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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倭”和“倭寇”对中国来说是很特殊的词，它不单单指日本，也不单单指日本的海盗，而是有中国人有日本人，有军人有商人的混杂的海上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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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代替蒙元之后，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朱姓王朝，拒绝承接蒙元发展起来海外贸易联系，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虽然，永乐明曾有过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那也只是大明王朝的“形象工程”，为的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非为了开放海上贸易。所以，明廷在太仓造了那么多大船，那也只是供朝廷下西洋之用，老百姓是绝对不许造大船的。当然，从朱元璋开始就定下的大明海禁的基调，也有着海防的意思，因为大明初立，“倭寇”多为流亡海上的蒙元军水师旧部，如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军队。东南沿海的岛屿与大陆之间，海防任务艰巨。所以，明代在东南沿海建立了有史以来最为密集的海防。这一点，我们从《筹海图编·广东沿海山沙图》可以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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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以对日海上贸易而论，中日的海上贸易，早在蒙元一朝就已结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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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忽必烈曾因恼怒日本国不肯臣服，两度征讨日本。此后，日本与中国的往来，多以“入元僧”为主。这些“入元僧”归国以后，利用寺院空地，摹拟吴山越水，营造出日本独有的“枯山水”庭园。同时，倭商也利用僧侣往来之便，进行中日海上商贸活动。但蒙元朝廷的官吏对倭商深怀敌意，抬高货物进出关税，由此还引发了倭商焚掠庆元府衙事件。日本与蒙元的仇恨越结越深，倭商铤而走险的事也越来越多，日本海商慢慢沦为海盗倭寇。大明实施严厉海禁之后，穷途末路的中国海商，干脆和倭寇合流成为海盗。此外，还有趁机浑水摸鱼的日本浪人，以及真正的倭寇——流窜在外的日本国罪犯团伙，这些复杂的成分和在一起，构成了大明中国的“倭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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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倭患”，有一点还应明确：日本之倭寇，并无官方背景。日本朝廷非常支持大明朝廷海上剿匪。据明王忬《题本》载，永乐初，朱棣命太监郑和等招抚四番，日本独先纳贡，同时送来倭贼二十人。成祖让日本使节自己去处置倭贼。日本使节回到明州港，即在海边支起大铜锅，将这二十倭贼丢入沸水蒸腾的大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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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海禁制度始于朱元璋，这在《明太祖实录》里记录得很清楚：洪武三年（1370年），“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罢唐宋以来就存在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年），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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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律》为海禁规定了严酷的惩处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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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廷的这一制度，本想是巩固海防，结果不仅没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反而在沿海地区激化了矛盾。商人不许海上贸易，渔民“禁民入海捕鱼”。结果是“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在长崎，明时曾住有二三万华人。可以说，明代的海禁从一开始就不得人心。但明朝廷，不仅没有调整这一制度，相反又不断升级海禁政策，倭寇非但没受到多少控制，相反越禁越多，到了嘉靖年间，倭患达到高峰（见图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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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秋，倭寇在当地贼首陈东引领下，突袭刘家港。三十二年，海盗汪直引倭船十一艘，掠宝山、闯浏河，登岸剽劫；此后，萧显又引倭寇两千多人大举登陆，沿娄江袭太仓、昆山，转而掠嘉定、青浦、松江，进犯上海；贼首徐海领倭寇数百人，直入青浦白鹤进犯太仓，还有一股倭寇700余人，在贼首何八带领下，直奔大仓，两股倭寇协同作战，合围太仓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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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这是绘制于1558年的《倭寇图卷》中的《出征图》，此部分表现了大明正规军出征场景，前有刀盾手、长枪兵为先导，后有肩扛斩马剑、蝎子尾……现藏日本东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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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下了，像俞大猷这样的南直隶兵备总兵，扫平倭寇的大英雄；同时，也留下了有识之士对海禁的批评与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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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指出：“番人失利乃为寇”“而王五峰、毛海峰等，遂以华人居近岛，袭王者衣寇，假为番寇，海上无宁岁矣”“御史董威，乃复请宽海禁，是浙倭之乱，咸浙人自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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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世懋在《策枢》中说：“商货之不通者，海寇之所以不息也”“货贩无路，终岁海中为寇，曷能已也。”