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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张瑄也不负蒙元冀望，很快就将年运粮4万石，提升至160万石。朝廷遂将朱、张提升为都督海运万户府事。此后，朱清因功又加官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江南行省左丞。张瑄也累官至骠骑卫上将军、淮东道宣慰使（1303年因犯行贿罪，朱清在狱中自杀，张瑄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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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的海道漕运，除朱清、张瑄二位功臣之外，还有他们麾下的“五虎将”，即五位海运万户：黄真，官昭武大将军，海道运粮正万户，佩三珠虎符；刘必显，为信武将军，海运副万户；殷明略，始为海运千户，后升副万户；徐兴祖，为昭勇大将军，海运副万户，追封东海郡侯，谥宣惠；虞应文，朱清女婿，海运副万户。此中，要特别一提的是殷明略，他是大元海运新航线的真正开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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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运粮并非蒙元一朝开创，春秋战国时候就已经有了，那时的船只，仅来往于沿海各地之间，一般途程较近。唐朝时候，朝廷也曾调运南方的粮食到河朔和辽东，但海运航线仅是近岸海道。元代的海道漕运，北至直沽（俗语说，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东至高丽，是远离大陆的真正的海洋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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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元海运记》所记，1282年（至元十九年）由朱清等人的海运船队，开辟航线是：自刘家港（在今江苏太仓）北经崇明州入海，沿着海岸线航行，最后到达直沽。此为近岸航线，沿途曲折危险，航程长达13350里，航期快则两个多月，慢则一年半载。1293年（至元三十年），海运千户殷明略，在海运漕粮赴高丽的过程中，又探出了一条新的海道：从刘家港入海，至三沙、崇明后入黑水洋，在深水中越过东海（今黄海），再绕山东半岛尖端进入渤海湾。由于航道便捷，“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顺风仅需10天，即可驶抵直沽码头（见图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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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至元三十年（1293年）起，元廷启用了殷明略所开辟的新航路，航程大大缩短，海道漕运也改为春、夏两季开运。为此，元廷曾下诏，命造“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载四千石”的海船。元代海漕船大致两类：一类是平底沙船，称为“遮洋船”，可载八百石；另一类是较大海船，称为“钻风船”，船之“大者五千料，中者二千料、一千料，小者四百料”。这种船大大提高了运力，所运粮食也从原来的年运数10万石猛增至100多万石。从1309年起，年运200万石以上。到1319年，每年运粮常在300万石以上。最多一年，自刘家港发运的漕粮高达350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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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港也因此成为百万海运仓，名扬天下。直到明朝，还有景泰年间的进士、监察御史高宗本咏诗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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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元代海运航线示意图：一条是自刘家港入海，沿着海岸线航行，到达直沽。一条是从刘家港入海后，入黑水洋，越过东海，再绕山东半岛尖端进入渤海湾。前者最快也要两个月到达，后者顺风仅需10天，即可驶抵直沽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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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甍接栋春何在，野草含烟绿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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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鼓声乾逃雉兔，征旗影落下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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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戎功业难为继，独对寒潮酹一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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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当年海运仓，可堪风雨变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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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船”创建海上商贸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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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年建元后，蒙元大军挥师南下，又用了8年时间，彻底消灭南宋。在占领浙、闽等地之后，漫长的南中国海岸，已尽在蒙元朝廷的掌控之中。于是，新王朝开始大举恢复和兴办海运事业：在国内，蒙元一朝开辟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海运漕粮事业；在海外，蒙元政府在继承大宋市舶司的同时，又创建了全新的“官本船”海上商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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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海上贸易已相当发达，朝廷特在几个重要的港口设立了相当于今天的海关的“市舶司”，其中尤以四州——杭州、明州（南宋称庆元，今宁波）、泉州、广州的四大市舶司为最盛。蒙元一朝继承了宋代海港开放的家底，又在此基础上开发了澉浦、太仓等港口，使太仓不仅成为海运漕粮的“百万海运仓”，而且成为中外闻名的“六国码头”。据《元史》卷《市舶》载“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解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四大市舶司的设立，使这些港口成为“远涉诸番，近通福、广，商贾往来”的“冲要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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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东部的庆元市舶司，主要是对日本和高丽贸易，由于日本不肯臣服大元，拒绝入贡，曾使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所以元廷的市舶司对日本商人多抬高税价，贸易不很畅顺。但蒙元与高丽关系相对好些，海上贸易也因此活跃。高丽运来的货物多以人参、红花、茯苓等药材为主，其次是虎皮、兽皮等。还有蒙古人喜欢的新罗参、高丽松子，商贸货物多属今天所说的“土特产”。而高丽从中国贩走的货物，则多是轻工产品，如瓷器、丝绸、文房四宝，最为重要的是高丽商人文益渐，在与太仓人做贸易时，偷偷带走了棉花种子，此举对解决高丽衣服穿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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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洋的贸易，以刺桐（今泉州）港名气为大，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为当时世界两大港口之一。这一点，我们在西方最著名的中世纪世界地图——《加泰罗尼亚航海图》中可以看到。在这幅1375年的航海图上，中国被描绘成一片富裕的大地，大汗的京城（北京），南方的刺桐港，皆在其中，可见刺桐港当年在西方世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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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口岸城市设立管理商业船运及贸易的行政机构十分必要，但更重要的是还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出海贸易政策。了解世界航海史的人都知道西方大航海兴起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条件是，皇家与商家合作出海探险，而后利益分成。它的第一个成果，就是1492年哥伦布为西班牙发现了新大陆。虽然，古代中国在世界航海史上没有任何发现可言，但官商合作出海的制度建设与实践，却早于西方两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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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海上贸易是高利润与高风险并存的，个人办海运，仅造海船一项，不是大户商家，根本承受不了。此外，还有易货资本、海上费用等等。如何化解风险，提高利润，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没拿出办法。没人能想到，最后解决这个问题的竟然是骑马打天下的蒙元王朝。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元廷接受了中书右丞卢世荣的建议：朝廷银根吃紧，可依市舶贸易原则，实行“官本商办”的海外贸易“官本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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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元史·食货二》记载：“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舟楫糗粮，物器之须，一出于君，不以烦有司”，这样“上可裕国，下不损民”。如是一来，出海船为“国有”，贸易本钱是“国资”；而其贸易所得，百分之七十归“国库”所有，百分之三十则为己所得，商船尽可放心拓展海上贸易了。这种“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的国有民营办法，唐、宋两代均未实行，实是元朝廷首创，在当时的国际海洋贸易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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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船”大多是“福船型”的远洋海船（见图7.3），福船有多个分隔开来的密封舱，故能抗击远洋风浪。这种远洋大船在开放的经济政策鼓舞之下，把大批的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的香料、药材等货物运至中国，以至“来华商贾不绝于途”；而中国著名的丝绸、瓷器亦被大批地运往海外，甚至几经转运贩卖远及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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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官本船”大多是“福船型”的远洋海船，福船有多个分隔开来的密封舱，故能抗击远洋风浪。图为日本人绘制的清初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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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船”政策由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实施，至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颁布“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而止。此后“官本船”制度再没有大规模推行过。但作为余波，元政府偶尔也以种种方式向海外派出官方贸易船，如顺帝元统二年（1334年）“十一月戊子，中书省臣请发两赊船下番，为皇后营利”。后至正二年（1342年），有人试图恢复这种贸易，即遭到权臣的反对，“恐远夷得以窥中国，事遂已。”至此，官本船制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均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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