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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北伐后在告谕天下的檄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五百年后，孙中山在同盟会纲领中再次打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在此类“种族革命”的口号中，“中华”尤重于“汉人”。若问看官们“中华民族在哪里”，估计会被视为疯子。不过在一百年前，这个问题很是时髦。西洋来犯，中国人猛然发现不能光学“奇技淫巧”，也要吸收点“文明开化”，于是捎带来民族主义。汉人与中华民族的性质并无根本差异，中华民族也只不过是汉人的近代提法。梁启超于1902年最先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时，其实就是在讲汉族或华夏族。在1905年所作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承认自己给了国人一张民族主义的“空头支票”，他直说：“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1923年元旦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明确指出：“故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的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可见，“中华民族”在当时明明朗朗是一尚待实现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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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何在？”此问题其实无须学术研究，也必然有一个坚定的回答，答案便是中华民族“就在这饱经苦难的土地上”。中华民族是应时应景的自我想象，是近代理论建构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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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流派分支，固非三言两语可以概括得尽。愈简练的词汇愈难解释，且不说中国诗话与文论里那些不好言宣只可意会的评语，就是那“国家”“民族”“历史”等寻常概念也是难以道尽。即便人类文明登峰造极，对此类问题恐怕仍是力有不逮。那么，民族主义究竟算不算近代化之一项目呢？这等粗枝大叶的问题仍不好回答。事实上，白芝皓认为19世纪才是“民族创建的世纪”（nation-building）。我们终究得承认，经验总是局限的，古今异俗，东西异俗，那么东方人一时难以接受西方人的概念，实在正常不过。若专以此诋毁东方人见识浅薄，不亦谬乎！西方历史如此，我们若非要依葫芦画瓢，全盘如此，真是不顾“形似”与“神似”之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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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限的历史经验来看，民族主义的壮大与民族国家的涌现往往使民族成分复杂的帝国产生裂痕。从此有一种叫作“民族觉醒”的价值高于王权，与民主潮流一同将欧洲推上文明的顶峰。欧洲对东方的全面优势几乎使所有学者观察世界的视角、立场都不可避免地渗入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民族主义在中国乃至东方陷入困境，且发生变异，这都是意料中的水土不服。中国实在算不上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梁启超的那张“民族支票”也被疯狂透支。可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学者混沌未开，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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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中国印象，最早也要从17世纪算起，接下来的两三百年刚好是清朝兴衰的时代。西方学者将儒家典章与社会现实相对照，发现落差竟如此之大，中国人的文明也不外如是嘛。问题在于，彼时的清能代表中华文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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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时，彼一时，以民族主义来审视中国古文明尾端的清帝国，就如堕云里雾中。清乃是帝国，而帝国没有不亡的，奥匈帝国与奥斯曼帝国都是佳证。只因帝国大多是征服、奴役他族的，岂有全国一心之事。汉人的排满思潮一直持续很长时间，而老满人的部族私心从来不绝，双方人数相差悬殊，却也成为两股僵持力量。一边是要把对方驱逐出去，光复河山；一边是将对方打为二等公民，去笼络优待其他部族（蒙古人）。一国这般离心离德，没有不乱不亡的。当慈禧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时，此老妇好歹还以中华自居，可她又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皇基永固。”可见，这统治者即便坐在主子的位子上始终还有做客之心，此等离心离德的政权焉能不亡！清欲行工业化未必就要推行民族主义，实际上也不可能为之。倡民族主义实是为自己唱挽歌，故还得继续伪装“中华”以祸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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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言之，我们何须先定一蹩脚理论，再去自圆其说。若纯以地域文化、民族血统来划分国家，那么我老大中国割为几块甚至十几块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史上本无此事，中国人也无须执着西人之民族主义，强搬硬套，此乃“削足适履”。且说“中华民国”之“民族主义”与“五族共和”。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岂止五族？其余小族如何自处？试举一例，我们若骂孔子为“中华民族之罪人”，那么孔子岂非分别为汉、满、蒙、回、藏五族之罪人？若稍嫌过分，退而说其只是汉族之罪人，那么先秦之时又何来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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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先秦，诸夏戮力同心抵御蛮夷是华夏族自觉的开始，所谓“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至秦皇汉武，混一宇内，北击匈奴，更有“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民族轮廓已然出落得清秀自然。南朝萧衍打造了一个区别于北方蛮族的正朔形象，是民族危机感的反映。有唐诗人多以汉代寓意，表明文化的传承不殆。两宋史学界曾大兴讨论正统之风。北宋与南宋关于魏、蜀孰正孰伪颇多歧见。然南宋的正统论偏重文化传统之正宗，中土沦陷的尴尬不成为界定正统王朝的重点，这开始有点民族主义的学术气息。到了明代的蒋谊，终于说出了“故接三代之正统者，如汉、如唐、如宋、如我皇明”之言。但面对元、清两代留下的帝国遗产，官史毕竟以朝代更易观做了最能照顾民族情感的处理，这是传统史观与亡国现实的一拍即合。殖民主义笼罩下的中国人，也不得不厚着脸皮努力去做帝国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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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的王朝传统已经渗透进国民心理，改朝换代的终极意义便成了天命归弃，江山易姓的官方宣传便成了民心所向。只要取得政权，总有办法证明其合法性。