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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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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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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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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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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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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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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内壁铭文中，第一行末尾“皇天”的“天”字，第一笔就是象征人的头部的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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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是老子给“天”勉强取的名和字，“四大”的次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则表达了中国人的古代世界观。所以，后世将“天、地、人”谓之“三才”，作为古代地理学的基础理论，而“地理”作为一门专学，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在《周易》中我们可以看到“地理”一词的最早使用情况，也与“四大”理论相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天文，俯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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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猴子时，哲学上的“自我”观念还没有形成。成为有思想的人之后，才有了“是、有、在”的概念，知道了“自在”和“自然”的时间与空间的存在。这种认识到了庄子时代，有了更高明的表述。在《齐物论》《让王》《列御寇》中，庄子率先使用了“宇”和“宙”这两个超大的时空概念，“宇”是横无际涯的空间，“宙”是无始无终的时间。古圣先哲们通过敬“天”，有了天地时空的认识。而更准确更细腻地表达它，还要一步步地加以区分与标识，世界在此过程中成为可以科学描绘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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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凤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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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时间问题，说到底都是空间问题”——我相信这样的说法。因为，对于“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那样宏大的命题，这句话更像地下车库里的箭头，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到出口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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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佩服当年没有手表的农民，他们看一眼太阳就能说出现在是几点钟。先祖的原始时间概念，想必是来自空间。人类认识了空间，才找到了自身的存在。而人类对空间的认识与占有，亦最适用那个著名的句式——“这就是历史，这就有几千年的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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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西安人在城外兴建电厂时，无意间触到了黄河文明的重要神经——半坡遗址；20年后，人们又发现了长江文明的重要遗址——河姆渡。南北两个文化遗址完整地保存着6000多年前的黄河人与长江人运用的符号和图画。我倾向于“符号不是文字”，但我愿意相信“符号与图画是文字的前生”。至少，它透露了先人的生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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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浙江，我看到的河姆渡出土的6000多年前的“双凤带日”“双凤朝阳”等骨器（见图1.3），其刻画清晰意思明确的图纹都表达了明确的朝向——日。那应该是先人最初的方向感和最为神圣的生存方位。如果地平线是秤杆，那太阳就是定盘星。以天定地是先人探索自然法则所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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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上为河姆渡骨匕上的双凤带日图。下为河姆渡蝶形骨器上的双凤朝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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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在收藏界是不值钱的，但有了图案，意义就大不一样。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一个新石器时期的陶罐，上刻有“日、月、山”三个图形合一的符号，它不仅是古人的信仰表达，也是对环境认识的一种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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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的魏国术士管辂，在其所著《管氏地理指蒙》中，特别强调天象与山岳的关系：“天尊地卑，其势甚悬，山岳乌乎而配天？盖日月星辰光芒经纬之著，皆精积于黄壤，而象发于苍渊。”在古代的堪舆家看来，天尊地卑，地上火水石土与天上的日月星辰的气脉经络是相通的，所以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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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献都说“殷人尚鬼”，其实，不仅在殷人那里，在此前与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月、星，都是我们的先人要拜的神。因而，“日、月、星”是甲骨刻辞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时空字词，每个字至少出现过1500多次。细观问卜之道，就会发现商人为后人留下不少关于空间的可贵探索。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古书中出现的日、月、星，都看作是古人的最为重要的方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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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上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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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上后下”这里说的可不是挤公共汽车“潜规则”，而是要讨论：古人是先知上下，还有先定左右？这问题看似简单，却简单到无法回答。在已知的古代文献中，“上下左右”这四个字，同时存在于甲骨文中。我只能自以为是地认定：先上下，后左右；而且，上下二字，上为先诞，下为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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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上”，造得很像个“二”。只是一短一长的两横都略向上弯。那长横显然是作为基础面——地面——出现的，而短横则是标示位置的。在饶宗颐先生的《吴城字符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江西吴城出土的商代陶器符号中，已经有一些符号有了某种“上下”的意思（见图1.4）。祖先最初的“上”，近于广东人今天还在说的“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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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似乎不用说“下”字了，它刚好是一个翻过来的“二”，一长一短的两横略向下弯。意思显而易见。上下二字，在金文向小篆过渡时，为了不与计数的“二”相混淆，增加了一竖，上下二字就此改造成近于今天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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