟蹋得失去理性，不能被拼命追赶的情绪压迫得感情用事，以致将所有渴求与崇敬的目光都投向实际上并不完美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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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像样的）民主自古有之”的意见，源于两种心思，一是“这个应该有”，二是“这个可以有”。事实却是“这个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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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强说民主，那么周朝与雅典的政制同样是文明早期只属于部分人的“有限民主”，雅典公民的民主以奴役其他族群为支撑，城邦就是政治特权的共同体，亚里士多德也是社会等级制的拥护者，他甚至认为农民与工匠不应拥有公民权。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借助抽签选举，又是何等“轻率”！实际上，“道貌岸然”在《独立宣言》中表现得十分明显，那时的奴隶制仍然健在，而女性的选举权更在其后，可见全体公民的民主是晚近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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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西周，国人对野人的歧视尚谈不上严酷的压迫，而国人有着较大的权利。何兹全先生更是称整个先秦时代是“君权、贵族权、平民权三足鼎立的时代”（《中国文化六讲》）。《国语·鲁语下》有云：“天子及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内朝；自卿以下，合官职于外朝，合家事于内朝。”另据《周礼·秋官·小司寇》中记载，当国家有危难时、国家要迁都时，或者国家需选立嗣君时，小司寇必须在外朝召集民众征询其意见。从“诗人作刺”、周厉王不堪国人的言论、子产不毁乡校（不毁虽不代表不能毁，毁是可毁，但就如英法的议会，国王要解散也是可以解散的）、稷下先生“不任职而论国事”等事例都可看出社会上存在着较大的公共议事空间。说宽容，在周朝体制下源起的学派虽互有批驳，但未闻有哪门哪派火并群殴，哪位思想家被处火刑，哪位门徒被乱棍打死，也未闻各学派追杀异教徒。反观古希腊，公民触犯宗教传统便会受到严惩甚至判处死刑，而伟大的苏格拉底先生正不幸死于投票，死于“思想罪”。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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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诸贤的确有益于后世的民主、理性、科学（实际上古希腊未能把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又何尝无补于后世的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呢？我们是否该“选择性”地追根溯源呢？好的就是前人铺就，坏的就是后人造作，岂有此理呢？在修昔底德笔下，所谓的希腊文明也分一个雅典与斯巴达两大模式，而到了中华文明的评价上就成了暗无天日，一黑到底，不亦可笑乎？埃德加·莫兰也不得不承认：“欧洲历史更鲜明的标志是绝对专制政体、独裁政权、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我们无须挖掘西人的黑历史，却不能只见一端，不能因为一时腰杆被压，便不再开口说话，我们必须得问一句，中国人岂是从来就积贫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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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浅薄见识真是遗毒匪浅，培育了晚近中国人自卑的民族心理。欧洲不是“先天伟大”，不是“一贯正确”，其优越处在其“懵而能醒”，尤其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求知若渴者饥不择食，甘受愚弄，信以为真，立志摒弃传统，从此做一新人，殊不知新从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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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火焚空，终将自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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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地心说”的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若是由近世中国人来反思，首先便会狠狠揭批两千年前的希帕库斯，因为他所提出的“地球中心说”蒙蔽了西人十几个世纪。一些学者在数落自家哲人时，对西方大家学说的浅陋、鄙薄缄口不提，于是中国先民竟成了饱食千年、无所用心的劣等民族。西餐固然可口，但去论证它绝无分店则大可不必，若还去阻止诋毁它的分店，便是别有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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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7.6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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