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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以后，随着中原王朝政治统治中心的东移洛阳。秦直道的功用就开始减退。而且，随着秦直道地区水土流失，气候变化等因素，直道的很多地段被洪水冲垮。另外，秦直道的重要功能也被更多方便快捷的道路所代替，它渐渐荒弃，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而今残存的一小部分，也已经模糊难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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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西域，为招兵买马而开的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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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文献里，我们找不到“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它完全是外国人生造出来的。事情要追溯到流行跨国旅游的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弗尔南德·李希霍芬借助旅行与访问，先后6次进入中国。1877年，他开始整理出版五卷本的《中国：我的旅行与研究》，在第一卷谈及中国经西域与希腊至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时，首次将这条东西干道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个地理学新名词，后来被德国的赫尔曼所接受，并将自己1910年出版的东方学著作题名为《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真正使这个名词成为20世纪的学术用语，并推向跨世纪显学位置的是斯文赫定。这位终生未婚的瑞典学者，在中国的最大名声是发现了“楼兰古城”，而在西方，他几乎是东方学的代名词。他在德国读大学的时候，正好认识了创造“丝绸之路”一词的弗尔南德·李希霍芬，后来，他将自己的西域研究著作定名为《丝绸之路》，也是一种天然地传承。从此，“丝绸之路”的概念就扩大到了整个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路线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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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个西方视野下的东方命名，在二战后并没有得到更高的国际认可，因为，还有漫长的“冷战”期。后来，“丝绸之路”渐成焦点，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是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再一次与“国际”融合。二是中国改革开放，此前中国许多地方都立着“外国人止步”的牌子。这两个节点打开，为世界重新研究中国文化奠定了政治基础。于是有了标志性的国际交流活动——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为期10年（1988——1997年）的“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原本还有人认为应是“玉器之路”“瓷器之路”“皮货之路”“骆驼队之路”等的诸多说法，都因联合国的这个以“丝绸之路”来冠名大型活动而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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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陆路“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与外国的“传统”说法，都是以“张骞通西域”为开端的，——这完全是一种因果颠倒的理论。如果我们相信《史记》，尊重《汉书》，就应看清楚这些文献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张骞两出使西域，皆为“招兵”，李广利两次远征西域，皆为“买马”。如果，我们依班固的史笔来论定东西政治经济通道，此路应为“招兵买马”之路。至少，在《汉书》及《后汉书》的框架里，这条西域通道与丝绸贩卖，完全是两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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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与丝绸西去的时间与路线而论，劫掠与迁居的丝绸传播显然先于商贸。有人认为，先秦时已有了丝绸之路。西晋武帝时，汲郡（今河南安阳地区）魏襄王墓出土的“汲冢书”中的《穆天子传》载，大约公元前963年，周穆王经河西走廊，赴阿尔泰地区与“西王母”宴饮，并赠“锦组百纯”，即带花纹的丝织品，这是丝绸之路活动，先于西汉文献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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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讲，最早若不是匈奴人把丝绸带出中原，也是安息（波斯）人将丝绸，弄到了罗马城。史有所载，罗马人很想知道，这种曾被波斯人作为战旗的东西是哪里出产的。但安息人封锁消息，不告诉丝国的位置在哪里。如此说来，张骞在西域的出现，只是证明他来自丝国的意义上，指明了丝绸出产地的方向，真正将丝绸贩运到更远的西方，并非是中国商人，相反，是西域人在一直扮演丝绸商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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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张骞对汉武帝所说“蛮夷俗，贪汉财物”。王国维在他的《西胡考》中曾说过，“自来西域之地，凡征伐者自东往，贸易者自西来，此事实也”……乌孙之徙、大月氏之徙、大夏之徙、匈奴之徙……“莫不自东而西”。西域与东部各族的主要联系，至少在秦以前，并非以贸易这主，而是征战与迁徙。其后，西域与中原政权的关系，也是以和亲与朝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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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地理学家弗尔南德·李希霍芬1877年首次在他的《中国旅行记》中提到“丝绸之路”时，其“路”所指即：中国经西域与希腊并至罗马社会的交通。同时，李希霍芬还在他的书中绘制了一幅《中亚地图》，并用明显的橘色标示出“丝绸之路”，它也由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幅丝绸之路地图（见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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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谚所言：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古代中国真的有人到过罗马吗？汉史文献是最早记录“大秦”的，后代的史学家多认为它指的是罗马帝国。但是，至少在汉代的史料中，没有中国通大秦这方面的记载。《后汉书》中曾有“和帝永元9年，派甘英使大秦”的记载：甘宁临大海欲渡，而安息（波斯）的船家告诉它，海水广大，渡海顺利要三个月，不顺利要存三年的粮食，才能渡海。甘英于是放弃了渡海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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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独有的丝绸是怎么与罗马帝国联系在一起的呢？据法国的丝路研究专家布努瓦尔夫人讲，最早记录中国丝绸传入西方的是公元前4世纪的拉丁作家，但在这条通道上，中国与欧洲绝少有直接往来。