随后，王世懋建议说：“莫若奏闻于朝，修复旧制。沿海凡可湾泊船处，及造船出海处，各立市舶司。凡船出海，纪籍姓名，官给批引。有货税货，无货税船，不许为寇。若是国则利其用，民乐其宜，皆唯利而不复敢为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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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批评与建议，并未被明朝廷所采纳，海禁未止，倭患未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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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明王朝三令五申地实施海禁之时，世界恰在这时，兴起了影响深远的大航海运动。一面方是西方世界，向海洋进军，一方面是大明中国，拒绝海洋文明。在封闭的大陆体系中，大明把自己关在了世界的门外。古代中国，从这一王朝开始，渐渐落后于西方世界，渐渐脱离了文明社会。更为可悲的是，明朝的海禁制度，到了清朝不仅没有得到反省，反而升级为“闭关锁国”制度。这一次的中国，面对的已不是倭寇了，而是来自西方世界的“红毛夷”，历史由此变成了我们不愿看到的另一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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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最早绘制的世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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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先人们走出国门去认识世界的历史相当悠久。他们靠着古老的传说，靠着坚定的信念，在没有什么明确的标示，甚至连东西南北都无法准确定位时，仍然踏出了坚实的探索之路。这种最伟大的行迹，最初是由传经人一步步开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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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年，大胝国派使者伊存到长安，将佛教传入中国；公元67年，天竺高僧用白马驮着佛像、经书来到洛阳传经。这些从西方来的使者留下了佛像、经书，但却没给我们留下东行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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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6年，汉明帝派蔡惮、秦景等12人出使天竺取经；公元399年，东晋的法显和尚又带9个人西行天竺取经。中国取经人回国后，写出了著名的《佛国记》，却没留下西行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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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来，西游的中国人更多了，走得也更远了。大唐的杜环，大元的汪大渊，都远及非洲，但他们都没给历史留下可以一窥世界的地图。中国古代的地理大发现就这样定格在只留下文字未留下地图的遗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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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经世大典地图》是一幅相当“官方”的世界地图。此图东起“沙州界”“别失八里”即今甘肃敦煌和乌鲁木以东的吉木萨尔一带；西至“迷思耳”，即今之埃及；看上去是跨了大洲，但也仅是搭上非洲一个边。总体而言它仍一幅小型的中亚和西亚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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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元一统图》算不上世界地图，但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一定是出自元代，因为在《大明混一图》（见图8.4）中，我们看到了元代世界地图的伟大身影。我是2004年去过南非之后，才知道南非有一幅在由中国复制的原大的《大明混一图》。此图是南非国民议会议长金瓦拉女士访问中国时，看到曹婉如等专家1994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古代地图集》中印刷的此图，才恳请中国政府为2002年底在南非举办的“南非国民议会千年项目地图展”提供该图复制件。我是在不久后的一个电视专题片中看到《南非国民议会千年项目地图展》，电视里的非洲小姐说：地图上显示着明显的非洲大陆的形状，甚至详细地标出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海峡。这幅古非洲地图从未在世界上向公众展示过，南非政府获得特许，从这个相当精致的历史艺术品上获得了一个原样摹本。这幅名为《大明混一图》的地图，制作年代显然比西方探险家和地图绘制者最早抵达南部非洲的时间要早上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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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巨大的古地图原件一直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看过那个专题片后，我曾专门带着介绍信到这家档案馆，找到馆里的负责人，想看看此图。但他摇着头说，此图从不给任何人看，也从未对外展出过。令人安慰的是2012年，我在新建的上海中国海事博物馆看到了《大明混一图》的原大可能是国内唯一复制件。《大明混一图》原图纵3.86米，横4.75米，彩绘绢本，是我国目前已知尺寸最大、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世界地图”，属国宝级珍贵历史文物。它所绘地理范围东至日本、朝鲜；南至爪哇；西达非洲西海岸、西欧；北至贝加尔湖以南。当然，南非人最感兴趣的是这幅图对南非的完整描绘。因为，对于非洲它是“第一次”，目前还没有发现比它更早的描绘南非的地图。在这幅明代地图上，还贴满了密密麻麻的满文标签，是清政府取代明王朝后，将这幅图内1000余个汉字地名，全部按等级贴盖上了大小不同的满文标签，表明满族人正统治着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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