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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有了一种超越地理意义的人文构想：在“天下”这个最大化的空间单位里，中国是核心，所有的次级空间，都如“五服”“九畿”一样围绕着它。在这个“天下”里，所有的“外”，都是“内”。如这幅朝鲜人绘于17世纪的《天下图》（见图5.1），它可能源自中国明朝的地图，中国被描绘成一块巨大的中央大陆，外圈是内海，再外一圈是岛屿或环状大陆，再外一圈是外海。虽然，地图名之为“天下图”，但中国仍是天下中心、文明中心，从中心向四边延伸，就是野蛮荒芜的“马蹄国”“长臂国”。对尚未认知的地方，皆为八荒海外，则是圣人存而不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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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这幅《天下图》，可能源自中国明朝的地图，虽然，地图名之为“天下图”，但中国仍是天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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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天下”观影响下，古代中国形成了中土王朝的最为简单的外交关系：“华夷”和“朝贡”。这种观念一直维系到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那之后，我们很少再用“天下”这个词了，末世王朝在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中发现，这个世界已非“一姓天下”了。连“天下”这个词，也被后来的“世界”与“国际”这些词一点点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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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一样游动的“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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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命的秦朝，建立了统一的集权国家，却没有来得及编纂秦的国史。立国前后，曾有吕氏集百家之长，编出名为“春秋”的大作，但记录的却不是国史。秦灭六国，百废待兴，无暇写史，也无暇修史。大汉代秦，天下再度一统，文武二帝，天下太平，这才有闲编纂大历史，这才有了编史第一人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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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我国史官中的开创性人物，他的遣词造句就成了后来的定式与规矩。比如，这里所要说的“行国”，就是他的创造。太史公的创造这个词是否得之于《诗经》，我们不得而知。人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行”与“国”的粘连，似乎也止于《诗经·魏风》中的《园有桃》。其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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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有棘，其实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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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忧矣，聊以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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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句诗，郑玄释为：“聊出行于国中，观民事以写忧。”这里的“行国”，也就是行游于国中。这个意思显然不是太史公的“行国”之意。那么《史记》中出现的“行国”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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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没有将国别史分章列出，这类的东西都放入到“列传”中，太史公的“列传”十分庞杂，既有人物，又有列国，既有经贸，又有风俗。“行国”就出现于《大宛列传》之中。《大宛列传》是一篇人事与邦国混杂记叙述的列传——“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它主要记录了“张骞通西域”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又借此事件记录了几个西域国家。“行国”作为名词，首次出现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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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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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大月氏同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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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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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的“行国”，已讲得明明白白，就是“随畜移徙”的游牧政权，汉代的壁画中也有这类内容的反映（见图5.2）。后世，也有进一步解释“行国”的，即“不土著”，也就是不依土地而居的居国，不以农耕为本，逐水草而居，不筑城建郭。如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要找的月氏国，就是一个典型的游牧之国，忽而东，忽而西，后来还分出了大月氏和小月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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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行国早在商朝就和中原人打交道，后来的于阗国，也就是今天的和田一带，那里出产的美玉，曾经贩运到了商的首都。而先秦的许多国家，也都是“行国”，就连秦国的先民，也是从甘肃东部的“秦夷”，慢慢向东移动进入了今天的陕西。秦的子子孙孙，打打杀杀，东移南下，最后“行”出了一统疆山。“行国”固定后，其统治核心基本不动，只有周边时不时地向外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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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此为西汉匈奴人的牧羊图，反映了西域行国“随畜移徙”的游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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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汉文化对于边周边地区，或者说对于周边“行国”，完全称得上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汉实行的是封建制度，而匈奴等“行国”实行的则是奴隶制度。但是，汉人的农耕文明却不是当时华夏大地的主流，中原之北、西、东诸“夷”都是“不土著”的游牧政权。这些逐水草而居的马上英豪，经常风一样地侵入中原，又风一样地离去。“行国”的不断侵扰，令汉武帝头痛不已。只有摆平了“行国”，大汉的天下才能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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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比文帝更有征伐资本的武帝，在公元前138年启动了摆平西北“行国”的宏大构想，其中最为后世称道的即是派使西行。西行带回的信息，不仅开阔了大汉的眼界，也直接促使了许多“行国”，在后来的或战或和之中，渐渐融入到大中华的版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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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到底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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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高祖高后、文帝景帝等几代领导人的经营，汉至武帝，政府已有消除边患的资本，但对待风一样飘来飘去的匈奴，刘彻还是寻不到一个彻底根除边患的办法；思来想去，还是先秦远交近攻的老办法——选使西去和匈奴身后的游牧政权大月氏联盟，即使构不成夹击之势，至少也可钳制匈奴。这个算不上英明的决定，却为后世留下了一个伟大壮举——“张骞通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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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8年离开长安西行的张骞，没等走到大月氏，就如预料的那样被匈奴抓到了。张骞不仅做了俘虏，还被“和亲”，娶妻生子了。后来，张骞成功逃亡，辗转找到了大月氏。但已定居西域的大月氏，无意再做行国，也不愿回师东进与匈奴为敌。灰心丧气的张骞靠着运气逃回阔别了13年的长安。虽然联盟失败，但大汉却从张骞那里得到了闻所未闻的玉门关以西的信息。这些信息后来成为《汉书·西域传》的原始线索，“西域”这个新鲜的地理名词，也是从这里第一次载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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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赴西域之前，汉朝投向西方的视野，基本上停留在玉门关一带，没能跳出《禹贡》所说的九州。公元前119年，朝廷决定派张骞率领300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再赴西域，游说乌孙王东返。乌孙虽然没有答应东归，但却派使者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其中，大汉与西域马的“贸易”，成为双方最初的交换。1969年在甘肃武威发掘的东汉“守张掖长张君”墓葬中出土的铜奔马（见图5.3），即后来被命名为“马踏飞燕”（中国旅游标志）。它反映的不仅是汉代“通西域”的良马贸易和尚马之风的延续，同时也反映了武威因汉人尚马，而发展成“凉州畜牧甲天下”的良马交易、繁殖基地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