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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中，最为我们熟知的为1602年利玛窦与李之藻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此图的李之藻原刻版，共有七件，都保存在国外）。国内保存有此图的彩绘摹本，为六屏幅，纵168厘米横380厘米，原藏北平历史博物馆，1936年为避战火运至南京，现藏南京博物院。此图是当时世界的最接近于真实的地图，上面有9条船，15头海洋动物，南极大陆有8头动物，还用中文记有各种传说和猜想。图称中国为“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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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华夏为中心的世界观，并没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在世界地图面前“崩溃”。虽然，此后的中国绘制的地图愈发精致，但对世界的知晓却依旧寥寥。至于，中国皇上的世界观，仍然坚挺得很，也固执得很。直到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进北京后，中国上上下下的世界观，才在枪炮声中“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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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并非只有中国人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央，很多国家都是把自己放在地图的中央，欧洲的地理学也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因为，从便于使用地图的角度讲，把自己的国家放在世界的中央，是合乎“情”，也合乎“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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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这位伟大的西学传人，在北京去世400周年。从1582年澳门登陆到1610年病逝北京，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28年。在漫长的东方岁月里，利玛窦留下了大量的世界地图，据古代地图专家曹婉如考订其版本有十余种：《山海舆地全图》（王泮付梓，肇庆，1584年）；《世界图志》（南昌，1595年）；《世界图记》（南昌，1596年）；《山海舆地图》（赵可怀勒石，苏州，1595——1598年）；《山海舆地全图》（吴中明付梓，南京，1600年）；《舆地全图》（冯应京付梓，北京，1601年）；《坤舆万国全图》（李之藻付梓，北京，1602年）；《坤舆万国全图》（刻工某刻板，北京，1602年）；《两仪玄览图》（李应试付梓，北京，1603年）；《山海舆地全图》（郭子章付梓，贵州，1604年）；《世界地图》（李应试刻板，北京，1606年）；《坤舆万国全图》（诸太监摹绘，北京，16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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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多年过去，如今在中国可以看到的利玛窦世界地图，仅剩下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彩色摹本《坤舆万国全图》（见图8.7）、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墨线仿绘本《坤舆万国全图》、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刻本《两仪玄览图》、禹贡学会影印的《坤舆万国全图》等少数几个版本。其他的版本流散于亚欧其他国家。所以，抛开其他不谈，就是仅仅从地理学来论，利玛窦都不愧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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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为与上一个百年，或上两个千年作别，北京修建了中华世纪坛，坛内雕刻了一百位对中华文明有贡献的历史名人，其中仅有两个外国人入画，一位是马可·波罗，一位是利玛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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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把中国介绍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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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则把世界介绍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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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7 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彩色摹本《坤舆万国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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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儒送来第一部中文版《世界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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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年，给中国人送来“第一张世界地图”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死在北京，同年年底，澳门岛上又来了一位意大利传教士，他就是为中国送来“第一部中文版《世界地理》（《职方外纪》）”的艾儒略（见图8.8）。我不想说这是天主之意，但事实上，这两位死在中国的意大利人，确实用生命完成了一次载入青史的西学知识的大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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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年出生的艾儒略和利玛窦一样，都出生在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威尼斯神学院毕业后，艾儒略加入了耶稣会，并由此踏上了异域传教的道路。1613年经过三年的努力，艾儒略终于得已进入中国内地，为了讨好中国人，他为自己起了个“艾（爱）儒”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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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8 艾儒略版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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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珠江口北上的艾儒略，先在利玛窦生活过的肇庆落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沿韶州、南京一线北上，顺利到达了北京。在北京他找到了利玛窦的老朋友，已经入洋教的徐光启。不久后，他跟随辞职返乡的徐光启到了江南。在杭州传教的过程中，他接纳了杨廷筠、李之藻两位重要人物入教，并开始用中文出版著作。从1623年到1624年，艾儒略在江南先后出版了他的最为重要的三部著作：《万国全图》《职方外纪》《西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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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儒略的《万国全图》并非原创，或者说，它就是一部向利玛窦致敬的著作。这是一本他与杨廷筠联合编撰的“世界地图册”，其底本就是利玛窦的《万国全图》。艾儒略将自己的名字题于地图的左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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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说起来也不是他的原创，此书封面上印着这样一行字：西海艾儒略增译，东海杨廷筠汇记。这十几个字告诉人们它是一部书的译记。此中的意思有点复杂，要分头来说，才能把它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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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什么是“职方”？“职方”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官职。远在商周时期，便有“职方”“外史”一类的官职，专司地理文献方面的管理及考编工作。接着说“外纪”又是一种什么“纪”？商周设“职方”之官时，也有“外史”之官。凡外出之史，记录的地理文献方面的文字，称之为“外纪”。这方面的早期经典，即晋释法显的“外纪”之书《佛国记》。此后，这类舆地志书，渐次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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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艾儒略增译”，所谓“西海”是明朝对弄不清的西方来客的统一称谓。所谓“增译”，《职方外纪》的署名的多种，其中，广为人知的是《四库全书》中的署名“艾儒略撰”。但在最初的刻本上，写的就是“西海艾儒略增译”。当初刻上“增译”二字，艾儒略是想告诉人们这部书是有所本的。它是从西人庞迪我、熊三拔的西班牙底本上增扩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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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杨廷筠汇记”，言明此书有中国杨廷筠的润色整理之功。事实上，没有护教骨干杨廷筠将身为传教士的艾儒略藏在杭州家中，艾儒略不仅无法完成《职方外纪》，或许，在那场声势浩大的教案中，连小命都搭进去了。所以，天启四年（1624年）此书初刻时，当然要署上杨廷筠的大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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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该说说这个西洋“职方”是怎么跑到中国写上“外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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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儒略和利玛窦的经历几乎是一样的，都是从澳门进入中国后一路北上，而后进入北京。在中国，一边传教，一边译介西方书籍，这是那一代的传教士的重要使命。利玛窦先后出版著作十余种，而艾儒略则是出版了二十二种著作。此中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即后来收入“四库”的《职方外纪》和《西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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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方外记》全书共分五卷：卷一，亚细亚总说；卷二，欧罗巴总说；卷三，利未亚总说（非洲）；卷四，阿莫利加总说（美洲）；卷五，四海总说。附七幅地图——《万国全图》《北舆全图》《南舆全图》《亚细亚图》《欧罗巴图》《利末亚图》《南北阿莫利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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