所以，罗马人不知道丝绸是从哪里来的，更不懂它是如何生产的。在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农事诗》中，“赛里斯人（丝国人）从树叶上采下非常纤细的羊毛。”是波斯人在中间，不让两头见面。这种方式一直保持了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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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1876年绘制的《中亚地图》中，用明显的橘色标示出“丝绸之路”，它也由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幅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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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与真正的欧洲国家，绝少直接往来。当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也只是听说过“赛里斯”国，而见不到生产丝绸的“赛里斯”人。所以，用物资流动来代指人口流动，或者以物资流动来代替文化流动，都是不客观的。后世命名的“丝绸之路”，在当年，并没有那么多的实际内容，也没发挥那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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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这个地方，对于“丝绸之路”非常重要，它是一个重要的连结点，只有通了西域，才会打通欧亚商路，如，西安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反映了那个时期东西方的商贸往来。正是因为这一点，“张骞通西域”才会有那么高的历史评价，甚至放到古代西域之交通的开山祖师的神位上，认为张骞是前无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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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直有个流行说法：玉石之路早于丝绸之路。其“理论依据”即河南安阳商代妇好墓挖掘出“软玉”，专家曾鉴定产自新疆，推论“3200年前，昆仑山的玉石就运送到了安阳”。不过，这个说法近年又受到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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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春天，“商代王后妇好玉器特展”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此展再次引发关于妇好墓“软玉”来源之争。专家丘志力观点是，妇好墓里的玉石应该叫“透闪石质的玉石”。在世界范围内，俄罗斯、加拿大、韩国等地都有这种玉石产出；在国内，如青海、甘肃、辽宁、四川、江苏、贵州、山东等地也都有这种玉石产出。新疆开采玉石的时间很晚，新疆也很少有遗址出土古老的玉器；而古玉又太珍贵了，也无法切割验证，所以，此前对妇好墓玉料来源的“大胆推测”，并非科学测试的结论，自然不很严谨。想象中的“通西域前传”，或“丝绸之路前传”，都因没有考古实证，无法更好地实证，“玉石之路”，才是欧亚贸易的最初通道，也只能是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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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点可以落实，就是张骞之路，或丝绸之路并非一条通道。按专家的说法，至少有三条路通往西域。第一条是南道，沿着昆仑山北麓到达安息（今伊朗），直至印度洋。第二条是北道，顺天山南侧行走，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中亚和波斯湾等地，这是西汉时的通道。汉以后，天山北路又增加了第三条丝路，通往地中海各国，称新北道；原来顺天山南侧行走的那一条老北道，改称为中道了。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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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真的需要一条通往西边的商路来贩运丝绸之路吗？如果汉朝不需要，那是唐朝需要一条通往西边的丝绸之路吗？大家知道，中国一直是完全自足的农业经济，对西域市场和波斯市场，没有大量的实际需要，而即使有商业需要，也不是单一的需要。中央政府是不经商的，也不鼓励其他人经商，商人在中国被中国文化所鄙薄。但民间贸易或走私始终存在，在欧亚商路上，至少有百余种物产被运输、交换、掠夺、朝贡；此中的某些产品如丝绸、香料，其原料的原产地和生产技术也随之移动。不过，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最理想的帝国秩序，就是所有的人民都是农民，所有的农民都固定在故乡的泥土上。这样它就不动，就稳定。而商是动的，从体制而言，中国历朝帝王都不喜欢商人，也不善于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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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算有这么一条丝绸之路存在，也多是人家来进货，很少我们出去贸易。因而，丝绸之路绝非前朝的政府经济目标，它更多的是政治愿景。这个愿景更想看到的是万国来朝，世界通过丝路涌入中国。这一点我们看一看宋代摹本《职贡图》（见图6.5）所描绘的12国（滑国、波斯、百济、龟兹、倭国、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题、末国）使臣像，就会领略些许外国人来中国访问的盛况，以及天朝当时接受“朝贡”的中央之国的心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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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职贡图》原为南朝梁元帝萧绎（约508——554年）所绘，原图共绘有25国使，反映了当时南朝与各国友好相处，来朝贡的使臣不绝于途的盛况。但存世的宋摹本上仅余12使臣，及题记述各国风情。此图为宋摹本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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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贡图》原为南朝梁元帝萧绎（约508——554年）所绘，他应是已知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帝画家。《艺文类聚·杂文部一》引梁元帝《职贡图序》曰：汉氏以来，南羌旅距，西域凭陵，创金城，开玉关，绝夜郎，讨日逐。睹犀甲则建朱崖，闻葡萄则通大宛，以德怀远，异乎是哉。……晋帝君临，实闻乐贤之象。甘泉写阏氏之形，后宫玩单于之图，臣以不佞，推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遥集，款关蹶角，沿溯荆门，瞻其容貌，讯其风俗，如有来朝京辇，不涉汉南，别加访采，以广闻见，名为贡职图云尔。《职贡图》原图共绘有25国使，反映了当时南朝与各国友好相处，来朝贡的使臣不绝于途。但存世的宋摹本仅余12使，并有题记述各国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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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两朝，更有威尼斯的马可·波罗来到大元，有意大利的利玛窦来到大明。他们的著述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但此间中国则没有作家、僧人或使臣到访过真正的欧洲国家，比如意大利。所以，说丝绸之路沟通了中西文化，至少在交流主体上，古代中国是处在被动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