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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的对位图不一样，《郑和航海图》是一种对景图。它不知道目的地的确切方向，但是利用航线各处的山形、水势、星辰位置可以判别船舶的位置，一步步地前进。“土办法”虽然不与世界上的海图“接轨”，但亦实用可行。如上水时上北下南，下水时上南下北等。《郑和航海图》的比例混乱，航程总图和山陆岛屿放大图绘在一起，但又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加以区分和说明，比如用虚线表示航线，在离岸较远的航线上注记了针位（航向、方位）和更数（航程、距离），有时还用文字注记出航道深度、航行注意事项，是中国最早不依附海道专书而能独立指导航海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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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外国地名约300个，大大超过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所收的外国地名。从它所标注的亚非广阔海域来说，《郑和航海图》称得上是世界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在世界地图学史、地理学史、航海史上也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但是在绘制世界地图这一方面，未留下什么与西方“地理发现”可以抗衡的“发现”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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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郑和航海图》所列地点来看，全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这也是多数学者赞同郑和远航最远到达东非肯尼亚的主要证据。图中列举自江苏太仓至忽鲁谟斯（伊朗霍尔木兹）的针路（以指南针标明方向的航线）共56线，由忽鲁谟斯回太仓的针路共53线。往返针路全不相同，表明船队在远航中已灵活地采用多种针路以适应和利用季风洋流，体现了高超的航海技术和较高的海洋气象科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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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之际，真正的大西洋国家——葡萄牙，正在向非洲西海岸进军：1415年，亨利王子随父王攻克北非城市休达（摩洛哥）；1434年，葡萄牙人越过欧洲航海家的北非极限——博哈多尔角（西撒哈拉之西海岸），1445年，航海家迪尼斯·迪亚士越过西非沙漠海岸，发现了佛得角——西方世界正式拉开了大航海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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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郑和下西洋的宝船，走到了东非就不往前走了。从郑和个人来看，他不是冒险家，也不是科学家，更不是商人。仅就个人而言，他没有“发现”的必要。从大明王朝廷来看，永乐皇帝朱棣，并不喜爱航海，朝廷也不缺外国的银子，帝国没有任何殖民与掠夺的愿望。所以，朱棣支持了郑和远航，但他的儿子朱高炽却废止了郑和的远航。宣德支持了最后一次下西洋后，也终止了这一伟大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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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历二十八载，七下西洋，声威远扬。可在皇家的账本《明史》里，留下的仅是语焉不详的几百字。人们无法指出他：生于何年？死于何时？葬于何地？也就是说，郑和功绩再大，在封建帝王的政治体系中，仍是走卒而已。不过，有一点算是万幸，跟着明朝皇帝干大事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但郑和历三朝皇帝，下西洋也履遭反对，却没有被杀掉，这实在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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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以郑和的消失而告终，大明再次进入海禁。正如开明的郑学研究者所分析的那样：“此后，西方人完成地理大发现的200年，正好是明朝实行海禁的200年……在西方文明将国家政治扩张、军事征服、宗教传播与民间航海发现、贸易开拓、海外殖民有机结合起来，作为一种文明整体的力量走向世界进而称霸世界的时候，华夏文明却由于其内在机制的矛盾自残了向外发展的势力。郑和的远航，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他的辉煌也恰是历史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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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是一样的，世界观各有不同。西方世界是这样解释封建中国的——“中国人转过身去背对海洋”（黑格尔语），而转过身去的中国没有想到，让这个民族遭受的灾难性打击恰恰是从海上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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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商变倭患的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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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倭寇之前，先要弄清倭。“倭”不是一个古文字，甲骨金文都没有，大纂小纂中也没有。这个字的早期应用是在《诗经·四牡》中，其“周道倭迟”的“倭”，在此不单独显示意义，“倭迟”作为一个词，有逶迤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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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倭”来指称日本或朝鲜等中国东方的古代部族，大约始于战国。“倭”字正式进入国家文献，大约在汉朝。《后汉书》中即有，“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缓”的记载。可谓传奇的是，1784年日本志贺岛农民甚兵卫，在整修农田水沟时，竟然挖到“汉委奴国王”金印。从而印证了东汉光武帝赐日本倭奴国金印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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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颗明治时被定为日本国宝的汉赐金印来看，印上的“委”或者“倭”，似乎没有贬义。史料也能证明，当时的日本也接受这样的称呼。