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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它来自19世纪所谓“白人的责任”。但要说是“替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侵略扩张作辩护”，则未免杯弓蛇影虚张声势。我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所谓普世情怀，其实人同此心。区别仅仅在于：一、是多是少；二、自觉或不自觉；三、是否明确使用普世概念。我们民族的特点，是有普世情怀，无普世主义。情怀是好的，主义是不好的。普世情怀一旦变成普世主义，就难免强加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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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情怀变成主义，是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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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与宗教有关。严格说来，但凡宗教，都或多或少会有普世倾向。比如佛教，就主张“普度众生”。一神教的这种倾向，则更强烈。因为造物主既然只有一个，那么，所有的人，所有的物，便都是这神创造的。而且，不管这唯一的真神或真主是叫雅赫维、耶和华还是安拉，作为造物主，对自己的创造物都充满关爱。为了让自己创造的人活得更好，造物主必定要启蒙。造物主的启蒙，就叫“天启”。由此创立的宗教，就叫“天启宗教”。直接得到天启的，是“先知”；被派来拯救世界的，是“耶稣”。耶稣是希伯来语，意为“耶和华的拯救”。但无论先知还是耶稣，甚至包括他们的门徒，都负有神圣的使命——把唯一真神或真主的爱洒向人间，洒向每一个人。普世主义，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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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照你这么说，普世主义并非西方之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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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然。只不过，其他宗教不一定这么说。何况同为一神教，也还是有区别。犹太教讲特选，就讲不了普世。伊斯兰教既讲普慈，又讲特慈，普世性就没有那么强。基督教认为上帝面前人人有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就连普慈和特慈的等差都没有了，更不用说特选和淘汰。所以基督徒人数最多，新教十亿，天主教十亿，东正教一亿，共二十一亿。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基督教自认为具有普世性（Oecumenical），也并非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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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就是西方人主张普世主义的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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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成功了。成功者是有话语权的，也会有使命感。这很可怕。不是说使命感一定不好，要看是什么使命。如果说是要把别人都改造成自己这样，就不亚于恐怖主义。一种伟大文明要做的事情，应该是为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平等对话，搭建开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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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不就是使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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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使命？谁之使？谁之命？我不喜欢这个词。我也不喜欢信仰。可以信，为什么要仰？我也不喜欢启蒙。谁被蒙？谁来启？谁都不比谁傻，谁也不比谁聪明。要讲启蒙，只有天启。这就变成信仰了。结果，使命的前面还要冠之以“神圣”二字。那么请问，就你直通上帝，就你牛逼啊？所以，我不要“使命”，我说“位置”。我也不喜欢“普世价值”，我说“共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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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意志和中华的位置 关于共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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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世界上有共同价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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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比如世界各民族都不约而同地发明监狱，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就说明自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但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的观念又有所不同。东方国家一般将剥夺自由视为对罪犯的惩罚，西方法学家则认为是对罪犯自由意志的尊重。他们认为，自由即选择，选择即负责。既然你“自由地”选择了犯罪，那就同时意味着你“自由地”选择了坐牢。为了尊重你的自由意志，必须把你关进监狱。但不管怎么说，都意味着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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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民族也承认共同价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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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承认。比如“人皆有之”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就是孟子认为的“共同人性”。由此推演出的仁、义、礼、智，则是孟子主张的“共同价值”。只不过，孟子没有使用“共同价值”这个词。他主张的仁、义、礼、智，也未必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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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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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独立，自由，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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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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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请参看“易中天中华史”第二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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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民族也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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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然。诸位应该熟悉一句歌词：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事实上，我们民族早就有对独立、自由、平等的追求。比如道家，就非常崇尚自由，庄子叫“逍遥游”。墨家、道家、法家，都讲平等。不同的是，墨家讲机会面前人人平等，道家讲天道面前人人平等，法家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法家的平等是有问题的，这个以后再说。儒家虽然不讲平等，却讲对等，比如孔子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的“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为什么讲对等？因为人人生而平等，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是骨子里的东西。但儒家又要讲纲常伦理、封建礼教，只好讨价还价，不讲平等讲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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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么，我们民族对独立、自由、平等的追求实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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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相对、部分和逐步地实现。大体上说，从西周到春秋，是崇尚和主张独立、自由、平等的。因为西周封建制度是一种“分权制”，从天子到诸侯，都不集权。至少在贵族阶级那里，相对独立，比较自由，有等级但不森严。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事情就变得糟糕。不过汉唐时期，中央集权和个人自由找到了平衡点，因此中华文明达到了鼎盛。明清两代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每下愈况，终于爆发辛亥革命。整个过程，充满纠结，很有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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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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