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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三代皇帝接受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地学天学，不仅任用传教士主理中国全图的测绘工作，而且还任用传教士编定新历主理天文工作，对西学的尊崇可见一斑。但是，这只是清朝接受西学的表象。据法国传教士张诚的日记透露：康熙不准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很怕这些先进的学问传到“外族”手里。研究过这一切的梁启超等进步学人曾指出：康熙在位时对西方科技很感兴趣，并且还掌握了很多，但他却严禁自己之外的人学习，因为他担心先进的西方科技一旦传开，将会极大地动摇以骑射起家的满清的统治。梁启超说，康熙的西学是用来打击他人的一个工具，“就算他不是有心窒塞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所以，梁启超说，“今日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此言一语道破中国翻译的目的与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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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说法是给皇朝留面子，他应该看出大清是存心“窒塞民智”。大清朝廷不接受新世界观，在维护帝国的旧世界观。朝廷看得清楚，这不是简单的西学东来，不是简单的天地之学，而是一种摧毁旧世界与旧秩序与旧王朝的世界观。天朝、天子，以及他们的“家天下”都不喜欢，甚至是害怕全新的世界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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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大举进入中国时，经历了文艺复兴与大航海的欧洲，不仅在科学上显示出它的进步性，而且，在人文理念与国家建设上，走上了更高的层级，已发展出许多主权平等的民族国家，而各个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也慢慢进入到有了相对统一的国际秩序之中。这一切，与大清的中央集权，皇权至高无上，完全是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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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华帝国认可西学观念，就要接受这种地理格局所展示的世界政治格局，这就等于否定了帝国的旧知识系统，而天朝的旧知识系统，完全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天下系统，那必是“君将不君”“国将不国”的结局；大清“一姓天下”的封建王朝就将为“民主共和国”的“民族国家”所取代。大清王朝已经紧张地感受到，整个中国正由地理新知入手，接受重新构筑的新世界秩序。这便是大清王朝被迫开展“洋务运动”时，所采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策略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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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明清之际的中国，并不是没有获得世界知识的条件，而是没有接受世界知识的心态，更重要的是没有开放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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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给大清带来不得不接受的“世界”与“秩序”。急操“洋务”的大清，没能挽救“甲午”败局。面对亡国之危机，终于有人从天朝大梦中醒来。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党人，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站在民众立场敢于叫板于天朝，提出“开议院”“废科举”“兴学校”“设报达聪”等颇具西方立宪政治制度特色的主张，使中国近代化历程，超越器物层面，进入到制度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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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变法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我们更要看到它的历史突破性。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见图9.7）、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的限制皇权，或抛弃皇权的现代意识，使在“王即天下”的暗影里生活了上千年的国人，第一次看到了“宪政国家”的曙光。这是西学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一次历史性冲击，它颠覆了几千年的封建集权观念，这当然是封建皇朝不愿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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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 康梁变法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我们更要看到它的历史突破性。此为康有为所著《欧洲十一国游记》，清光绪广智书局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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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皇权是现代国家的死敌；自然，宪政也是皇权的死敌。康梁要变“法”；朝廷要灭维新。历史用血的事实证明：这个封建帝国根本不需要新的世界观，更不需要西洋的宪政。在这个意义上，大清的态度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而对待这群新生的“公共知识分子”，帝国只用一个字来回答——“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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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在血泊中被扼杀，又在血的教训中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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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国门认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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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后，大清政府不得不睁眼看世界，学习如何与世界交往，1851年首届世界博览会在英国召开时，大清商人也来到英国参加了盛会，还受到了英国女王的接见。英国画家亨利·塞鲁斯的《女王在开幕式上接见各国使臣》前排的中国商人，据考证就是“广东老爷”希生（见图9.8）。这一时期，大清不仅是有人出国看西洋景，还做了一些“体制改革”：1861年大清成立总理衙门，1862年开办同文馆，1866年朝廷派官员出国游历……西学、西风，就这样再一次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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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锁的国门被迫向世界打开，林则徐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实，仅是坐而论道的“开眼”人，真正走出去看世界的另有其人。比如，人们常说“近代留洋第一人”容闳。1834年容闳父母送他到澳门洋人办的小学读书，最初的想法，只希望他学会几句英语，以后到外国人那里当个听差，混个洋饭碗就可以了。但是容闳的聪颖好学，得到了几位外国朋友的赏识，大家资助送他赴美留学。1847年容闳赴美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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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8 英国画家亨利·塞鲁斯的《女王在开幕式上接见各国使臣》前排的中国商人，据考证就是“广东老爷”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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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容闳的留学一样，林针出国也是一次偶然。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在厦门给美国商人当通事（翻译）的林针，有了一个随“花旗”商人赴美商开展务活动的机会，遂使他成为“近代出国考察第一人”。1849年林针返回厦门，在福州刻印了他的《西海纪游草》一书。此书用古诗加注和骈文的形式，介绍了访美所见。如美国于1842年架设的第一条电报线路的情况。书中还写到了欧洲刚发明不久的照相机，称之为“神镜”。不过，赞叹之余，林针仍不放弃“华夷”之分，蔑视“蛮貊”和宣扬“节孝”的思想，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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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代表大清出访西方“开眼”的是斌椿。这位官员似乎觉得也有标示“第一”的必要，所以，在他的多首记游诗中都有“第一”的表述：“书生何幸遭逢好，竟作东来第一人。”“愧闻异域咸称说，中土西来第一人。”令人玩味的是，近代中国官员走出国门的建议，却是洋人提出的。这个洋人就是时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他的提议下，清同治五年（1866年），北京第一所外语学校——同文馆有3名学生，踏上了游历欧洲的旅程，其领队就是63岁的满族官员斌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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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的出国留学是一次洋人的恩典，这一点容闳很清楚，所以，他在感恩的同时，也想到了更多的学子应当走出国门，官派留学应当成为一种制度。于是，有了1872年到1875年间，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的壮举，从而跨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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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幼童于公元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出发，跨越太平洋，在美国西海岸旧金山登陆。幼童们被分配到新英格兰地区54户美国家庭中生活。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15年的留学生涯。这批学生差不多都是应募而来的平常人家的子弟，他们皆能吃苦，勤敏好学。据不完全统计，到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幼童在美国接受西方的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幼童索性把脑后的长辫子剪掉。幼童学习西方教材，不但学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这使他们渐渐地对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失去了兴趣，反而对个人权利、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十分迷恋……所有这些新变化都被清政府的保守官僚视为大逆不道，一场围绕留美幼童的中西文化冲突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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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原定15年的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有90%以上的出洋幼童未能完成学业，绝大多数被召回国。当时，耶鲁大学的22位留学幼童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二人顺利完成学业。容揆和谭耀勋抗拒召回，留在美国完成耶鲁大学学业的。李恩富和陆永泉则是被召回后，重新回到美国，读完了耶鲁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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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学人倡导的幼童留美计划，就这样在顽固守旧势力的打击下夭折。但毕竟这是一份中断了的伟大壮举，得失之间，人们感受到的是民族崛起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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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洋务”考察到“走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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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政策被炮舰政策打败后，大清王朝中的“先进分子”终于逐渐认识到：不能不研究外国的政治，不能不引进外国技术，也不能不跟外国打交道。这就是从1861年起逐步形成的“洋务运动”，和大清派员出国考察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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