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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容闳的留学一样，林针出国也是一次偶然。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在厦门给美国商人当通事（翻译）的林针，有了一个随“花旗”商人赴美商开展务活动的机会，遂使他成为“近代出国考察第一人”。1849年林针返回厦门，在福州刻印了他的《西海纪游草》一书。此书用古诗加注和骈文的形式，介绍了访美所见。如美国于1842年架设的第一条电报线路的情况。书中还写到了欧洲刚发明不久的照相机，称之为“神镜”。不过，赞叹之余，林针仍不放弃“华夷”之分，蔑视“蛮貊”和宣扬“节孝”的思想，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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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代表大清出访西方“开眼”的是斌椿。这位官员似乎觉得也有标示“第一”的必要，所以，在他的多首记游诗中都有“第一”的表述：“书生何幸遭逢好，竟作东来第一人。”“愧闻异域咸称说，中土西来第一人。”令人玩味的是，近代中国官员走出国门的建议，却是洋人提出的。这个洋人就是时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他的提议下，清同治五年（1866年），北京第一所外语学校——同文馆有3名学生，踏上了游历欧洲的旅程，其领队就是63岁的满族官员斌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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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的出国留学是一次洋人的恩典，这一点容闳很清楚，所以，他在感恩的同时，也想到了更多的学子应当走出国门，官派留学应当成为一种制度。于是，有了1872年到1875年间，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的壮举，从而跨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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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幼童于公元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出发，跨越太平洋，在美国西海岸旧金山登陆。幼童们被分配到新英格兰地区54户美国家庭中生活。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15年的留学生涯。这批学生差不多都是应募而来的平常人家的子弟，他们皆能吃苦，勤敏好学。据不完全统计，到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幼童在美国接受西方的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幼童索性把脑后的长辫子剪掉。幼童学习西方教材，不但学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这使他们渐渐地对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失去了兴趣，反而对个人权利、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十分迷恋……所有这些新变化都被清政府的保守官僚视为大逆不道，一场围绕留美幼童的中西文化冲突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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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原定15年的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有90%以上的出洋幼童未能完成学业，绝大多数被召回国。当时，耶鲁大学的22位留学幼童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二人顺利完成学业。容揆和谭耀勋抗拒召回，留在美国完成耶鲁大学学业的。李恩富和陆永泉则是被召回后，重新回到美国，读完了耶鲁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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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学人倡导的幼童留美计划，就这样在顽固守旧势力的打击下夭折。但毕竟这是一份中断了的伟大壮举，得失之间，人们感受到的是民族崛起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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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洋务”考察到“走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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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政策被炮舰政策打败后，大清王朝中的“先进分子”终于逐渐认识到：不能不研究外国的政治，不能不引进外国技术，也不能不跟外国打交道。这就是从1861年起逐步形成的“洋务运动”，和大清派员出国考察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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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866年的斌椿只是初赏“西洋景”，那么，1868年，大清派出了第一个出访西洋的外交使团，则是更深入地观察西方。但从这个使团的人员构成，依然可以看出大清的外交粗糙与人才的紧缺。这个中国使团“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首席代表竟是一位前任美国驻华公使，此时受聘为中国政府服务的美国人蒲安臣，另两位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花翎记名海关道志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道衔繁缺知府、礼部郎中孙家谷（见图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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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使团巡回访问了美、英、法、瑞典、丹、荷、普、俄、比、西等国，随大清使团志刚一起出访的张德彝，津津有味地叙述了他在各国的见闻，如在法国，亲闻亲见了普法交兵、法国投降、巴黎起义、凡尔赛军队攻占巴黎，以及对革命者进行大规模镇压等历史场面，他以一个目击者的身份，写下了《随使法国记》，及出使“述奇”的系列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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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9 1868年大清派出的首个中国使团的首席代表，竟是一位前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副使才是两位中国人。这是当时的《伦敦画报》的报道大清使团访问英国的版画。图中间站立者为蒲安臣，左一为副使志刚，右一为副使孙家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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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大清出访或出使西方的中国官员，亲眼见到了传说中的西方世界，对西方的印象与看法大大改观。1876年，原来主张“内中国而外夷狄”的驻英副公使刘锡鸿，到伦敦两个月后，就在《英轺私记》中写道：“经过详细考察，我觉得除了父子关系和男女关系两个方面以外，这里的风俗和政治都可以算得很好，没有不勤于职守的官员，也没有游手好闲的百姓，人民和政府之间比较融洽，法律并不暴虐残酷，人们的性情也很诚恳直率。两个月来，我出门的次数很多，见到居民的表情都很安详快乐。可见这个国家不仅仅是富足和强大而已，我们不应该再把它看作过去的匈奴、回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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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1月，郭嵩焘专为马嘉理案（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开枪打死中国居民。当地人民奋起抵抗，打死马嘉理。英国借此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而赴英。