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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任岭南市舶使的最早记载是唐人于肃所撰《内给事谏议大夫韦公神道碑》。这里的韦公，名某，碑载：“开元十年解褐授内府局丞，典御府之藏，列内言之秩。勤愿慎密，肃恭矜庄。洵美可观，硕大且俨，事因绩着，官以课迁。寻充市舶使，至于广府，鳔赆纳贡，宝贝委积，上甚嘉之，每宣谕诸道，曾无宁岁，敷易诏旨，人皆悦服。天宝初，拜朝议郎。”由此可知，韦公任“广府”“市舶使”在开元十年（722年），他掌管广府市舶贸易期间，进奉丰厚，“上甚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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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记录“市舶使”的文物有西安东郊出土《唐故军器使赠内侍李公墓志》（见图6.8），此为实证可考的唐代最后一任广州市舶宦官李敬实的事迹。据碑文载，唐大中四年（850年），内侍省“行人殿院役使”宦官李敬实出任“广州都监兼市舶使”，“才及下车，得三军畏威，夷人安泰。不逾旬月，蕃商大至，宝货盈衢，贡献不愆。颇尽巨节，袟满朝觐，献奉之礼，光絶前后”。可见，晚唐时，广州仍是“蕃商大至，宝货盈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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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国力强大，四夷宾服，番商纷纷来华贸易。广州是南洋与印度洋蕃商来华停泊的第一站，因而成为中外贸易的核心港口。当时的舶來品有珊瑚、琥珀、琉璃、犀角、象牙、香药等，番商在中国采购的商品有茶叶、陶瓷、丝绸等，进出口生意十分红火。于是有了“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南齐书·王琨传》）之说。朝廷也正是看准了这一利益，在此设立了市舶使，这是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划时代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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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口岸开放，朝廷给予番商以种种优惠与保护，大食、波斯南洋诸国的商船，荟萃广州。据统计，广州每日有蕃舶十几艘入港贸易。走私盐商出身的起义领袖黄巢，自然知道广州的份量。在王仙芝战死，他独统十万农民起义队伍后，就以广州节度使为招安条件与朝廷谈判。朝廷也不是傻子：“广州市舶宝贷所聚，岂可令贼得之”。欲讨广州节度使而不得的黄巢，于乾符六年（879年）攻打广州，并在屠城数日后，又北上杀向长安。这一切，似应了黄巢当年不第后的“赋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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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唐故军器使赠内侍李公墓志》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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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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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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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与阿拉伯世界的红红火火的海上贸易，因黄巢之乱而停止。中国与番商的海上贸易另一个春天，还要等“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的乱世过去，等到大宋王朝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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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建宋的第11年，即开宝四年（971年），在消灭盘踞岭南的南汉政权后，随即恢复广州的口岸功能，建立了大宋第一个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广州市舶司。紧接着，宋太宗灭掉割据江南的吴越政权后，又设立两浙市舶司；宋真宗继位，将两浙市舶司分为杭州和明州（今宁波）市舶司。至此形成宋初的广州、杭州、明州“三大市舶司”的格局。这三个贸易港中，广州贸易量最大，约占“三司”总收入的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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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上商贸活动的发展，海上来的番商越来越多，大家不可能都到“三大市舶司”去办理贸易手继，而设立市舶司显然又是一项重要的升财之道，于是北宋中后期，又建立了秀州、温州、阴州、澉浦、泉州、密州等市舶司。尤其是密州市舶司的建立，使北方沿海终于有了一个国家级的“海关”，形成从北到南的较完善的口岸布局。一千多年过去，这些古老的市舶司遗址多已湮没，唯泉州市舶司遗址的残存部分水仙宫尚在（见图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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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留给后人的口岸建设史料很不完整，连研究者也说不清，唐代的广州市舶使在职能上是否等同于宋代的广州市舶司。但宋代就完全不同，不仅市舶司一个接一个的建立，有着完整布局，还有相对完整的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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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宋代没有全国统一的市舶制度，但其经济职能还是十分清楚的。如，阅货、抽解（征收舶税：通常是十分抽解二分）、禁榷（对某些商品实行专卖）、博买（收买舶货：官府抽买以后，剩余的货物，才可卖给商民。通常为抽买十分之三）等。此外，还有治理港口、接待和管理外商、组织祈风、剿灭盗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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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一千多年过去，这些古老的市舶司遗址多已湮没，唯泉州市舶司遗址的残存部分水仙宫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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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前期的市舶长官和唐朝一样，也称市舶使，其职由所在地知州兼任；北宋后期，市舶司地位不断提高，改设专职提举市舶。不断升级的市舶司，都反映出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和朝廷对市舶贸易的重视。《宋会要》记高宗诏曰：“市舶之利甚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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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舶制度拉动了海上贸易，当时与宋贸易的国家有50多个，中国商人主动出海贸易的国家也有20多个。口岸繁荣，也带起了都市商业，黃河沿岸的长安、洛阳及黄河与运河交汇之汴州、南方的扬州、广州、泉州、杭州等，都出现空前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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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 [:1707057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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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 第七章 元蒙扩张，东学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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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帝国的陆海扩张与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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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的虚妄，至少有两点是对不起子孙的。一是乱认祖宗，或者说制造祖宗，君可见每年清明时，各地纪念人文始祖的乱象。二是替祖宗说话，比如“和平崛起”，本是一种当代追求，但为了迎合当下需要，一些学者把列祖列宗也归为“和平崛起”一族。在中原之内，通常不提秦灭六国；在世界之内，通常不提蒙元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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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与现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遮蔽历史、虚拟祖先的想法，是对历史与子孙的不负责任；而回避和遗忘蒙元王朝，就会丢掉中国最大的“开放”经历，使我们研究古代中国的天下观或世界观时，出现不应有的断层。所以，有必要回望一下古代真正屹立于世界之林的蒙元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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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曾说过“蒙古帝国给欧洲留下的只有马粪”，蒙元与世界的关系确实是在铁蹄下展开的。这种扩张从“蒙”的时代就开始了，1206年，经过铁血整合的蒙古各部族，推举铁木真为大汗，即成吉思汗，建立了奴隶制与封建制相混杂的蒙古汗国。从此，蒙古铁骑便以牧羊放马的姿态向西推进。关于这一段的历史，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丁（1247——1318年）的《史集》，提供了比《元史》更加宽阔的视角，尤其是书中那些插画形象地记录了蒙古铁骑血腥扩张的历史（见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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