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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是个动词，作“有”动词的宾语，用如“伏者”。“伏”意为“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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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上述“形容词的动词用如名词”例类似《左传》中的“形容词+者”和“动词+者”，只不过省略了“者”而已。形容词或动词用如名词，是“者”字结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见证，是语言历史演变合乎逻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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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今文《尚书》里还没有“者”。“者”字结构有可能脱胎于“动词或形容词用如名词”这一语言现象。“者”字结构是什么时代产生的，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左传》时代到《史记》时代是其迅速发展的时代。“者”字结构中“者”的出现，只是文言中形容词、动词或动词词组用如名词或名词词组的标识，本身没有所谓的称代作用和词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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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尚书》没有“者”字，自然而然使人们联想到学术界对于文言“者”字词性的讨论。“者”字结构作为文献语言的常见结构，自然是语言学家们研究的重要内容。对“者”字词性的认定，历来见仁见智，分歧较多，主要有“代词说”和“助词说”之别。杨树达先生称之为“指示代名词”[7]，王力先生称之为“特别的指示代词”[8]，业师周先生称之为“结构助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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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分析文献中的“者”字结构，“者”既有明显的指代性，用来指代人、事、物，似乎可以译为“……的（人、事、物）”。同时，“者”又具有极强的黏着性，必须与前面的动词、动词词组或形容词凝固成一个结构，孤单单的一个“者”，既没有称代作用和词汇意义，也不能作句子成分。着重于前者，“者”字归入到“代词”一类，着重于后者归于“助词”一类，似乎皆无不可。然而，词类划分除开意义标准和功能标准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标准？对于《洪范》“者”字的考辨，以及对文献语言中“者”字结构产生和发展的动态分析，启发我们认识到词类划分还应该考察初始阶段的词汇意义、与其他语词的组合规则及其变化发展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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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字结构可能是从“形容词和动词用如名词”这一语言现象演变过来的，“者”起初只是把形容词、动词的一般用法和特殊用法区别开来。“者”字的这种标识作用，使特殊用法的动词和形容词一目了然，符合语言表达必须明确的原则，“者”字的使用范围也就越来越广泛，不仅可以与词组合，也可以与词组组合成各种形式的“者”字结构，诸如“动宾词组+者”式、“主谓词组+者”式、“动词性的偏正词组+者”式，等等。现代汉语里虽然仍保存了少数构造简单的“者”字结构，而“的”字结构却在越来越多地取代“者”字结构。“的”字结构和“者”字结构有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可以说“的”字结构是“者”字结构发展演变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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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认为：“‘者’字词组译成现代汉语有时候可以简单地译作‘……的’，但是古代汉语的‘者’并不等于现代汉语的‘的’，因为这两个字的性质和用法并不完全相同。”[10]古代汉语的“者”和现代汉语的“的”不是异体字，因而不是内涵和外延完全等同的两个概念，然而分别考察“者”字结构的“者”和“的”字结构的“的”，我们可以发现二者的性质和用法是大同小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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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者都助成一个名词性结构。二者助成的名词性结构都具有名词的各种语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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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孤立的“者”和“的”都没有词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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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者都具有标识作用。“的”字结构实际上是动词性词组或形容词作修饰语的名词性偏正结构的省略式。“的”是这种省略式的标识。现代汉语构成名词性偏正结构的结构助词只有“的”，因而就产生了“的”字结构而不是其他某字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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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者用法微殊主要是历史原因。不同时代的语言表达总会受到约定俗成的诸多因素的制约，不会完全相同。所以现代能说“谁的”“我的”“木头的”之类，不能说“谁者”“我者”“木头者”。“小异”是语言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大同”则是二者量与质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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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除“数词+者”以外的几乎所有的“者”字结构都可以对译成现代汉语的“的”字结构。“的”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结构助词[11]，“者”也应该是一个结构助词。这反映了语言的稳定性和古今语法体系的承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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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语源标准并不是词类划分的根本标准，然而可以作为综合分析的参考标准。就“者”字结构的“者”字而言，结合功能标准和意义标准来分析，“者”作为结构助词是符合语言实际的。“者”的作用首先是结构作用，而不是称代作用。