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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夷志》记录的汪大渊下西洋，不仅比郑和早了70多年，而且其著作《岛夷志》也成为大明国家舰队下西洋的指导性文献。这一点在郑和下西洋硕果仅存的三部重要著作（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中可以得到证实。如，马欢在其《瀛涯胜览》自序中说：“余昔观《岛夷志》……所著者不诬”；费信受汪大渊的影响更深，其《星槎胜览》许多记述是从《岛夷志》中直接抄录的；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又基本上抄录了《瀛涯胜览》；可见《岛夷志》对郑和舰队留下的三大著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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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蒙帝国的海外游历记录，不仅有汪大渊的《岛夷志》，还有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刘郁的《西使记》、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虽然，这些地理著作的分量都不如《岛夷志》，但看得出元蒙已有很强的世界意识和海洋意识，仅从这些著作所涉及的空间来看，元蒙的天下观，可谓“洋洋大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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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蒙元时期中国学者遍访天下，与元帝国的对印度洋地区几大汗国的统治密切相关，成吉思汗的子孙在这里作为统治者，同时也吸收了这里的文化与科学技术。如这幅现由柏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4世纪的波斯纸本水彩画（见图7.4），就记录了在大不里士的蒙古王子在大帐里学习伊斯兰经典的场景。这些海外信息直接影响了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和地理学家，他们根据这些异域记录绘制了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声教广被图》，遗憾的是这幅东方人最早的世界地图，传至明代就散失了，更为遗憾的是，元代海上渴望与追求，对世界的描述与认识，却被明清两代扭曲和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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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这幅现由柏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4世纪的波斯纸本水彩画，记录了在大不里士的蒙古王子在大帐里研读伊斯兰经典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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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学东来”对蒙元帝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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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一个西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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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3年，德国纽伦堡的青年制图家马丁·贝海姆，为制作新海图来到航海经验丰富的葡萄牙搜集海上探险资料。此时，哥伦布正在向葡萄牙国王提出西航东方的“印度计划”。马丁·贝海姆受到论证西航中提出的“如果能在一个圆球上标明航海路线，一切就会更加清楚明白”的启发，立即着手制作地球仪。1492年，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年，他完成了西方世界的第一架地球仪。这是西方地理学界关于“地球仪诞生”的标准版本。这个故事忽略了东方关于“地球仪诞生”的另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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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讲一个东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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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贝海姆制作地球仪的两百多年前，一个叫札马鲁丁的西域天文学家，从伊儿汗国马拉盖天文台带出七件天文仪器，来到元蒙初兴的中国。这七件仪器的原名音译、意译、形制用途皆载于《元史·天文志》。这七件天文仪器在元亡明兴之即，被从上都带至应天府为大明王朝服务，此后就消失了。后世，对于七件天文仪器的性质用途看法不一，但对于七仪中有一件是地球仪，大家都认可。这个仪器形象地展现了寰球这一科学概念，是中国第一架地球仪，比之1492年德国马廷·贝海姆制作地球仪的纪录早了2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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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述东西两个地球仪的故事，并非想说东方的地球仪领先于西方，而是说早在元蒙时代，中国就见到了世界的球形样貌。这种世界观比利玛窦带来全新的世界观，要早上3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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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想说，东学东来要比西学东来，对中国的影响要早。为何要称阿拉伯、波斯之学为“东学”，因为此地区一直被西方世界指认为：东方或者中东；以此学对应欧洲之西学，称其为“东学”，似乎更加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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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亚和中亚与元蒙帝国的特殊政治与地理联系，决定了“东学”先于“西学”进入中国，或者说，西学通过“东译”（阿拉伯、波斯的转译），进而影响了中国。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东学东来”也不是“一刀切”地皆由元蒙开启，以天文学为例，在河北宣化的辽代张世卿墓的壁画（1116年）上，就已有了来自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图（见图7.5），图上有精彩的巨蟹宫、天蝎宫等十二星座的描绘。它证明早在一千年前，中外十二宫就已实现了历史性的交汇。元蒙一朝，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东学”引进，成一代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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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建国时，蒙古还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族群。不识字的成吉思汗，选择了由古粟特文发展起来的拼音文字畏吾尔文（古回鹘文）作为蒙古国文字。后来，虽请畏吾尔人八思巴创立蒙古官方文字，但民间的畏吾尔蒙古字仍行用不衰。元蒙和阿拉伯世界这种特殊的文化联系，及其对阿拉伯与波斯的领土深度侵入，使得元蒙有条件将这一地区的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带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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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蒙引进的“东学”有许多，但主要科目是阿拉伯、波斯的天文学和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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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辽代张世卿墓的壁画（1116年）上，即有来自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精彩的巨蟹宫、天蝎宫等十二星座的描绘，证明早在一千年前，中外十二宫就已实现了历史性的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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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星空的把握是每个王朝的大事：一要问命于天，以知运程；二要掌握四时，以定历法。至元八年（1271年）建立大元之初，忽必烈就在上都建立了回族司天台，此后又在大都（今北京）设“汉儿司天台”。朝廷任命西域天文学家札马鲁丁为提点（台长），官从五品。札马鲁丁掌管七件从西域带来的天文仪，为大元观天测象：用浑天仪观测太阳运行轨道；用方位仪观测星球方位；用斜纬仪观测日影，定春分、秋分；用平纬仪观测日影，定夏至、冬至；用天球仪分析天文图像；用观察仪（星盘）研究昼夜时刻；用地球仪研究天地之关系。札马鲁丁在为元蒙朝廷观测天文之时，还翻译了伊本·优努斯的《哈基姆星表》等天文学著作。至元四年（1267年），札马鲁丁还依据伊斯兰教历法撰写了《万年历》，由忽必烈颁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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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马鲁丁不仅是将阿拉伯天文历法较全面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人。同时，他也是传授阿拉伯地理学的重要人物。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忽必烈任命札马鲁丁为集贤大学士，官位升至二品，由他主持纂修《大元一统志》。这是第一部由朝廷主持编辑的全国地理志，全书共600册，1300卷，附有彩色地图和一幅《天下地理总图》。此书后在战乱中散佚，残存的《大元大一统志》，仅剩《辽海丛书》等44卷，不及原来卷数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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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伯、波斯的科学知识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的科学研究也与阿拉伯、波斯的研究产生了良好的融合与碰撞。据科学史专家江晓原博士研究，元蒙虽是乱世，但至少有两份双语天文学文献传世：一份是保存在俄国普耳科沃天文台的两份手抄本天文学文献，文献的内容是一样的，都从1204年开始的日、月、五大行星运行表，书写年代约在1261年。两份抄本一份为阿拉伯文，一份则为汉文。中国古代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猜测这两份抄本可能是札马鲁丁和郭守敬合作的遗物。另一份，双语天文学文献是阿拉伯天文学家撒马尔罕第于1362年为元朝一王子撰写的天文学著作，手稿原件现存巴黎。此件的阿拉伯正文旁附有蒙文旁注，标题页则有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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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王恂与郭守敬等学者，在反复学习、稽考外来的《哈基姆星表》及其他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在全国多地建立的河南登封观星台（见图7.6）的观测数据，于1280年编制完成一部全新历法——《授时历》。这是中国古代最好的一部历法，它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有26秒的差距，其准确程度近于现行公历，却比公历使用早300年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科学交流都是汉或蒙与阿拉伯或波斯的交流与文本互译，而不是与欧洲人或拉丁文的交流与文本互译，它再次表明这种交流是在“东学”文化圈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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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河南登封观星台，郭守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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