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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者都具有标识作用。“的”字结构实际上是动词性词组或形容词作修饰语的名词性偏正结构的省略式。“的”是这种省略式的标识。现代汉语构成名词性偏正结构的结构助词只有“的”，因而就产生了“的”字结构而不是其他某字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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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者用法微殊主要是历史原因。不同时代的语言表达总会受到约定俗成的诸多因素的制约，不会完全相同。所以现代能说“谁的”“我的”“木头的”之类，不能说“谁者”“我者”“木头者”。“小异”是语言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大同”则是二者量与质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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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除“数词+者”以外的几乎所有的“者”字结构都可以对译成现代汉语的“的”字结构。“的”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结构助词[11]，“者”也应该是一个结构助词。这反映了语言的稳定性和古今语法体系的承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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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语源标准并不是词类划分的根本标准，然而可以作为综合分析的参考标准。就“者”字结构的“者”字而言，结合功能标准和意义标准来分析，“者”作为结构助词是符合语言实际的。“者”的作用首先是结构作用，而不是称代作用。离开上文，“者”本身不能表示是人还是物，更不能表示是什么人什么事物，不能作句子的任何语法成分，不具备代词的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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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诠释研究 二 《尚书》无“也”字说兼论“也”的句读标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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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尚书》竟没有一个文言中常见的高频词“也”。这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所有的文言语法书几乎都认为“也”在文言中是个语气助词，主要用于句末，表示判断语气。《尚书》也有大量的判断句，为什么没用“也”表示判断语气？进而言之，现代汉语判断句不用“也”，“也”在现代汉语中也没有对译的词。文言中的“也”用在句末与用在句末的句读二者有没有联系？“也”和其他主要句末语气词“矣、乎”有何区别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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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证明：“也”的产生是为了离章析句，“也”的主要功能是句读标识功能，也就是文言“也”用于句末相当于一个句号或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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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为何不用“也”离章析句？这与《尚书》的文体特点有关。《尚书》是记言体政史资料汇编。《荀子·劝学篇》说：“《书》者，政事之纪也。”《尚书》的大部分篇章是古代君臣的谈话记录。其语言就反映了鲜明的口语特点：多用方言词，词义古僻。例如，《周书·大诰》：“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宁王大命？”“卬”，汉代孔安国释为“我也”。《尚书》中仅出现两次，皆见于《周书·大诰》，《诗经》中也仅出现五次。《大雅·生民》：“卬盛于豆，于豆于登。”《毛传》：“卬，我也。”清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卬者，姎之假借。”《说文·女部》：“姎，女人自称我也。从女，央声。”“卬”在西周时是一个使用频率很低的第一人称代词。管燮初先生《西周金文语法研究》统计208篇比较长的铜器铭文没有发现“卬”。学者们一般认为“卬”是一个仅用在记言体或诗体中的岐周方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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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中还有许多史官直录之迹。例如，《周书·洛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章太炎说：“正当言孺子其朋往。”重言“孺子其朋”，周公殷殷切切、叮咛再三的神态情貌跃然于史官直录笔端。又例，《周书·大诰》记载周公决定东征，平定管、蔡、武庚之乱，诸侯和王室大臣反对，有这样几句话：“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与上文“艰大，民不静”接不上气，肯定省略了主语。主语是什么，根据上下文意是难以确定的。然而，在当时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主语很明确。当指“管叔、蔡叔和武庚”，管叔和蔡叔是周成王的叔叔，是王室的人。武庚是商纣王的儿子，武王灭商后被册封为邶国的国君，所以说“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这种既不承前又不蒙后的主语省略，在文献中是少见的，亦见史官笔录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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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秉笔直书，理当有什么写什么，君臣言谈政令中没有“也”，史官笔录当然也不会出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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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甲骨刻辞中亦无“也”字，甲骨文是最早成体系的文字，其“六书”皆备，单字总数以千计。古文字学家尚未发现句末语气词“也”，也未发现用于句末的“矣、乎”。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甲骨刻辞的内容多与占卜有关，仅有小部分是记事刻辞。卜辞多简短，上百字的很少见，多数是几十字、十几字，甚或仅有几个字。二是卜辞都有固定的格式，分为前辞、贞辞、占辞和验辞四个部分。前辞记载占卜的时间、卜者名字，有的也记载占卜的地点。贞辞记载卜问的事情。占辞记载占卜时对吉凶祸福作出的判断。验辞记载占卜的结果和应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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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刻辞内容简短，又有固定的格式，自然没有句读标识的“也”，人们理解起来亦无困难，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使用“也、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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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也”字具有句读标识功能，可以先考察一下句读的产生发展以及在上古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句读萌芽于殷代，形成于周秦，在唐代天台沙门湛然的《法华文句记》中已明确：“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宋代岳珂《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已记载宋代刻书开始用句读符号。但是，古人作文一般不标用句读。这不仅表现在今存绝大多数古籍没有句读，还表现在即使已标用句读的古籍里也不是所有的句子都有句读。1959年，武威出土西汉《仪礼》简策是书面语各种符号用得最多的一部古籍，绝大多数句子没句读，有句读的句子极少。甲本《泰射》句读符号最多，全文6858个字，仅标用115个句读号，约60个字才有一个句读号。实际上，一个句读号是一个句群或一个小节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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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和“矣、乎”这些句末语气词，不能充当句子成分，也不能表示句子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较之别的文言虚词有明显区别。实际上这些句末词就相当于句读号。历代语法学家仅仅认为“也、矣、乎”的作用是帮助句子表达各种不同语气，而忽略了其句读标识这一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功能。这一功能帮助古代读者得以阅读没有句读的古籍，同时，这一功能也可能为古人作文不标用句读提供了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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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证明“也”的句读标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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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也”用如句读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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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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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一个“也”，语句起止，了然于目，“也”的句读标识功能显而易见。最后一句用因果连词“故”与上文四个“也”呼应，整个语段脉络清晰，文意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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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此积形之成乎地者也。 《列子·天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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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四个“也”，前三个“也”明显标识并列词语间的停顿，用如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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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郑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郑擅进退，而罪二也；女误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亲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 《国语·晋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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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并列分句，句末一、二、三、四，句子次第清楚，复各继之“也”表示停顿。“也”用如句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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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义语言材料证“也”用如句读例。古籍中有许多同义语言材料，往往早一点的典籍不用“也”标识句末，易生歧解；晚一点的引用或译写则添加“也”，以明句界，用如句读。例如《论语·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这是两个并列的判断句，意即：君子的品德好比是风，小人的品德好比是草。由于当时《论语》不施句读，读者容易误解“德风”“德草”连文，是偏正结构。《孟子·滕文公上》引用这两句语时，“风”和“草”字后各加一个“也”。“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读者就不会误解“德风”“德草”为偏正结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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