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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年即明正德十二年，葡萄牙使团从海上来到广州。在大明皇朝的眼里，他们是来朝贡的番使，只是此前从未听说过这么一个“番邦”，也从未见识过那么野蛮的习俗，“贡船”驶入珠江口，竟用杀人攻城的火炮来表示友好与尊重。这些“礼炮”让怀远驿的守备吃惊恼怒，于是，葡萄牙的“贡使”被扣在光孝寺学习了三天的天朝礼仪，然后，才定好日子引他们去见总督陈西轩公。这件事《广州通志·夷情上》记载很清楚：“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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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从何时开始称西人为“佛郎机”，又为何以“佛郎机”称之？我们从《元史》及一些元代的文字中，可以看到，那时已即有“富浪”或异写为：茀郎、法郎、佛郎、拂郎、发郎的译音。如，元代诗人顾瑛《天马歌》中即有“至正壬午秋之日，马天西来佛郎国”。可见，元人已将欧洲称之为“佛郎国”。这里的“佛郎”译音，也就是明代的“佛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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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郎机”之名，应当是历时几个世纪，经东罗马、阿拉伯地区辗转传至中国的。按照利玛窦神父的解释，西亚人将欧洲人称为法兰克“Frank”。中国人与西亚素有往来，便随了他们对欧洲人的称呼，因为发不出“r”这个音，就成为“佛郎机”。这个称呼，最初并无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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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马来半岛、苏门答腊或爪哇岛来说，“佛郎机”绝非善类。1511年，葡萄牙“战神”阿尔布克尔克攻陷马六甲。满剌加（马六甲）国王苏端妈末派使者向大明帝国求援。十年以后，也就是“佛郎机”已经来广州“朝贡”之后，明武宗换成世宗时，才想起让兵部议一议这件事，并大大呼呼地下了一纸诏书：令佛郎机，退还满剌加，并谕暹罗等国前去援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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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皇帝，为什么敢给佛朗机国下诏呢？看看《明史·佛郎机传》就知道了，原来明人认为“佛郎机近满剌加”。大明以为它是臣服中国的一个南洋小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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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以来禁海，外番贡使从海路来，限走广州。见怪不怪，如今多了个回族打扮的佛郎机，似乎也不足为奇。若不是他们过分剽悍凶险，经常如海寇犯边扰民、劫财掠物，天朝似乎也不会特别注意他们。但是，由于他们在中国海岸的暴行，天朝民间出现一些关于他们的恐怖传说：“番国佛郎机者，前代不通中国。……其人好食小儿……法以巨镬煎水成沸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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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吃人故事，见于1574年阎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当然，记载这段故事的远不仅这一部书。佛郎机在明朝的印象早已被涂抹得一团漆黑。这里有外夷的暴行，也有国人的想象。1521——1524年间发生在广东屯门岛与1549年发生在福建走马溪的剿海战役，使佛郎机人的形象进一步恶化。他们被中国抗倭海盗生擒、斩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出现在中国史书中的怪诞甚至丑陋的译名，诸如别都卢、疏世剌、浪沙罗的哔咧、佛南波、兀亮别咧、鹅必牛、鬼亦石、喇哒，据说还有“贼妇”“哈的哩”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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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佛郎机与满剌加都分辨不清，就更难辨清历史上合合分分的葡萄牙与西班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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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道美洲，并于1565年占领了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晚半个世纪来到中国海岸。大明官民仍把他们也称为“佛郎机”。于是，有了澳门的佛郎机，有了吕宋岛的佛郎机。转眼又有西洋人杀到了家门前，《辛丑年（1601年）记事》中说：“九月间，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亦不知何国人。人呼之为红毛鬼。其人须发皆赤，目睛圆，长丈许。其舟甚巨，外以铜叶裹之。入水二丈，香山澳夷，虑其以互市争澳，以兵逐之。其舟移入大洋后为飓风飘去，不知所适。”其所谓“红毛鬼”，就是荷兰人，这伙人并非“为飓风飘去，不知所适”，而是，转而打台湾主意，1604年荷兰人攻打澎湖，1624年荷兰人离澎湖而占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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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在康熙初年编定成书大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仍说，“佛郎机国，在爪哇南，古无可考……素不通中国……略买食小儿，烹而食之。”甚至到鸦片战争时，中国人绘制的宣传画上，西洋水兵仍是红毛怪物（见图5.11）。