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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四年，朱棣下令筹建都城，经过十余年的筹备，永乐十四年（1416年），朱棣下令在北京建一座西宫开始，北京紫禁城的兴建也从此算是正式开始，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工程正式告竣。整个北京城的营造从筹备到完工整整用了14年的时间。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元旦，朱棣在紫禁城中恢弘庄严的奉天殿接受了群臣的朝贺，宣告天下：大明的都城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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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朱棣病死在第五次北征的路上。但明朝将都城定在边疆而保卫边疆的传统被清朝承继下来。虽然，大清为北平城的建设做出巨大贡献，但这座都城的大格局已经在明朝定型了：城中心有一条庄严、笔直的中轴线，中轴线两侧是堂堂正正的对称街区，城中部有层层叠叠的紫禁城宫殿群，宫城周边是工工整整的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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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代开始，燕京之地，就被选为国都，元、明、清三代都城有些移动，但大体上已定在了这里（见图4.11）。选择此地定都，除了元蒙旧都即在这一带的故土因素外，也是受当时的势力所限。1267年开工兴建大都时，江南的南宋还没有完全灭亡。所以，这个都城只能游离于传统之外，再创新的传统了。元的汗国传统，是将四个皇族血亲分封于西域与中亚，建立相对独立的四大汗国。这一行政方式与历代不同，其地盘之大，也是空前绝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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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反元建明，原本想于中原西安定都，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元朝的集庆路，改其为应天府（今南京）。燕王朱棣寻下王位后，也没迁都西安，而是先择了他的龙兴之地，以燕京为都。北京从前的内城是在明太祖1370——1419年建造，内城周长约24里，一共有9个城门，老北京话说的“四九城”，就是内城东西南北的四面城墙和它的九个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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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承明制，也没再迁都，以城市规模而论，天下没有比它再好的都城了。清不仅没有迁都，甚至，对这个都城也没再做大的改造。所不同的是，只在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方面。内城以皇城为中心，由八旗分立四隅八方。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大清将子弟兵，在城里摆出了阵形，似乎这个模拟的格局可以守住天下与皇权，但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天下的格局，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一切变化似乎从大金选择这里作为都城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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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这幅北京旧城变迁图，描绘出自金朝以来，历朝在这里建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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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内而生的旧世界，正变为向外扩展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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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 [:1707057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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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 第五章 家即天下，万国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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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天下”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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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与“下”这两个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但凑成“天下”一词，则是西周以后的事情。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天下”一词，最早文字样本存于《尚书·大禹谟》之中。如，“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此时的“天下”，从词面上看就是“天之下”，即所有土地的意思；若从民以王为“天”的角度看，它又是“天子脚下”王权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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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天下”在春秋战国时，还多是纸上谈兵，但到了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时，“天下”已有了真正的“一统”意义。秦统一中国后，不论是从“所有土地”，还从是“王的世界”来讲，其“天下”都偏于内指。此时的中国，北是荒漠，西是流沙，西南是高山，东与南皆是大海；其“天下”观也好，观“天下”也罢，终究跳不出先秦以来形成的“中原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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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以后，尊重“传统”的中国，渐渐成为“传统的中国”。祖先说：我们居天下之中；后人就认为：中国是天下的核心。汉代的“天下”，已不仅是指君临所及的王土，大汉已将“天下”观扩展为“华夷”观。华夏是天下的中心，文明的中心，华之外是夷；从中心向四边延伸，越处边缘，就越野蛮荒芜。这种以中国眼光看世界，以中国方式对待世界，成为中国式的天下观和中国式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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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认识也不是没有来由。让我们先看一看秦始皇的“天下”——秦的版图。如果仅从海疆来看，秦的海岸线与今日中国的海岸线差别不大：东至朝鲜半岛，西至越南湾；但我们若观察陆疆就会看到，西部与北部变化巨大。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清代的“海棠叶版图”，就会感到海陆两疆的变化完全不成比率。从陆上变化多、海区变化少的版图现实看，天朝“宁边”的诉求，远远大于扩张的需要。尤其是当我们再以长城作为历史回望的焦点时，就会看出历代君王为“治边”“抚远”而做出的种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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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秦以后的中国皇帝都失去了以武力获得“天下”的扩张意识（这一点，元朝是一个例外）。相反，儒学传家的中国人，汉以后多以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的思想对待“四夷”。古代中国的“天下”实非侵吞小国的扩张“天下”，尤其是西部与北部，那是汉唐以来的战争与和亲、分治与一统的多重政治变奏中，一步步经略成的边疆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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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中国确实拥有着巨大无比的“天下”，其版图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东方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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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居天下之中”的中土王朝，对边缘政权或周边国家都不存在“食货”之需求，即使是人口最多的清朝，也就4亿人，中国也基本是自给自足。滋长“天下一家”和“四海归一”思想的不仅是中国之内因，外因也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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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边缘小国就对天朝的商贸、文化与政治有着依赖性。唐宋以来，日本、朝鲜一直是以中国的文化典籍为正宗。日本遣唐使来中国取经的故事就不用说了，宋时高丽使团每次来华，也都要带回大批书籍。史载，淳化二年（991年）高丽使者从中国带回《大藏经》《九经》《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等多部书籍。而宋理宗时（1225——1264年），即日本镰仓时代，日本商业迅速发展，但铜钱跟不上流通，日本市场干脆使用大宋的铜钱作为流通货币。中国不仅在文化经济上影响周边小国，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要以宗主国的名义摆平这些小国的内部斗争和外来侵扰，而小国领袖也都以到中国领到执政大印或诏书为王权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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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有了一种超越地理意义的人文构想：在“天下”这个最大化的空间单位里，中国是核心，所有的次级空间，都如“五服”“九畿”一样围绕着它。在这个“天下”里，所有的“外”，都是“内”。如这幅朝鲜人绘于17世纪的《天下图》（见图5.1），它可能源自中国明朝的地图，中国被描绘成一块巨大的中央大陆，外圈是内海，再外一圈是岛屿或环状大陆，再外一圈是外海。虽然，地图名之为“天下图”，但中国仍是天下中心、文明中心，从中心向四边延伸，就是野蛮荒芜的“马蹄国”“长臂国”。对尚未认知的地方，皆为八荒海外，则是圣人存而不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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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这幅《天下图》，可能源自中国明朝的地图，虽然，地图名之为“天下图”，但中国仍是天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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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天下”观影响下，古代中国形成了中土王朝的最为简单的外交关系：“华夷”和“朝贡”。这种观念一直维系到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那之后，我们很少再用“天下”这个词了，末世王朝在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中发现，这个世界已非“一姓天下”了。连“天下”这个词，也被后来的“世界”与“国际”这些词一点点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