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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永乐十一年至十三年（1413——1415年），往苏门答腊国，忽鲁谟斯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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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永乐十五年至十七年（1417——1419年），往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京国、卜剌哇国、爪哇、古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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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永乐十九年至二十年（1421——1422年），往忽鲁谟斯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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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宣德六年至八年（1431——1433年），往忽鲁谟斯国等十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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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郑和的船队各色舰船200多艘，共载官员、士兵、商人二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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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从其船队规模之大，人员之多，航行之远，都堪称世界之最。完全可以说是当时的东方，甚至包括西方在内的，最了不起的大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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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点要说明白，从已知的史料看，郑和船队所到的地方，都不属于地理上的“未知领域”。所到“三十余国”，早在汉、唐、宋、元时期都有海上与陆上的友好往来。说到远及东非，比郑和早近百年，元朝的航海家、旅行家汪大渊就已到访，并有著作《岛夷志》传世。而远远晚于郑和的西方几大航海家，他们的海上探险规模都大大逊于郑和。迪亚士只有3条船；哥伦布也是3条船；达伽马是4条船；麦哲伦有5条船。但他们小小的船队，却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地理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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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最可靠的原始有碑记和著作两种，现今已知的郑和立的下西洋相关碑记（有的石碑已佚，仅于文献中录有碑记）有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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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马公墓志铭》永乐三年（1405年）立于云南昆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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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锡兰山碑》永乐七年（1409年）立于锡兰（今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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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永乐十四年（1416年）立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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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行香碑》永乐十五年（1417年）立于福建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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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海寺郑和残碑》约永乐十九年（1421年）立于南京（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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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东浏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绩碑》宣德六年夏（1431年）立于太仓浏河（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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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妃灵应之记碑》宣德六年冬（1431年）立于福建长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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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人，也在碑上留下了下西洋的印记。如《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寿藏铭》宣德九年（1434年）立于南京牛首山；《新建赤湾天妃庙后殿记》天顺八年（1464年），立东莞赤湾天后庙；《明武略将军太仓卫副千户侯声远墓志铭》（声远即参加了郑和三、四、五、六、七次下西洋的周闻）成化六年（1470年）立于太仓浏河……如此算来，至少有十大碑记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可靠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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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三部记录郑和下西洋的著作（见图8.1）：一是马欢的《瀛涯胜览》，二是费信的《星槎胜览》，三是巩珍的《西洋番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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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郑和下西洋最可靠的原始文献有三部：一是马欢的《瀛涯胜览》，二是费信的《星槎胜览》，三是巩珍的《西洋番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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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极宝贵的研究中国古代大航海的文献，但最为重要的皇家档案中，却找不到郑和的原始航海文献。郑和死后的半个世纪，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四朝更迭，海禁政策一以贯之。至成化十三年（1477年），忽一日，明宪宗皇帝朱见深提起郑和七下西洋旧事，欲调档案看看。太监汪直请兵部尚书项忠即刻去找。但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愤怒的项忠把管档案的人一顿暴打后，兵部侍郎刘大夏才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两，军民死伤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归，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当切谏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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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郑和下西洋原始文献失踪的著名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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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故事在明嘉靖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陆树声的《长水日抄》和明万历顾起元的《客座赘语》等著述中都有记载。所以，后人都认为是刘大夏把档案烧了。但细查史料，这事在历史表述上，也颇蹊跷。兵部尚书项忠是军界最高长官，侍郎刘大夏本是下属，怎敢底气十足地以下犯上？另外，焚烧国家档案，是触犯大明律法的大事，怎能不了了之？《殊域周咨录》和《客座赘语》等“个人叙事”是不是有所夸张或传奇？更为奇怪的是，这等大事在官修的《明史》里，竟没有明确记载，“国家叙事”为何在此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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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做这样的推测：如果《明史》在刘大夏“焚稿”一事上，像后人修春秋“三传”那样，一会儿是当“笔则笔”，一会儿是当“削则削”，一切皆“以史为鉴”，又皆“为我所用”。这事的真伪就无从考据了。给刘大夏定罪，真还有点“证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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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奇怪的是，在郑和七下西洋的“第一档案”不明不白地消失后，在郑和下西洋二百多年以后，崇祯元年（1628年），天朝突然又冒出一张详述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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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载郑和航海图的是一本有关军事与边防的著作《武备志》，作者叫茅元仪。茅元仪的祖父茅坤是一位军事家，在兵部为官。其孙茅元仪承祖业，也是军人出身，官至副总兵。这部写于金陵的著作，运用了大量前朝的军事档案，所以，此中才出现了《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后人简称为《郑和航海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