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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勿里洞沉船，南海1号打捞出的陶瓷制品要高级多了。我们曾专门采访过，参与打捞的广东专家，他告诉我们，这艘商船至少有6万件瓷器。目前一期打捞出来的瓷器有200多件，有中国瓷都为景德镇的产品，也有福建德化窑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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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里洞沉船和南海1号出口的陶瓷，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这是一批出口方向明确的商品。比如，勿里洞沉船中的一些器物装饰，已具有明显的伊斯兰元素，看得出它们是以伊斯兰工艺品为模板，为迎合伊斯兰市场制作的，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专为中亚国家而生产的。而在南海1号发掘的文物中，也可以看到，带有鸡冠花纹的石砚台，鸡冠花纹石砚台倒置后是一个高脚玻璃杯的造型。据专家介绍，鸡冠花纹和高脚酒杯是当时阿拉伯世界的流行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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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勿里洞阿拉伯沉船上的陶瓷就烧造于中国的各个窑口，以长沙窑的数量与品种最多，其中还有以汉诗文字为装饰的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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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打捞出水的文物告诉我们，这两条沉船的出口目标是中亚，而不是欧洲。它间接地为我们提供了古代中国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客户群体、商品集散地点。值得一说的是，海上贸易远远超过了陆上的所谓丝路之路的作用。我们仅以泉州1973年出土的34米长的海船为例，这艘船可装载200吨的货物，相当于丝路上700头骆驼的承载量。海船借助季风，即使是去东非，160天也就够了。东西贸易无论是速度上，还是运量上，海上运输都是陆路运输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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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的东西海上贸易，在宋元时代成就了中国名扬海外的澉浦、泉州、广州等几大世界级名港；开创了从南中国到南洋、印度、波斯、阿拉伯、东非洲的海上贸易之路，它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长古代海上贸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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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人与海洋的亲密接触，在接下来的改朝换代中，频遭破坏。明代虽然有过开放式的海上交往，但纠其根本还是以海禁为主的。仅明洪武七年（1374年）朝廷撤销了泉州、明州、广州三个市舶司，至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连下四次“片板不许入海”的海禁令。宣德之后，更是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上，最终没能达成开放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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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与清的海上贸易，更是乏善可陈。即使民间尚余一点走私贸易的胆量，但“国际大环境”已不同宋元时代了。此时的中国以为关上大门，或是在海边建几个卫所，看住自家的船不要出海，不要与海外势力勾结，就可与外部世界相安无事了。没有料到，以前中国人兴致勃勃地开辟的经马六甲北上进入印度和波斯湾的商路，撞入了一伙接一伙的西方强盗。自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了马六甲后，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瓷器之路”，转眼就变为了西方人改变世界的“香料之路”。对于中国人而言，更不应忘记的是它在1840年前后，又变成了英国等西方列强，打入中国的“鸦片之路”“殖民与奴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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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市舶司，开放口岸的伟大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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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出了个叫黄巢的人物，他从民间崛起，非皇族出身。此人初时，仗义疏财，后来便打家劫舍。他在众多城市中，选择了攻打广州。攻破城池后，屠杀居民。这里是阿拉伯商人荟萃的城市，所以，有十二万寄居在城中的外国商人被杀，这个确凿的数字是根据中国按人头数课税而算出的。此外，黄巢还把那里的桑树都砍光了，为的是让阿拉伯各国从此断掉丝绸的货源。”——这是9世纪末阿拉伯作家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所记载的黄巢广州屠城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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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不见于中国文献的海外记载，至少透露了三个重要的历史信息：一是黄巢广州屠城是影响海外的一件大事，二是广州蕃商至少有十几万人之多，三是广州是黄巢非常看重的城市；而这三个信息点都与广州的特殊地位相关联——它是古代中国的第一个设立市舶使（司）开放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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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初设市舶使，人选也无定数，有朝官、宦官、监军等多种官员担任。