离开上文，“者”本身不能表示是人还是物，更不能表示是什么人什么事物，不能作句子的任何语法成分，不具备代词的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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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诠释研究 二 《尚书》无“也”字说兼论“也”的句读标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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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尚书》竟没有一个文言中常见的高频词“也”。这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所有的文言语法书几乎都认为“也”在文言中是个语气助词，主要用于句末，表示判断语气。《尚书》也有大量的判断句，为什么没用“也”表示判断语气？进而言之，现代汉语判断句不用“也”，“也”在现代汉语中也没有对译的词。文言中的“也”用在句末与用在句末的句读二者有没有联系？“也”和其他主要句末语气词“矣、乎”有何区别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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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证明：“也”的产生是为了离章析句，“也”的主要功能是句读标识功能，也就是文言“也”用于句末相当于一个句号或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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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为何不用“也”离章析句？这与《尚书》的文体特点有关。《尚书》是记言体政史资料汇编。《荀子·劝学篇》说：“《书》者，政事之纪也。”《尚书》的大部分篇章是古代君臣的谈话记录。其语言就反映了鲜明的口语特点：多用方言词，词义古僻。例如，《周书·大诰》：“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宁王大命？”“卬”，汉代孔安国释为“我也”。《尚书》中仅出现两次，皆见于《周书·大诰》，《诗经》中也仅出现五次。《大雅·生民》：“卬盛于豆，于豆于登。”《毛传》：“卬，我也。”清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卬者，姎之假借。”《说文·女部》：“姎，女人自称我也。从女，央声。”“卬”在西周时是一个使用频率很低的第一人称代词。管燮初先生《西周金文语法研究》统计208篇比较长的铜器铭文没有发现“卬”。学者们一般认为“卬”是一个仅用在记言体或诗体中的岐周方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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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中还有许多史官直录之迹。例如，《周书·洛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章太炎说：“正当言孺子其朋往。”重言“孺子其朋”，周公殷殷切切、叮咛再三的神态情貌跃然于史官直录笔端。又例，《周书·大诰》记载周公决定东征，平定管、蔡、武庚之乱，诸侯和王室大臣反对，有这样几句话：“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与上文“艰大，民不静”接不上气，肯定省略了主语。主语是什么，根据上下文意是难以确定的。然而，在当时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主语很明确。当指“管叔、蔡叔和武庚”，管叔和蔡叔是周成王的叔叔，是王室的人。武庚是商纣王的儿子，武王灭商后被册封为邶国的国君，所以说“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这种既不承前又不蒙后的主语省略，在文献中是少见的，亦见史官笔录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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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秉笔直书，理当有什么写什么，君臣言谈政令中没有“也”，史官笔录当然也不会出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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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甲骨刻辞中亦无“也”字，甲骨文是最早成体系的文字，其“六书”皆备，单字总数以千计。古文字学家尚未发现句末语气词“也”，也未发现用于句末的“矣、乎”。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甲骨刻辞的内容多与占卜有关，仅有小部分是记事刻辞。卜辞多简短，上百字的很少见，多数是几十字、十几字，甚或仅有几个字。二是卜辞都有固定的格式，分为前辞、贞辞、占辞和验辞四个部分。前辞记载占卜的时间、卜者名字，有的也记载占卜的地点。贞辞记载卜问的事情。占辞记载占卜时对吉凶祸福作出的判断。验辞记载占卜的结果和应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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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刻辞内容简短，又有固定的格式，自然没有句读标识的“也”，人们理解起来亦无困难，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使用“也、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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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也”字具有句读标识功能，可以先考察一下句读的产生发展以及在上古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句读萌芽于殷代，形成于周秦，在唐代天台沙门湛然的《法华文句记》中已明确：“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宋代岳珂《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已记载宋代刻书开始用句读符号。但是，古人作文一般不标用句读。这不仅表现在今存绝大多数古籍没有句读，还表现在即使已标用句读的古籍里也不是所有的句子都有句读。1959年，武威出土西汉《仪礼》简策是书面语各种符号用得最多的一部古籍，绝大多数句子没句读，有句读的句子极少。甲本《泰射》句读符号最多，全文6858个字，仅标用115个句读号，约60个字才有一个句读号。实际上，一个句读号是一个句群或一个小节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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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和“矣、乎”这些句末语气词，不能充当句子成分，也不能表示句子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较之别的文言虚词有明显区别。实际上这些句末词就相当于句读号。历代语法学家仅仅认为“也、矣、乎”的作用是帮助句子表达各种不同语气，而忽略了其句读标识这一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功能。这一功能帮助古代读者得以阅读没有句读的古籍，同时，这一功能也可能为古人作文不标用句读提供了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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