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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元史·食货二》记载：“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舟楫糗粮，物器之须，一出于君，不以烦有司”，这样“上可裕国，下不损民”。如是一来，出海船为“国有”，贸易本钱是“国资”；而其贸易所得，百分之七十归“国库”所有，百分之三十则为己所得，商船尽可放心拓展海上贸易了。这种“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的国有民营办法，唐、宋两代均未实行，实是元朝廷首创，在当时的国际海洋贸易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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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船”大多是“福船型”的远洋海船（见图7.3），福船有多个分隔开来的密封舱，故能抗击远洋风浪。这种远洋大船在开放的经济政策鼓舞之下，把大批的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的香料、药材等货物运至中国，以至“来华商贾不绝于途”；而中国著名的丝绸、瓷器亦被大批地运往海外，甚至几经转运贩卖远及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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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官本船”大多是“福船型”的远洋海船，福船有多个分隔开来的密封舱，故能抗击远洋风浪。图为日本人绘制的清初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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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船”政策由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实施，至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颁布“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而止。此后“官本船”制度再没有大规模推行过。但作为余波，元政府偶尔也以种种方式向海外派出官方贸易船，如顺帝元统二年（1334年）“十一月戊子，中书省臣请发两赊船下番，为皇后营利”。后至正二年（1342年），有人试图恢复这种贸易，即遭到权臣的反对，“恐远夷得以窥中国，事遂已。”至此，官本船制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均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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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船”制度实施不足半个世纪，但在元朝内政外交上，功高至伟。首先是它支持了国家经济，有史料记载，刚刚实行了几年官本船，至元二十六年，仅江淮行省的市舶税就达“珍珠四百斤，黄金三千四百两”，倘若汇总全国各大口岸，税银就相当可观了。再以明州港的进口舶货为例，宋代《宝庆四明志》记载的进口货物为170余种，而元代《至正四明续志》记载的舶货为220余种，比宋代增加了50余种。这两项差距充分说明元代贸易活动的范围已远远超过了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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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船”开拓的海上贸易，不仅影响了经济，也引领了“时尚”。由于打通了波斯湾的海上商路，波斯的地毯、波斯布和产于印度、东南亚的平纹细布等“西洋布”源源流入中国，使得富足人家皆以“西洋布”为馈赠佳品。元末著名隐士、诗人谢应芳曾有《全佥宪自黄州以西洋布遣骑见惠，作诗谢之》一诗，形象地描述了他收到“西洋布”礼品的有趣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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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北风方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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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西布似绨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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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劳使者传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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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看家人落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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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渊“中国的马可·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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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不太了解，14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或者说，不了解元代中国对世界的描述。西方人熟知的是，这一时期西方到东方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他们的伟大著述。相比较而言，世界对中国古代的旅行家，知之甚少，更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对自己的古代旅行家，也是宣传得太少，大众只知道有个仅限于“国内游”的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而不知道元代就有了“中国的马可·波罗”——汪大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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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蒙元一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国际视野最宽的王朝。这一时期，西人东来创造了不曾有过的辉煌；而国人西去，也创造了不曾有过的辉煌。伊本·白图泰的《异境奇观》告诉我们，他到访过中国的泉州；同样，汪大渊的《岛夷志》也告诉世界，他曾访问过非洲，甚至，有可能到过伊本·白图泰的故乡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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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把全部智慧都投入到“四书五经”的考据之中，不重视海外地理作品的研究。以至于今天，我们也找不到更多关于古代中国成就最大的旅行家汪大渊的资料，只有《岛夷志》序言与后记中留下的星星点点的生平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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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江西南昌的汪大渊，少年即有远游大志，足涉半个中国。元代的海外商业活动带来的海外信息，促生了他对海外风土人情的兴趣，苦于国内找不到介绍海外风情的书籍，于是，他毅然搭上商船出海旅行，去亲身感受真正的“西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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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渊于1328——1332年和1334——1339年，先后两次从刺桐港搭商船出海赴“西洋”旅行。“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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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渊归来之后，又用5年的时间，校对前人的海外游记，整理自己的旅行记录，发现其中有许多描述与自己亲眼所见的“大有径庭”。大约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的冬天，汪大渊路过刺桐（泉州）港，适值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莅任，乃命吴鉴编修《清源续志》，吴鉴认为泉州为对外贸易的大港，不能没有海道诸岛屿及诸国地理情况的记载，特请两次亲历海外，熟悉海道地理情况的汪大渊撰写《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此后，汪大渊回到故乡南昌，又将《岛夷志》刊印成单行本，在至正十年（1350年），正式发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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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渊的原书名为《岛夷志》，清代之后改名《岛夷志略》。由于元、明抄本均已亡佚，所以，今人见到的多是清代的《岛夷志略》。此书共分100条，前99条记载和涉及的地点总计220个，均系作者亲睹，其说可信；只有第100条“异闻类聚”，是摘录前人旧记《太平广记》等书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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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夷志》是一部开创性的海外交往文献，以往这种海外志，非亲历记录，多是传闻集萃。如，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皆如《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说：“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而汪大渊的书“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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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夷志》记录了的沿海国家和地区是97个，比赵汝适《诸番志》所载多出38个，包括菲律宾诸岛、印尼诸岛、马来半岛、印支半岛、印度半岛、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岛、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非洲北部及东部沿海地区，对14世纪的东西两洋的政治、宗教，以及经济、航海和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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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夷志》对各国各地的民情风俗有大量记载，如越南交趾“俗尚礼，有中国之风”，其国民“戴冠、穿唐衣、皂褶、丝袜方履”，民间俊秀子弟“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其诵诗读书，谈性理，为文章，皆与中国同”；印尼东爪哇民风敦厚，社会秩序井然，“民不为盗，道不拾遗”；印尼坤甸“敬爱唐人，醉也则扶之以归歇处”，其民“每岁望唐舶贩其地”；缅甸“民专农业，田沃稼茂”，“岁凡三稔，诸物皆廉”；印度马都拉盛产珍珠，当地商人收购后，“求售于唐人”；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地多旷漠”，“人多以马乳拌饭为食”……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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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夷志》首次对外国的地理、地脉进行了分析，如“万里石塘”条就认为“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一脉至爪哇，一脉至渤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如三岛（菲律宾马尼拉湾附近）“屿分鼎峙，有叠山层峦”，麻逸（今民都洛岛）“山势平宽，夹溪聚落”，琉球（今我国台湾岛，入明以后琉球则专指冲绳岛）“地势盘穹，林木合抱”。同时，还对各地的气候特征按照冷、暖、热、凉、温进行了分类，还就季节和降雨情况进行了记载，对各地土壤进行了三级二等的分类，对各地树木、农作物做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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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夷志》记录的汪大渊下西洋，不仅比郑和早了70多年，而且其著作《岛夷志》也成为大明国家舰队下西洋的指导性文献。这一点在郑和下西洋硕果仅存的三部重要著作（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中可以得到证实。如，马欢在其《瀛涯胜览》自序中说：“余昔观《岛夷志》……所著者不诬”；费信受汪大渊的影响更深，其《星槎胜览》许多记述是从《岛夷志》中直接抄录的；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又基本上抄录了《瀛涯胜览》；可见《岛夷志》对郑和舰队留下的三大著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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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蒙帝国的海外游历记录，不仅有汪大渊的《岛夷志》，还有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刘郁的《西使记》、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虽然，这些地理著作的分量都不如《岛夷志》，但看得出元蒙已有很强的世界意识和海洋意识，仅从这些著作所涉及的空间来看，元蒙的天下观，可谓“洋洋大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