蛮族政权问鼎天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首要任务就是争取“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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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一词在中国历史演义中如同一个冠名商标，哪个王朝标榜为中华都可从中获利，因为这关乎自家政权在“天下”实现主导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在此层面，“中国”一词渐有同样的效用，这种效用甚至超越民族界限，所以鲜卑人、契丹人、满人皆可称“中华”“中国”云云。成王败寇的铁则下，中国人失去天下，而蛮族虽勇武却愿意让步——“局部汉化”。他们采用中华的“天命说”来辩护征服，一样开科举笼络读书人，尊重传统的政典，社会结构也基本不变，这都没有突破中国人的心理底线，那么这个外来政权便成了“正统”，从而进入煌煌巨史。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心理，朱元璋才能在檄文中毫不避讳地说：“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孙中山最初以民族复仇来煽动革命激情是一招好棋，但最终被传统思维驯服，与“种族革命”划清界限，于是说：“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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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斤计较”的民族主义毕竟无益于处理民族关系，无论是单个王朝的生存，还是整部华夏史的演进，都不重视民族主义的支撑。在先秦，有商、周、吴、越、巴、蜀、秦、楚……从来就不存在着某个单一族群的中国，而汉以其天威成为中华文明的符号却是自然而然的。汉族之名正是有赖于几百年汉室江山打下的“认同”，族名由国名得来，实际上，汉族也早就是多民族的总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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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的活动区域很早就不限于中原地区了，而且中原还常常沦陷于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汉族中早有南匈奴等外族参与，“隋唐时期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族，实际是十六国以来北方和西北方许多落后族与汉族融化而成的汉族”（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正如时人哀叹世上已无纯正血统的汉族人一样，血统论将永远失去意义，因此中华文化实际不能单指汉族文化了，单就满族和汉族而言，两族绑在一起两百多年，文化上没有合流是说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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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之民族，不宜过杂，亦不宜过纯。过杂则统理为难，过纯则改进不易。惟我中华，合极错杂之族以成国。而其中之汉族，人口最多，开明最早，文化最高，自然为立国之主体，而为他族所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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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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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各种“夷狄”只是在某一时段处于同一个部落联盟或者同一个帝国下，他们基本上没有共同的语言、生活方式、信仰以及体质特征，他们通常被军政力量凝合为一个由一族主导的统一体，构成了许多的交集，然而有时又在这个统一体瓦解后独立发展，甚至完全绝缘。实际上，帝国内外的民族矛盾，大多时候是尖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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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为国家而生，但国家并非为民族而生，民族与国家也不可能重合得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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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成立的根本是“认同”，也就是人心，这一点决定了“民族”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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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可能散落在多个国家中，而一个国家可能拥有众多的民族，如果对民族国家要求成分纯净的话，一国一族的情况几乎找不到。希冀每一个民族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国家，形同梦幻。如果现实都必须迁就人之主观愿望，那么天下势必大乱，整个世界人口都要重新洗牌，所有国家政权都要重组，此不敢想象。希特勒为圆这个春秋大梦，竟然炮制日耳曼民族标准面相，终为笑谈。而国际恐怖主义多源起民族主义，这就是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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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言之，民族自决的原则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过去不行，未来也不可能。如果硬在中国建立“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那只有两种可能：各民族的分裂主义与虚无的大中华主义。正如黄现璠所说：“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所有意欲建设‘文化共同体’的企图，无异于黄粱美梦。”先有一个中华文化圈，再结成一个或数个中华国家，最后定义一个中华民族，这个历程竟长达几千年。承认这个事实，对大汉族中心论者的确是个极大的打击。纵观数千年历史，秦、汉、晋、隋、唐、宋、明无疑都是多民族的中华帝国，但其境内却无一个叫作“中华”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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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8.6 其命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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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会有吗？何出此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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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对暴秦之后是否还会有一个中国而深表怀疑，恐怕会被列位看官嘲笑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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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看罢这台国史大戏，自能气定神闲地说：“先秦的终局不是秦，欲知后事，且听汉代分解！”此并非未卜先知，而只是出于历史惯性或民族情感而坚信中国无论如何都会继续存在，可这并不是沉思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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