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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不甘于消极防御匈奴，采取了积极反攻的策略，命蒙恬率领30万人，修筑一条快速驰往北方边境的道路——秦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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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直道是名副其实的“国道”（见图6.3）。它北起九原郡（今包头市西），南抵秦都附近的云阳（今陕西淳化县北）。从直道考古来看，路面一般宽23~26米，最宽处达47米，道路坡度平缓，相当于今天的二级公路标准。展开秦朝古地图看，这条全长约700多公里的大路，保持着几乎垂直的南北走向。所以，古人称它“直道”。由于这条大道宽阔平坦，可供大队人马疾驰，所以，人们又称它为“驰道”。当年，在这条大道上，铁甲骑兵仅用3天时间就能够从秦国的都城咸阳赶到北方的阴山脚下。所以，今天的人们更愿意说它是中国最早的“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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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秦始皇非常重视道路建设，在不长的执政时间内，在秦国修建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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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道的便利，使秦军能够在匈奴来犯时，火速赶到阴山进行抵抗。史载，直道修好之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可见这条直道的威力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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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考古发现证明，秦直道生土路面距地表的平均堆积厚112厘米。按年平均堆积厚度计算为352年，即路土形成的时间贯穿几乎整个汉代。如果考虑到路土层的密度和坚硬超过其上的两层，其堆积的时间要超过352年，这表明从两汉到魏晋或稍晚，是秦直道频繁使用的主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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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认为：秦直道修筑之初，主要是考虑它的军事用途，但真正用于作战的时间反而很短。在汉代以来，秦直道在经贸交流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是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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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4年，蒙恬率领30万人修筑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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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2年，蒙恬又领30万人修筑秦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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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工程都是秦国的重点工程。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没有“人海战术”是绝对完不成的。但我实在算不出当时的秦国，究竟从哪里弄来左一个30万大军筑城，右一个30万大军筑路？只能依据史料进行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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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战争中，人的因素是决定一切的。有专家推论战国时，秦的人口是最多的，超过六国任何一国的人口。那么多的秦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天时地利都帮了秦国。秦在华夏大地上，属于一个边缘国，有着巨大的可扩展空间。不像韩国、魏国夹在中原诸国之中，也不像齐国在海边，没有多少扩展的可能。而赵国北临草原，草原气候恶劣。燕国偏居北端，气候寒冷，唯南端的楚国，面积广大，都是气候适宜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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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在统一六国之前，先获得了陇西与蜀，不仅国土面积变为最大，而且也获得了巨大的天然粮仓。这使秦国在人口总量发展上，获得了优势。有学者粗算，十年统一战争时，秦国的人口大约有500多万，其中100万人充了军，遂成为真正的军事强国。至于治国方略，其实与六国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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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国渠完工的那一年，秦始皇发动了统一中国的全面战争。统一六国后，天下优势全归了秦国，其人力物力在当时世界来讲，都是老大。修两个让全世界吃惊千年的工程，亦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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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给秦以独一无二的机遇。秦创造的是空前绝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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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直道的终点是北部的九原郡（今包头市九原区麻池古城），善于攻城掠地的秦始皇，一定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九原郡是阴山脚下的一块风水宝地，后人总结这里的地理环境说：前有抱（指黄河环绕），后有靠（指北靠大青山），东有川（指土默川），西有套（指河套地区），中间有照（指阳光充足）。九原郡不仅是秦直道的终点站，也是北部边疆的前哨站。这块风水宝地，解决了驻扎在阴山的大批秦军的部分粮食问题，成为了秦军的最后，也是最靠前的一个战略要地，为秦始皇实施“北抗匈奴”的战略提供了重要保障。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为包头后来成为“塞外通衢”、北方地区重要的“水旱码头”，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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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似乎对直道的修筑，没有太好的印象。他在巡游北方，沿秦直道返回时，眼见长城、直道工程之浩瀚，人民为其付出之艰辛后，发出了“吾适北边，沿直道归，行见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的感叹。所以，在司马迁写的《史记》中，对秦始皇筑直道的原因，他只留下“始皇欲游天下”这6个看似负面的记录。其实，“游”在古代皇帝那里，并非游玩，其真正的意思是“巡行”“临察”“游观”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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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参没参加直道竣工的“剪彩仪式”，史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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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到底用此直道，“游”了天下没有？也是史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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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倒是选择了一个最重要的时刻，将秦始皇与他的直道一并写入历史。那是公元前210年，当了12年皇帝的秦始皇，在第五次视察天下的归途中，病死于沙丘平台。随同出巡的赵高、李斯决定密不发丧，从直道归。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行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这是秦始皇“走”秦直道的唯一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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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以后，随着中原王朝政治统治中心的东移洛阳。秦直道的功用就开始减退。而且，随着秦直道地区水土流失，气候变化等因素，直道的很多地段被洪水冲垮。另外，秦直道的重要功能也被更多方便快捷的道路所代替，它渐渐荒弃，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而今残存的一小部分，也已经模糊难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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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西域，为招兵买马而开的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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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文献里，我们找不到“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它完全是外国人生造出来的。事情要追溯到流行跨国旅游的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弗尔南德·李希霍芬借助旅行与访问，先后6次进入中国。1877年，他开始整理出版五卷本的《中国：我的旅行与研究》，在第一卷谈及中国经西域与希腊至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时，首次将这条东西干道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个地理学新名词，后来被德国的赫尔曼所接受，并将自己1910年出版的东方学著作题名为《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真正使这个名词成为20世纪的学术用语，并推向跨世纪显学位置的是斯文赫定。这位终生未婚的瑞典学者，在中国的最大名声是发现了“楼兰古城”，而在西方，他几乎是东方学的代名词。他在德国读大学的时候，正好认识了创造“丝绸之路”一词的弗尔南德·李希霍芬，后来，他将自己的西域研究著作定名为《丝绸之路》，也是一种天然地传承。从此，“丝绸之路”的概念就扩大到了整个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路线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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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个西方视野下的东方命名，在二战后并没有得到更高的国际认可，因为，还有漫长的“冷战”期。后来，“丝绸之路”渐成焦点，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是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再一次与“国际”融合。二是中国改革开放，此前中国许多地方都立着“外国人止步”的牌子。这两个节点打开，为世界重新研究中国文化奠定了政治基础。于是有了标志性的国际交流活动——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为期10年（1988——1997年）的“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原本还有人认为应是“玉器之路”“瓷器之路”“皮货之路”“骆驼队之路”等的诸多说法，都因联合国的这个以“丝绸之路”来冠名大型活动而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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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陆路“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与外国的“传统”说法，都是以“张骞通西域”为开端的，——这完全是一种因果颠倒的理论。如果我们相信《史记》，尊重《汉书》，就应看清楚这些文献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张骞两出使西域，皆为“招兵”，李广利两次远征西域，皆为“买马”。如果，我们依班固的史笔来论定东西政治经济通道，此路应为“招兵买马”之路。至少，在《汉书》及《后汉书》的框架里，这条西域通道与丝绸贩卖，完全是两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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