郭嵩焘不仅超越了“天朝帝国”朝廷交给他的使命，而且还能够超越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形成的观念和教条，从而作出了西方不仅有“坚船利炮”，而且在“政教”“文物”等方面都已经优于当时的中华，中国若要自强，就必须向西方学习的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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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认为推行西法，关键在于要有通西学行西法的人才。因此他除了建议“通商口岸开设学馆”外，还建议“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而后遣赴外洋，分途研习”。他特别反对李鸿章迷信“坚甲利兵”，只许出洋学生学习军事的做法。他认为枪炮谈得再多，也是“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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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在郭嵩焘等人倡导西学之际，大清的守旧派大臣也不甘示弱，并也以游历西洋的身份，来反对西学。如曾赴英国考察的刘锡鸿，就是在前往英国前就做好了对一切“用夷变夏”的尝试都给以迎头痛击的充分准备，而且还准备努力去“用夏变夷”，克尽一个大清臣子的职责。如在参观《泰晤士报》时见到印刷机器，刘锡鸿却认为不如用中国式手工印刷方法为妙。他算了一个账，七万份报纸的报费及洋银四千余元，足可以养活这二千八百个工人及其八口之家：“是二万数千人之生命托于此矣，何为比用机器，以夺此数万人之口食哉？”刘锡鸿还说英国书籍是“倒起来读”的，由此证明，中国的一切都是对的，洋人的一切则和中国相反，不可理解的。对于西方的发达与强大，他则认为“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愚昧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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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日本一直是向中国学习的纳贡国。西方人打开东方航路后，中日两国的遭遇是一样的。但日本在“黑航事件”被迫开放后，立即维新变法，向西方学习。短时间内便建成了一个“西化”的资本主义现代国家，转而成了中国接受西学和认识西方的一条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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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维新以后，中国和日本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因为地理和历史两方面的原因，在中国慢慢地走向开放以后，知识分子到日本去的，要比到欧美去得多。在这些人中，有由清廷特派出使和游历的官吏，有地方当局为了办理洋务推行新政资遣参观考察的人员，也有自费出游的士子。到了东洋的中国人，看到了许多西学的成果，许多感想与见闻散见于他们的各色笔记与游记中。如较早出使日本的何如璋，就著有《使东述略》，较为详细地介绍日本的基本情况。例如长崎及附近地方的地理、历史、民俗、国政个方面的基本情况都涉及了。此后，经历日本各地描写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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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赴日的中国人，都看到了东洋的进步，觉得中国应该急起直追；思想保守的人，也感到了外国的威胁，觉得不能泰然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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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近代中国，第一个对日本有真正了解，其关于日本的研究在国内产生真正大影响的人，应该算是黄遵宪。黄遵宪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个维新运动家，一个启蒙主义者，一个爱国政治人物。他是第一个把明治维新的经验教训介绍到中国的。他的著作《日本国志》（1887年成书），可以称为中国研究日本的空前著作。除了系统介绍日本人的天文地理国通的基本情况外，其价值尤在邻交、职官、学术、食货、礼俗诸志。它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日本通志，叙述了日本古往今来各方面的情况。但书的核心是想达到让中国人了解日本，特别是了解日本的明治维新，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使维新之后的日本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一部名符其实的“明治维新史”。后来事实证明，黄遵宪的这部书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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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黄遵宪的书生之言，并没能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中日关系一步步走向紧张，学习日本经验，甚至成为忌讳的话题。最后，没能打败西洋人的清政府，又在鸭绿江边和黄海海上败给了东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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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戊戌变法影响，戊戌九月，梁启超开始了政治流亡的生活。走出国门的梁启超，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与康有为比较起来，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他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进步历史观，肯定了“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这个前提，认为“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弱亡之故”，完全在于能否自觉地适应“变”的规律。他向整个知识阶级大声疾呼，让大家都来看清“地大万国”的历史和现状。从中得出中国必须变法才能自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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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在戊戌、庚子事件及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兴起之后，为巩固人心，确保清朝基础，特派出五位大使出访外国，寻求现代治国之道。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发出《派载泽等分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谕》，谕旨“分赴东西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当时慈禧太后说过：“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远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害，则必决意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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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臣都是深得清廷宠信的官僚。他们从来不能代表中国士大夫阶级中那些倾向进步的力量，但也并非特别昏庸，不算极端顽固。他们看到革命的危险，看到了政治不“善”是革命“逆说横流”的根本原因；同时也知道“方今各国政治艺术，日新月异。进步正速”。其中就包括了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日、德、英、奥、意、比等国家，只有“实行其因革损益之方”，才能“收富国强兵之效”，从而“杜绝乱源”防止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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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臣的考察立宪的结论，可见戴泽领衔的《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摺》。五大臣一出洋，考察政治的谕旨一发表。清廷中顽固守旧的一派突然觉得，纲常名教，世道人伦，国恩家庆，利禄功名，随着宪政即一定程度的民主制度的建立，都将毁于一旦。因此，他们不能不誓死力争。因此，五大臣说：唯有立宪，才有可能避免革命。反对五大臣的人说：唯有不立宪，才有可能制止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