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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在理论上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但因为此朝没有文字传世，终难成为信史。虽然，自1959年人们发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后，就有考古工作者在那里持续挖掘了半个世纪，但仍没有挖出个夏王城，或者禹都。因而，古代中国的都城史，还要从商朝起笔；事实上，国际上被承认的、没有争议的中国最早的文明是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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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有人群就要有领袖一样，有居所就要有核心，都城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传承中诞生的一种特殊的城市。随着原始部落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在黄河中下游率先涌现了我国最早的城市，同时，国都也随着各王朝的建立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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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16日，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在河南安阳开馆。为什么要在安阳建中国文字博物馆，因为它是甲骨文的故乡，信史是从这里开始的，同时，它也是考古证明的商代故城，是中国最古老的都城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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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原本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的部落，为东夷族的一支，如果说有夏王朝的存在，商应是其“诸侯国”的一员。约公元前16世纪，夏亡商立。商汤决定在夏的核心地区建一座新邑，因商汤是从南亳迁此地，故史称此邑为西亳。据汉代写的《史记·殷本纪》载：“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又云：“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如果这个描述可信，商王即忽而居河之南，忽而居河北，河南有亳，河北有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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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0年代起，人们开始对殷墟进行考古发掘，现已发现有王陵区、宫殿宗庙区、族邑聚落遗址、甲骨窖穴、铸铜遗址、制玉作坊等众多城市遗迹，它至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城市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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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自商王盘庚从奄（今山东曲阜）迁都于殷（今安阳市小屯村），安阳遂为殷商国都，直到武王伐纣，殷商王朝在此历8代12王，使这里成为一座有254年历史的都城。虽然，商代的甲骨文中，没有国都这样的字与概念，但殷实际上就是商晚期的政治经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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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的出土文物证明，这里已具备了都城所应有的一切：一是出土了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二是出土了反映古老的中国礼仪的青铜器，尤其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亦称后母戊鼎），该鼎是商王武丁之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三是发现了武丁夫人妇好墓，它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及其墓主身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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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殷墟的宫殿或宗庙建筑中，已具备后来的周礼所说的“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对称的都城规划（见图4.2）；而殷墟的大王之墓的四个墓道，又喻示“地上是四方，地下是四方，四方都归王所管辖”的统治格局，隐约透露出“王者居天下之中”的都城概念。所以，1956年9月，郭沫若先生在此留下了“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的著名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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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遗址在今天的河南北部的安阳，地处晋、冀、豫三省交汇处，它是商朝从东向西移的产物，虽然，从方位上看这是向内发展，但它寻找的确是华夏的中心。因而，殷已具备了国都的雏形，也可以看作“中国”概念的萌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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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宋代《新定三礼图》中的“王城”示意图：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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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从两都制到五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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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网上发帖问：“什么时候国都被称为首都？”几大门户网站上有人跟帖，但都没回答上来。中国首都是北京，日本首都是东京，京即国都，现在已是通识；但国都是不是一开始就谓之京呢？京又是如何成为京都的呢？后来京都又怎么成为首都了呢？这就要费一番考据，且不一定能说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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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京”字，这个甲骨文中就有的字，看上去像是一座高台，大约表示的是崇高与聚集的意思（见图4.3）。甲古文中与“京”相对应的字是“鄙”，京引申为城邑之意，而仓廪之形的鄙，则引申为郊野之意。今天仍保留着的“鄙人”之说，表示的就是乡下人的意思。不过，“京”作为城市之首，国家核心城市，是商代之后的再度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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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清华校友捐赠的“清华简”被专家鉴定为战国简册，此中最引人的是《尚书》残简。这是迄今见到的最古老的《尚书》，将《尚书》成书年代至少推至战国。这部最古老的史书，记录了“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记录了“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但再涉及国都时，用的是“邑”，而没有用“京”与“都”来表示；也就是说殷，虽有商王居住，但它是不是后世所言的国都，还不一定；至少，那时还没有成熟的国都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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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作为国都的代称，或成熟的国都概念，始于西周；而文王也更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君，而不是部落首领。在周朝诗歌总集《诗经》中，可以找到“京”的记叙，如《大雅·文王有声》即有“考卜维王，宅是镐京”、《大雅·文王》中有“殷士肤敏，裸将于京”。京在此时已是国都的代名词。同时，《诗经》中也出现了“京师”一词，如《大雅·公刘》中有“京师之野，于时处处”。如《公羊传·桓九年》所言，“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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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甲古文中与“京”相对应的字是“鄙”，京引申为城邑之意，而仓廪之形的鄙，则引申为郊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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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京，或京师，已不仅是一个皇帝居住的城的概念，而是一个特殊的行政区域。如《周礼·夏官·职方氏》所言：“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就是说，王城周围有千里辖地。王畿后来被更明确地称为“京畿”，一指国都及其附近的地区，二也代指国都。如《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十八年诏》中“遂迁许都，造我京畿，设官兆祀，不失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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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甲骨文中就有的“京”字，“都”字就是个晚辈，是比京更晚的概念。汉代的文献《史记》中可以看到关于“都”的解释：据“五帝本纪”讲，先王受人追随，舜住到哪里，人们就跟他到哪里去住。于是“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将“京”与“都”连成“京都”一词，则始于魏晋之时。当年，因避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死后追尊景皇帝）的“师”字之讳，“京师”被改为“京都”，后来这个词，也成为了国都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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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古代热衷学习中华文化的日本，学去了京师的设置，甚至还有一个都城，叫京都。794年，日本将国都定在平安京，“京都”慢慢成为这个城市的名称。后来的东京，古时叫江户，即江水入海之门户。1457年人们以江户村为基础建起江户城，幕府执政时期，江户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天皇所在的平安京（即京都），则徒有其名。1867年，明治天皇迁都于江户，因已有京都存在，江户更名为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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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虽然是一国之都，但在唐代，似乎觉得仅靠国都指挥全国似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又创立了陪都制度。在长安之外，又设了东、西、南、北四京：东京洛阳，西京凤翔，南京成都、北京太原。这种陪都的做法被后世多个朝代承继，以至不是历史专业的人真是分不清随朝代而变更不定的东京、西京、南京、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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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宋承唐制，就设了三个陪都，北京为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市）、南京为应天府（今江苏南京）、西京为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京师开封府自为东京。不过，由于各陪都的历史不一样，城市的发展也有差异。最突出的例子是应天府，这里是赵匡胤起家之处，所以城市建设的规模超过了其他几京。据《宋史·地理志》载：“宫城周二里三百一十六步。门曰重熙、颁庆，殿曰归德。京城周回一十五里四十步。”架势甚至不输国都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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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辽、金、元是游牧民族政权，但对汉人国都传统也很推崇，京城设置也照搬照用。辽代的五京是随着统治地盘的扩张逐步形成的。辽以北方的上京临璜府为都（今内蒙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中京为大定府（今内蒙宁城西大明城）、东京为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南京为幽都府（后又改为析津府，即今北京丰台区）、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辽代五京是各区域的统治中心，在行政上又称“五京道”（见图4.4）。金王朝的“一都五京”政权格局，基本上是从辽那里承继而来，只不过是地盘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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