南朝刘宋（420——479年）时，日本贡使来华，自称为“百济、新罗、任那、秦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直到唐代，这一“国名”才发生变化。据《新唐书·日本国传》载：咸亨元年（670年），日本派遣使者，祝贺平定高丽。使者说，学习中国文字后，不喜欢倭的名字，改名为日本，因为国家靠近日出的地方。但改称日本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倭”之旧称仍在日本使用。连圣武天皇（701——756年）的宣命书里，仍用“大倭国”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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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字产生贬义是与“寇”字相连之后。据专家考证，正史里出现“倭寇”一词是从《明史》开始的。最初“倭寇”中的“寇”字，是作动词使用的，表示“侵犯”。如，“倭，寇福州”“倭，寇浙江”“倭，寇上海”。如此往复，“倭寇”终于作为名词而被使用，成为“日本侵略者”的意思。“倭”也由此成为蔑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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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倭作为一个与中国邻近的岛国，汉唐以来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文化往来，也有商业往来。唐以后，国家重心从中原大陆向南方转移，海洋成为大宋朝廷的经济仓库。所以，大宋与日本、高丽海上交往频密。中国从日本进口的舶货以黄金和木材为大宗，还有一些工艺制品，尤以日本倭刀最受中国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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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刀色青荧，鱼皮帖欛沙点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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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胡腰鞘过沧海，舶帆落越栖湾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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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珠入市尽明月，解绦换酒琉璃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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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垆重货不重宝，满贯穿铜去求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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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稽上吏新得名，始将传玩恨不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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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天禄示朋游，光芒曾射扶桑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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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宋代诗人梅尧臣的赏玩日本刀的一首诗，名为《钱君倚学士日本刀》。据说，北宋欧阳修是最早写《日本刀歌》的，后来“日本刀”就成了诗家特定的吟咏题材。抛开诗家的故事不说，可见日本刀在宋代是一种时尚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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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商贸活跃，走私与海盗也相伴而生。由于日本商业活动的快速发展，货币广泛流通，使得国内铜矿匮乏的日本，铜钱流通量严重不足。于是，日本市场交易干脆使用中国铜钱，虽然，南宋朝廷严禁走私中国铜钱，但日本海商铤而走险，并大获成功。这大约就是日本早期的海上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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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宋史·日本传》中有“倭船的火儿滕太明打死郑作”的记载。但宋代的中日海上走私，并没有形成武装贩运的规模。大规模的武装走私，兴起于朝代更替的特殊时期。比如，南宋灭亡时，一批宋末将领，先后下海为盗。有意思的是蒙元兴办海运时，这些海盗又被招安成为海运功臣。如，元代海运漕粮的万户朱清，就是下海为盗的宋末将领。元末明初时，海盗也多有蒙元军队的背景，这伙人不仅抢劫海上商船，还大举攻击海岸目标。这种朝代更替时的海盗现象，一直持续到明清交替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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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倭”和“倭寇”对中国来说是很特殊的词，它不单单指日本，也不单单指日本的海盗，而是有中国人有日本人，有军人有商人的混杂的海上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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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代替蒙元之后，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朱姓王朝，拒绝承接蒙元发展起来海外贸易联系，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虽然，永乐明曾有过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那也只是大明王朝的“形象工程”，为的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非为了开放海上贸易。所以，明廷在太仓造了那么多大船，那也只是供朝廷下西洋之用，老百姓是绝对不许造大船的。当然，从朱元璋开始就定下的大明海禁的基调，也有着海防的意思，因为大明初立，“倭寇”多为流亡海上的蒙元军水师旧部，如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军队。东南沿海的岛屿与大陆之间，海防任务艰巨。所以，明代在东南沿海建立了有史以来最为密集的海防。这一点，我们从《筹海图编·广东沿海山沙图》可以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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