据《唐会要》载，唐开元二年（715年），广州已设有市舶使“岭南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这里说的“岭南”是唐代十道之一的地名，它的管辖范围约为今广东、广西大部分和越南北部，开元时岭南道治就在广州。《新唐书·柳泽传》中也有：“柳泽，……开元中，转殿中侍御史，监岭南选。时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这是史料中，关于朝廷管里港口贸易机构市舶使的最早记载。“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也是目前可考的中国第一位口岸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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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任岭南市舶使的最早记载是唐人于肃所撰《内给事谏议大夫韦公神道碑》。这里的韦公，名某，碑载：“开元十年解褐授内府局丞，典御府之藏，列内言之秩。勤愿慎密，肃恭矜庄。洵美可观，硕大且俨，事因绩着，官以课迁。寻充市舶使，至于广府，鳔赆纳贡，宝贝委积，上甚嘉之，每宣谕诸道，曾无宁岁，敷易诏旨，人皆悦服。天宝初，拜朝议郎。”由此可知，韦公任“广府”“市舶使”在开元十年（722年），他掌管广府市舶贸易期间，进奉丰厚，“上甚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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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记录“市舶使”的文物有西安东郊出土《唐故军器使赠内侍李公墓志》（见图6.8），此为实证可考的唐代最后一任广州市舶宦官李敬实的事迹。据碑文载，唐大中四年（850年），内侍省“行人殿院役使”宦官李敬实出任“广州都监兼市舶使”，“才及下车，得三军畏威，夷人安泰。不逾旬月，蕃商大至，宝货盈衢，贡献不愆。颇尽巨节，袟满朝觐，献奉之礼，光絶前后”。可见，晚唐时，广州仍是“蕃商大至，宝货盈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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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国力强大，四夷宾服，番商纷纷来华贸易。广州是南洋与印度洋蕃商来华停泊的第一站，因而成为中外贸易的核心港口。当时的舶來品有珊瑚、琥珀、琉璃、犀角、象牙、香药等，番商在中国采购的商品有茶叶、陶瓷、丝绸等，进出口生意十分红火。于是有了“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南齐书·王琨传》）之说。朝廷也正是看准了这一利益，在此设立了市舶使，这是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划时代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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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口岸开放，朝廷给予番商以种种优惠与保护，大食、波斯南洋诸国的商船，荟萃广州。据统计，广州每日有蕃舶十几艘入港贸易。走私盐商出身的起义领袖黄巢，自然知道广州的份量。在王仙芝战死，他独统十万农民起义队伍后，就以广州节度使为招安条件与朝廷谈判。朝廷也不是傻子：“广州市舶宝贷所聚，岂可令贼得之”。欲讨广州节度使而不得的黄巢，于乾符六年（879年）攻打广州，并在屠城数日后，又北上杀向长安。这一切，似应了黄巢当年不第后的“赋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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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唐故军器使赠内侍李公墓志》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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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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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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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与阿拉伯世界的红红火火的海上贸易，因黄巢之乱而停止。中国与番商的海上贸易另一个春天，还要等“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的乱世过去，等到大宋王朝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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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建宋的第11年，即开宝四年（971年），在消灭盘踞岭南的南汉政权后，随即恢复广州的口岸功能，建立了大宋第一个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广州市舶司。紧接着，宋太宗灭掉割据江南的吴越政权后，又设立两浙市舶司；宋真宗继位，将两浙市舶司分为杭州和明州（今宁波）市舶司。至此形成宋初的广州、杭州、明州“三大市舶司”的格局。这三个贸易港中，广州贸易量最大，约占“三司”总收入的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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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上商贸活动的发展，海上来的番商越来越多，大家不可能都到“三大市舶司”去办理贸易手继，而设立市舶司显然又是一项重要的升财之道，于是北宋中后期，又建立了秀州、温州、阴州、澉浦、泉州、密州等市舶司。尤其是密州市舶司的建立，使北方沿海终于有了一个国家级的“海关”，形成从北到南的较完善的口岸布局。一千多年过去，这些古老的市舶司遗址多已湮没，唯泉州市舶司遗址的残存部分水仙宫尚在（见图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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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留给后人的口岸建设史料很不完整，连研究者也说不清，唐代的广州市舶使在职能上是否等同于宋代的广州市舶司。但宋代就完全不同，不仅市舶司一个接一个的建立，有着完整布局，还有相对完整的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