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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44 据《元史·食货二》记载:“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舟楫糗粮,物器之须,一出于君,不以烦有司”,这样“上可裕国,下不损民”。如是一来,出海船为“国有”,贸易本钱是“国资”;而其贸易所得,百分之七十归“国库”所有,百分之三十则为己所得,商船尽可放心拓展海上贸易了。这种“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的国有民营办法,唐、宋两代均未实行,实是元朝廷首创,在当时的国际海洋贸易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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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46 “官本船”大多是“福船型”的远洋海船(见图7.3),福船有多个分隔开来的密封舱,故能抗击远洋风浪。这种远洋大船在开放的经济政策鼓舞之下,把大批的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的香料、药材等货物运至中国,以至“来华商贾不绝于途”;而中国著名的丝绸、瓷器亦被大批地运往海外,甚至几经转运贩卖远及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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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51 图7.3 “官本船”大多是“福船型”的远洋海船,福船有多个分隔开来的密封舱,故能抗击远洋风浪。图为日本人绘制的清初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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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53 “官本船”政策由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实施,至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颁布“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而止。此后“官本船”制度再没有大规模推行过。但作为余波,元政府偶尔也以种种方式向海外派出官方贸易船,如顺帝元统二年(1334年)“十一月戊子,中书省臣请发两赊船下番,为皇后营利”。后至正二年(1342年),有人试图恢复这种贸易,即遭到权臣的反对,“恐远夷得以窥中国,事遂已。”至此,官本船制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均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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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55 “官本船”制度实施不足半个世纪,但在元朝内政外交上,功高至伟。首先是它支持了国家经济,有史料记载,刚刚实行了几年官本船,至元二十六年,仅江淮行省的市舶税就达“珍珠四百斤,黄金三千四百两”,倘若汇总全国各大口岸,税银就相当可观了。再以明州港的进口舶货为例,宋代《宝庆四明志》记载的进口货物为170余种,而元代《至正四明续志》记载的舶货为220余种,比宋代增加了50余种。这两项差距充分说明元代贸易活动的范围已远远超过了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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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57 “官本船”开拓的海上贸易,不仅影响了经济,也引领了“时尚”。由于打通了波斯湾的海上商路,波斯的地毯、波斯布和产于印度、东南亚的平纹细布等“西洋布”源源流入中国,使得富足人家皆以“西洋布”为馈赠佳品。元末著名隐士、诗人谢应芳曾有《全佥宪自黄州以西洋布遣骑见惠,作诗谢之》一诗,形象地描述了他收到“西洋布”礼品的有趣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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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59 十月北风方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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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61 故人西布似绨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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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63 远劳使者传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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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65 笑看家人落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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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67 汪大渊“中国的马可·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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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69 西方人不太了解,14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或者说,不了解元代中国对世界的描述。西方人熟知的是,这一时期西方到东方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他们的伟大著述。相比较而言,世界对中国古代的旅行家,知之甚少,更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对自己的古代旅行家,也是宣传得太少,大众只知道有个仅限于“国内游”的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而不知道元代就有了“中国的马可·波罗”——汪大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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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71 其实,蒙元一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国际视野最宽的王朝。这一时期,西人东来创造了不曾有过的辉煌;而国人西去,也创造了不曾有过的辉煌。伊本·白图泰的《异境奇观》告诉我们,他到访过中国的泉州;同样,汪大渊的《岛夷志》也告诉世界,他曾访问过非洲,甚至,有可能到过伊本·白图泰的故乡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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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73 古代中国把全部智慧都投入到“四书五经”的考据之中,不重视海外地理作品的研究。