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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说”是说上古字少，古人仿“六书”假借造字法，遂为通假。对此，清代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和王筠都有论述。段云：“大抵假借之始，始于本无其字；及其后也，既有其字矣，而多为假借。”王氏亦云：“古人用字，惟以声为主，故于有是语无是字借之，即有是字亦借之，取其可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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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学者著书立说，用力勤劬，治学严谨，“讹误说”似不合史实。“字少兼职说”亦不合语言社会性原则。时人皆有非议，专论具在，兹不赘引。我们认为文言通假成因于上古用字不规范。上古没有规定字的正体，汉代又存在大量的同义近义字和音同音近字，时异地异人异自然就会出现字的异体，兼之古代尚未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之前，传道授业，完全依赖口耳相传，方音俗语导致耳误笔误亦在情理之中。一义数形，音义皆同者，后人名之异体字；音近义同或义通音同者，后人名之为同源字；义同音异或义近音异者，后人名之为同义字或近义字；义异音同音近者，后人则名之为通假字。前人并非先有语言规则再进行语言实践，通假字实为后人通过研究前人的语言材料分析演绎而成名。通假成因的“用字不规范说”可以说明为什么文言实词之间有通假现象，为什么文言通假现象于唐宋以后渐趋消亡，以致现代汉语倘偶一为之则被视为“别字”。通假造成文字混乱，语言表达横生歧义，破坏了古代文献语言的纯洁性。文言通假的发生发展以致衰减消亡与汉字使用的不规范、渐趋规范以致必须规范几乎是同步的。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综合了历史文化诸因素。通假演变机制本身诠释了通假成因的“用字不规范说”，《尚书》的虚词通假则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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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5年，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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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5年，页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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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5年，页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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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页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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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页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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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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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5年，页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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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5年，页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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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5年，页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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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5年，页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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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5年，页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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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5年，页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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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5年，页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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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曾运乾：《尚书正读》，中华书局，1964年，页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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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曾运乾：《尚书正读》，中华书局，1964年，页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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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周秉钧：《尚书易解》，岳麓书社，1984年，页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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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页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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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页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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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诠释研究 今文《尚书》副词研究兼论汉语实词虚化的两个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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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词是汉语词类系统中一个特殊的词类。副词的语法功能、句法位置、词汇意义和语用特征皆有鲜明的个性。副词主要修饰谓语，表示动作行为或状态性质的各种特征，同时副词也对主语或宾语起修饰作用，显示它们在与谓语发生关系时的范围、方式、状态等各种情况。副词一般情况下不能独立存在，更不能脱离谓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副词是谓语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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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词是存在的问题最多，争论的问题也最多的一个词类。问题和争论不仅大到副词本身的分类、虚实的归属和研究理念，也小到一个个具体副词的定性归类。今文《尚书》是最为古老的传世文献之一，历代的经学家和小学家对《尚书》的断句和训释，可谓言人人殊。《尚书》的副词又多为多类词和多义词，要把每一个副词语例与别的词类语例区别清楚，要把每一个副词义项从多义系统中剥离开来，确实是一项艰巨的极富挑战性的工作，自古至今，还没有一个学者做过今文《尚书》副词穷尽性的语例分析和专题研究。然而，汉语语法史的研究离不开断代语法史的研究，断代语法史的研究又离不开专书语法研究，而专书语法研究也离不开专书重要语言现象的个案研究。我们对今文《尚书》副词进行穷尽性的语例分析和系统专题研究，旨在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语料和理论参考。我们对传世文本进行语例分析时，断句和训诂主要依据周秉钧先生的《尚书易解》和《白话尚书》，同时对于时贤先修的说解，亦斟酌得失，择善而从，偶有所悟，则直抒己见，以求正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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