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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最擅长捕捉中国人的弱点，尤其是他们要进入中国社会的时候。利玛窦很快就发现，在中国人看来“世上没有其他的国家、朝代或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发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发自卑……另一个结果也同样重要。他们在地图上看到欧洲和中国之间隔着几乎无数的海洋陆地，这种认识减轻了我们到来所造成的恐惧。”也就是说，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在仙花寺出现，并非偶然。借助世界地图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进而改变对欧洲人的看法，是利玛窦的文化策略；但他没有料到，地图中的中国位置会成为东西文化一次耐人寻味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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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舆地全图》绘成后，王泮的目光在地图上扫了半天，才找到“我泱泱大国”，知府大人对“置中国于地图之极东一角”，表示了不满：“世界唯中国独大，馀皆小，且野蛮”。刚刚落脚肇庆的利玛窦感到了主人的不快，决定以东方视角重新安排中国的位置与世界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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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遗憾的是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早就消失了，它到底是啥模样，没人能确切描述出来。2000年以郝晓光为首的几位地图学学者，根据史料加推理，复原出了一幅《山海舆地全图》示意图，使人们对最初的那幅地图有了形象的认识。而据地图史学家考证，最接近《山海舆地全图》的是明代的理学家九江白鹿洞书院山长章潢，1585年编撰的《图书编》中的《舆地山海全图》（名字已经不一样了）。这张地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的仿制图。《舆地山海全图》将中国绘在地图的中央，这似乎证明了：除《山海舆地全图》外，利玛窦后来画的所有世界地图，全都是将中国置于地图中央的。400多年过去，直到今天，这款“太平洋格局”的世界地图，虽经无数次修正，越画越准，但却从未走出“利玛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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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许被利玛窦改图而“事件”化了，但它确实是研究中国封建思想史的一个值得反复思索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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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病逝，他的学生游文辉为纪念引他入教的老师，很快绘出了布上油画《利玛窦肖像》（见图8.6），画纵120cm，横95cm。画中利玛窦身穿汉服直裰（音duō），这种衣服斜领大袖，四周镶边，因后背中缝直通到下面，故名直裰。这幅著名的利玛窦儒服肖像后来由传教士金尼阁带回罗马，现保存于罗马耶稣会总部Chiesa di Gesu大教堂。这幅画也被美术史学认定为中国第一幅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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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耶稣会学习油画的信徒和利玛窦的学生，这幅肖像可看作游文辉两重的“反哺”吧。利玛窦去世后，1617年游文辉转到杭州继续画画与传教，直到1633年逝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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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观并没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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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不论是把中国放在中央的，还是置于一边的，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也是中国人前所未见的世界图景。这是中国与世界亲密接触的极好机会，但机会并非变革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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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 利玛窦1610年在北京病逝，他的学生游文辉为纪念引他入教的老师，很快绘出了布上油画《利玛窦肖像》。这幅画也被美术史学认定为中国第一幅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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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601年，也就是万历三十年，利玛窦才等来了进京拜见万历皇帝的机会，此时四十岁当了三十年皇帝的朱翊钧，已经称病不朝。但这位“西洋陪臣”还是献上了系列礼品：天帝母图像、天帝经、自鸣钟、建筑绘画、铜版画、西洋琴、沙刻漏、乾罗经，还有一张被叫做《万国舆图》的世界地图和不久前在荷兰出版的奥特里乌斯编辑的有五十多种各国地图的《世界概观》地图册。万历皇帝是否看了世界地图集，我们不得而知。但那幅《万国舆图》万历皇帝非常喜欢，他令工匠把这幅世界地图分成12幅，做成屏风。世界地图就这样变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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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中，最为我们熟知的为1602年利玛窦与李之藻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此图的李之藻原刻版，共有七件，都保存在国外）。国内保存有此图的彩绘摹本，为六屏幅，纵168厘米横380厘米，原藏北平历史博物馆，1936年为避战火运至南京，现藏南京博物院。此图是当时世界的最接近于真实的地图，上面有9条船，15头海洋动物，南极大陆有8头动物，还用中文记有各种传说和猜想。图称中国为“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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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华夏为中心的世界观，并没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在世界地图面前“崩溃”。虽然，此后的中国绘制的地图愈发精致，但对世界的知晓却依旧寥寥。至于，中国皇上的世界观，仍然坚挺得很，也固执得很。直到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进北京后，中国上上下下的世界观，才在枪炮声中“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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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并非只有中国人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央，很多国家都是把自己放在地图的中央，欧洲的地理学也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因为，从便于使用地图的角度讲，把自己的国家放在世界的中央，是合乎“情”，也合乎“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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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这位伟大的西学传人，在北京去世400周年。从1582年澳门登陆到1610年病逝北京，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28年。在漫长的东方岁月里，利玛窦留下了大量的世界地图，据古代地图专家曹婉如考订其版本有十余种：《山海舆地全图》（王泮付梓，肇庆，1584年）；《世界图志》（南昌，1595年）；《世界图记》（南昌，1596年）；《山海舆地图》（赵可怀勒石，苏州，1595——1598年）；《山海舆地全图》（吴中明付梓，南京，1600年）；《舆地全图》（冯应京付梓，北京，1601年）；《坤舆万国全图》（李之藻付梓，北京，1602年）；《坤舆万国全图》（刻工某刻板，北京，1602年）；《两仪玄览图》（李应试付梓，北京，1603年）；《山海舆地全图》（郭子章付梓，贵州，1604年）；《世界地图》（李应试刻板，北京，1606年）；《坤舆万国全图》（诸太监摹绘，北京，16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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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多年过去，如今在中国可以看到的利玛窦世界地图，仅剩下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彩色摹本《坤舆万国全图》（见图8.7）、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墨线仿绘本《坤舆万国全图》、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刻本《两仪玄览图》、禹贡学会影印的《坤舆万国全图》等少数几个版本。其他的版本流散于亚欧其他国家。所以，抛开其他不谈，就是仅仅从地理学来论，利玛窦都不愧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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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为与上一个百年，或上两个千年作别，北京修建了中华世纪坛，坛内雕刻了一百位对中华文明有贡献的历史名人，其中仅有两个外国人入画，一位是马可·波罗，一位是利玛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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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把中国介绍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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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则把世界介绍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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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7 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彩色摹本《坤舆万国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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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儒送来第一部中文版《世界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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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年，给中国人送来“第一张世界地图”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死在北京，同年年底，澳门岛上又来了一位意大利传教士，他就是为中国送来“第一部中文版《世界地理》（《职方外纪》）”的艾儒略（见图8.8）。我不想说这是天主之意，但事实上，这两位死在中国的意大利人，确实用生命完成了一次载入青史的西学知识的大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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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年出生的艾儒略和利玛窦一样，都出生在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威尼斯神学院毕业后，艾儒略加入了耶稣会，并由此踏上了异域传教的道路。1613年经过三年的努力，艾儒略终于得已进入中国内地，为了讨好中国人，他为自己起了个“艾（爱）儒”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