以至于今天,我们也找不到更多关于古代中国成就最大的旅行家汪大渊的资料,只有《岛夷志》序言与后记中留下的星星点点的生平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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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75 出生在江西南昌的汪大渊,少年即有远游大志,足涉半个中国。元代的海外商业活动带来的海外信息,促生了他对海外风土人情的兴趣,苦于国内找不到介绍海外风情的书籍,于是,他毅然搭上商船出海旅行,去亲身感受真正的“西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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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77 汪大渊于1328——1332年和1334——1339年,先后两次从刺桐港搭商船出海赴“西洋”旅行。“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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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79 汪大渊归来之后,又用5年的时间,校对前人的海外游记,整理自己的旅行记录,发现其中有许多描述与自己亲眼所见的“大有径庭”。大约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的冬天,汪大渊路过刺桐(泉州)港,适值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莅任,乃命吴鉴编修《清源续志》,吴鉴认为泉州为对外贸易的大港,不能没有海道诸岛屿及诸国地理情况的记载,特请两次亲历海外,熟悉海道地理情况的汪大渊撰写《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此后,汪大渊回到故乡南昌,又将《岛夷志》刊印成单行本,在至正十年(1350年),正式发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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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81 汪大渊的原书名为《岛夷志》,清代之后改名《岛夷志略》。由于元、明抄本均已亡佚,所以,今人见到的多是清代的《岛夷志略》。此书共分100条,前99条记载和涉及的地点总计220个,均系作者亲睹,其说可信;只有第100条“异闻类聚”,是摘录前人旧记《太平广记》等书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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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83 《岛夷志》是一部开创性的海外交往文献,以往这种海外志,非亲历记录,多是传闻集萃。如,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皆如《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说:“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而汪大渊的书“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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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85 《岛夷志》记录了的沿海国家和地区是97个,比赵汝适《诸番志》所载多出38个,包括菲律宾诸岛、印尼诸岛、马来半岛、印支半岛、印度半岛、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岛、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非洲北部及东部沿海地区,对14世纪的东西两洋的政治、宗教,以及经济、航海和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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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87 《岛夷志》对各国各地的民情风俗有大量记载,如越南交趾“俗尚礼,有中国之风”,其国民“戴冠、穿唐衣、皂褶、丝袜方履”,民间俊秀子弟“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其诵诗读书,谈性理,为文章,皆与中国同”;印尼东爪哇民风敦厚,社会秩序井然,“民不为盗,道不拾遗”;印尼坤甸“敬爱唐人,醉也则扶之以归歇处”,其民“每岁望唐舶贩其地”;缅甸“民专农业,田沃稼茂”,“岁凡三稔,诸物皆廉”;印度马都拉盛产珍珠,当地商人收购后,“求售于唐人”;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地多旷漠”,“人多以马乳拌饭为食”……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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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89 《岛夷志》首次对外国的地理、地脉进行了分析,如“万里石塘”条就认为“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一脉至爪哇,一脉至渤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如三岛(菲律宾马尼拉湾附近)“屿分鼎峙,有叠山层峦”,麻逸(今民都洛岛)“山势平宽,夹溪聚落”,琉球(今我国台湾岛,入明以后琉球则专指冲绳岛)“地势盘穹,林木合抱”。同时,还对各地的气候特征按照冷、暖、热、凉、温进行了分类,还就季节和降雨情况进行了记载,对各地土壤进行了三级二等的分类,对各地树木、农作物做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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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91 《岛夷志》记录的汪大渊下西洋,不仅比郑和早了70多年,而且其著作《岛夷志》也成为大明国家舰队下西洋的指导性文献。这一点在郑和下西洋硕果仅存的三部重要著作(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中可以得到证实。如,马欢在其《瀛涯胜览》自序中说:“余昔观《岛夷志》……所著者不诬”;费信受汪大渊的影响更深,其《星槎胜览》许多记述是从《岛夷志》中直接抄录的;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又基本上抄录了《瀛涯胜览》;可见《岛夷志》对郑和舰队留下的三大著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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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93 元蒙帝国的海外游历记录,不仅有汪大渊的《岛夷志》,还有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刘郁的《西使记》、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虽然,这些地理著作的分量都不如《岛夷志》,但看得出元蒙已有很强的世界意识和海洋意识,仅从这些著作所涉及的空间来看,元蒙的天下观,可谓“洋洋大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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