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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大举进入中国时,经历了文艺复兴与大航海的欧洲,不仅在科学上显示出它的进步性,而且,在人文理念与国家建设上,走上了更高的层级,已发展出许多主权平等的民族国家,而各个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也慢慢进入到有了相对统一的国际秩序之中。这一切,与大清的中央集权,皇权至高无上,完全是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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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华帝国认可西学观念,就要接受这种地理格局所展示的世界政治格局,这就等于否定了帝国的旧知识系统,而天朝的旧知识系统,完全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天下系统,那必是“君将不君”“国将不国”的结局;大清“一姓天下”的封建王朝就将为“民主共和国”的“民族国家”所取代。大清王朝已经紧张地感受到,整个中国正由地理新知入手,接受重新构筑的新世界秩序。这便是大清王朝被迫开展“洋务运动”时,所采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策略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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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明清之际的中国,并不是没有获得世界知识的条件,而是没有接受世界知识的心态,更重要的是没有开放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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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给大清带来不得不接受的“世界”与“秩序”。急操“洋务”的大清,没能挽救“甲午”败局。面对亡国之危机,终于有人从天朝大梦中醒来。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党人,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站在民众立场敢于叫板于天朝,提出“开议院”“废科举”“兴学校”“设报达聪”等颇具西方立宪政治制度特色的主张,使中国近代化历程,超越器物层面,进入到制度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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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变法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我们更要看到它的历史突破性。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见图9.7)、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的限制皇权,或抛弃皇权的现代意识,使在“王即天下”的暗影里生活了上千年的国人,第一次看到了“宪政国家”的曙光。这是西学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一次历史性冲击,它颠覆了几千年的封建集权观念,这当然是封建皇朝不愿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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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 康梁变法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我们更要看到它的历史突破性。此为康有为所著《欧洲十一国游记》,清光绪广智书局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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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皇权是现代国家的死敌;自然,宪政也是皇权的死敌。康梁要变“法”;朝廷要灭维新。历史用血的事实证明:这个封建帝国根本不需要新的世界观,更不需要西洋的宪政。在这个意义上,大清的态度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而对待这群新生的“公共知识分子”,帝国只用一个字来回答——“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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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在血泊中被扼杀,又在血的教训中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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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国门认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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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后,大清政府不得不睁眼看世界,学习如何与世界交往,1851年首届世界博览会在英国召开时,大清商人也来到英国参加了盛会,还受到了英国女王的接见。英国画家亨利·塞鲁斯的《女王在开幕式上接见各国使臣》前排的中国商人,据考证就是“广东老爷”希生(见图9.8)。这一时期,大清不仅是有人出国看西洋景,还做了一些“体制改革”:1861年大清成立总理衙门,1862年开办同文馆,1866年朝廷派官员出国游历……西学、西风,就这样再一次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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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锁的国门被迫向世界打开,林则徐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实,仅是坐而论道的“开眼”人,真正走出去看世界的另有其人。比如,人们常说“近代留洋第一人”容闳。1834年容闳父母送他到澳门洋人办的小学读书,最初的想法,只希望他学会几句英语,以后到外国人那里当个听差,混个洋饭碗就可以了。但是容闳的聪颖好学,得到了几位外国朋友的赏识,大家资助送他赴美留学。1847年容闳赴美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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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8 英国画家亨利·塞鲁斯的《女王在开幕式上接见各国使臣》前排的中国商人,据考证就是“广东老爷”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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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容闳的留学一样,林针出国也是一次偶然。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在厦门给美国商人当通事(翻译)的林针,有了一个随“花旗”商人赴美商开展务活动的机会,遂使他成为“近代出国考察第一人”。1849年林针返回厦门,在福州刻印了他的《西海纪游草》一书。此书用古诗加注和骈文的形式,介绍了访美所见。如美国于1842年架设的第一条电报线路的情况。书中还写到了欧洲刚发明不久的照相机,称之为“神镜”。不过,赞叹之余,林针仍不放弃“华夷”之分,蔑视“蛮貊”和宣扬“节孝”的思想,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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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代表大清出访西方“开眼”的是斌椿。这位官员似乎觉得也有标示“第一”的必要,所以,在他的多首记游诗中都有“第一”的表述:“书生何幸遭逢好,竟作东来第一人。”“愧闻异域咸称说,中土西来第一人。”令人玩味的是,近代中国官员走出国门的建议,却是洋人提出的。这个洋人就是时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他的提议下,清同治五年(1866年),北京第一所外语学校——同文馆有3名学生,踏上了游历欧洲的旅程,其领队就是63岁的满族官员斌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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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的出国留学是一次洋人的恩典,这一点容闳很清楚,所以,他在感恩的同时,也想到了更多的学子应当走出国门,官派留学应当成为一种制度。于是,有了1872年到1875年间,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的壮举,从而跨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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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幼童于公元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出发,跨越太平洋,在美国西海岸旧金山登陆。幼童们被分配到新英格兰地区54户美国家庭中生活。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15年的留学生涯。这批学生差不多都是应募而来的平常人家的子弟,他们皆能吃苦,勤敏好学。据不完全统计,到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幼童在美国接受西方的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幼童索性把脑后的长辫子剪掉。幼童学习西方教材,不但学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这使他们渐渐地对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失去了兴趣,反而对个人权利、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十分迷恋……所有这些新变化都被清政府的保守官僚视为大逆不道,一场围绕留美幼童的中西文化冲突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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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原定15年的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有90%以上的出洋幼童未能完成学业,绝大多数被召回国。当时,耶鲁大学的22位留学幼童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二人顺利完成学业。容揆和谭耀勋抗拒召回,留在美国完成耶鲁大学学业的。李恩富和陆永泉则是被召回后,重新回到美国,读完了耶鲁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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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学人倡导的幼童留美计划,就这样在顽固守旧势力的打击下夭折。但毕竟这是一份中断了的伟大壮举,得失之间,人们感受到的是民族崛起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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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洋务”考察到“走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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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政策被炮舰政策打败后,大清王朝中的“先进分子”终于逐渐认识到:不能不研究外国的政治,不能不引进外国技术,也不能不跟外国打交道。这就是从1861年起逐步形成的“洋务运动”,和大清派员出国考察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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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866年的斌椿只是初赏“西洋景”,那么,1868年,大清派出了第一个出访西洋的外交使团,则是更深入地观察西方。但从这个使团的人员构成,依然可以看出大清的外交粗糙与人才的紧缺。这个中国使团“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首席代表竟是一位前任美国驻华公使,此时受聘为中国政府服务的美国人蒲安臣,另两位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花翎记名海关道志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道衔繁缺知府、礼部郎中孙家谷(见图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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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使团巡回访问了美、英、法、瑞典、丹、荷、普、俄、比、西等国,随大清使团志刚一起出访的张德彝,津津有味地叙述了他在各国的见闻,如在法国,亲闻亲见了普法交兵、法国投降、巴黎起义、凡尔赛军队攻占巴黎,以及对革命者进行大规模镇压等历史场面,他以一个目击者的身份,写下了《随使法国记》,及出使“述奇”的系列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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