以为西洋人是妖，后来也生出了义和团以妖术抗击西洋鬼子的可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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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的误解越深，造成了我们与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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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 直到鸦片战争时，中国人绘制的宣传画上，西洋水兵仍是红毛怪物，政府奖励民众擒此会游水的食人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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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娱自乐的“万国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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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喜欢用抽象的数字表达具体的收获。比如，万国来朝。在封建王朝的概念中，万国来朝就是全世界都臣服于中国的意思。实际上把目前在联合国挂号的国家全都算上也就200来个。万国——姑妄说之，姑妄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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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这个字甲骨文中就有。表现的是草木间，日初升、月未落的图景。《说文》解：“朝，旦也”。后来它演变为，朝拜之意。再后来，又引申为朝向，面对。百鸟朝凤，百花朝阳。朝，在很多时候，将方向与态度一并表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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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有个来中国执教的外国足球教练，他对中国的球员说：“态度决定一切”。大家都把这句话理解为：洋逻辑。其实，恰恰相反，这句话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外国人才不认为，态度能改变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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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说，黑格尔所谈的Eigentum问题，通常被译为“财产”。其实黑格尔讲财产的同时，也有所有权的意思。西方概念中，财产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的概念，其中包含了所有权的意思在里边。也就是说，一个东西只有被人占有了，它才是个东西，而占有东西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不占有物的人，没有所有权的人，不是社会意义上的人。甚至，不占有东西的人，本身就是一个东西，就要被人占有（这让我想起了黑奴与畜奴制）。这就是西方的普遍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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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西方完全两样，物与所有权是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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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哲学会轻松地将千里之外的东西划为己有，是不是真的具有所有权，是不是真的占有，全都不管。正如《诗经》所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而，我以为郑和下西洋时，财大气粗的大明王朝不是不想占有世界，而是天真地以为它已经占有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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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有个习惯，每当外国友人带着礼物来见我们的皇帝，天朝都会对全国人民说，某某国来朝贡了。在全国人民的意识中，那个来访问的国家就已经臣服了，当然也无需再去占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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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期，中国为世上强大的国家，连接东西双方的通商大道行旅不绝。首都长安在当时已经是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国际性都市，并且成为欧亚大陆上的一个活动中心。在长安的街道上，各类种族、肤色的人群熙来攘往，呈现着嘉年华般的热闹与多样。如唐代画家阎立本的《职贡图》，描绘的便是唐太宗时，南洋的婆利、罗刹与林邑国等前来中国朝贡及进奉各式珍奇物品的景象。画上绘有二十七人，如同游行的队伍一般，自右向左行进。行列中央有仆人持伞盖随行的，暗示出使者的尊贵地位。画中贡品有鹦鹉、怪石、象牙等等，其样式之多，令人目不暇接（见图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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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来，中国与非洲和西亚交往增多，非洲与西亚国家给中国送来的礼物中，最受天朝欢迎的动物要数长颈鹿了。因为，当时的中国人不认识这种动物，就硬把它说成是麒麟，而麒麟又是传统中的祥瑞之兽。这种动物作为贡品，既体现了天朝的威风，又给天朝带来了福气。所以，在明清两代的绘画中，都能见到外国使臣朝贡麒麟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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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说过：“只有实体才是主体”。中国当然是个大实体。但古代中国哲学不重实体，爱玩虚的。以虚代实，以无为有。这样的主体用一个“朝”字，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给架空了。这样的“朝”，不仅不是实体，有时连方向都不是，态度更靠不住。“万国来朝”的游戏，祖宗们玩了千百年，直到“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光绪一干人等，朝——西安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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