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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邹鲁、晋、楚三方传说本于民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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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古改制之说，晚清今文家廖平、康有为主之，晚近钱玄同等又张之不遗余力。层累造成之说，刘恕、崔述引其绪，而顾颉刚张其军。三方传说本于民情说，近蒙文通证成之。三说观点既殊，其所论断，亦自不同。主托古改制者，谓古史尽出诸子臆说；主层累造成者，乃谓古史皆由传说者展转演变；主三方传说本于民情者，又悉以地域之不同判之。骤观之，三说若水炭之不相入，实则本相成而不相害也。口说流传，本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固不独古史传说为然也。托古改制之说，此言因人而异；层累造成之说，此言因时而异；三方传说相殊之说，此言因地而异；皆所见一偏耳。治古史传说者，能运用此三说而不囿于一偏之见，循环通证，斯为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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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论托古改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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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古改制之说，发自廖平、康有为。廖平著《知圣篇》，已略启其端，及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益畅论之。康氏先论上古茫昧无稽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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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宋无征说，凡三见。（按即《论语·八佾》《礼记·中庸》《礼运》）且著于《论语》《中庸》，引于《史记世家》《白虎通》，并非僻书，则孔子时，夏殷之道，夏殷之礼，不可得考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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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传政也，久故也。”（《荀子·非相》）后世一代之兴名贤名士，传述充栋，功绩典章，志略弥满，而五帝时人与政无一传者，可见茫昧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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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以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论衡·谢短》）太古茫昧，孔子无从杜撰（案康氏主五经为孔子作，故云然），儒生安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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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时已不能明考夏殷之礼，荀子时犹不能明考五帝之传政与五帝以外之传人，王充时犹不知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为谁，何时代愈前而于古史愈不明？其茫昧无稽，固断断也！康氏因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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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已去（《孟子》：“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而谯周、苏辙、胡宏、罗泌之流，乃敢于考古，实其荒诞。崔东壁（述）乃为《考信录》以传信之，岂不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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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谓直截了当者！孔子已叹夏殷之礼不足征，何后此载籍反甚详备？自殷墟发现甲骨文字，经三十年来学者之研求，殷商之礼已可得而征，此固吾人有胜于孔子者。虞夏以前之为传说时代，晚近史家已多公认，吾人试观周初之《多士》《多方》《立政》诸篇，虽皆以夏殷相提并论，于殷较详，而于夏则空洞无史迹；更观《无逸》《君奭》，叙商史颇详而于夏史则绝口未提，于此亦可见夏史在周初尚未有若何之传说。《多士》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盖惟殷人有文献，殷以前但传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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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节葬下篇》云：“二子者言则相非，行则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韩非子·显学篇》亦云：“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康氏据此因断言先秦诸子无非托古改制，尧舜之道仅为孔子寄托之轨则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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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尧舜而孔墨称道不同，韩非当日著说犹未敢以为据，非托而何？不能定尧舜之真，则诸子皆托以立教，可无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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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云云，则当时诸子纷纷托古矣，然同托于尧舜禹汤文武而相反若是与？《韩非·显学》所谓“……皆自谓真尧舜，……”可知当日同为托古，彼此互知以相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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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比两书观之，藉仇家之口，以明事实，可知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所谓尽君道尽臣道，事君治民，止孝止慈，以为轨则，不必其为尧舜文王之事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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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书经·大统凡例》更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成康不知有此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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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帝王年号，如傀儡登场，不过装饰仪表，借以立名。《韩非·显学篇》言：“孔（指子思）墨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谁定儒墨之是非。”由儒墨（儒家之尧舜美备，墨家之尧舜质野）推之诸子：道家之尧舜天神，农家之尧舜并耕，兵家之尧舜战争，法家之尧舜明察，各执一偏，言人人殊，皆非真尧舜也。善夫曾文正之言曰：“汉高祖不知有是人否？”兹为增转一语曰：“书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成康，不知有是人否？”故学说中之皇帝王伯，皆如六书假借之例，不宜以迹象拘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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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氏竟疑及文武周公成康，实不免变本加厉！康氏之说，既以诸子论史为改制托古，而诸子中孔子尤为魁首，于是乃谓六经皆孔子之所制作，此亦不免变本加厉，未为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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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汉学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译《史记》第一卷，其《序论》亦以尧舜禹为模范人王之传说，谓古史之形式不应整齐划一至此！又以尧舜事迹不见于《诗经》为可怪。日本白鸟库吉于一九〇九年（明治四十二年）在东洋协会演讲“中国古传说之研究”一题，其笔记刊载同年八月该会所发行之《东洋时报》第一三一号，创言尧舜禹为儒家思想之产物，乃本于天地人三才之说而造成者。后一九一二年四月，白鸟氏又刊《尚书之高等批判》一文于《东亚研究》，重申前说。其大要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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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典》专叙天文历日之事。《舜典》将关于制度政治巡狩祭祀等人君治民之一切事业，殆全加于舜之事迹中，且以人道中最大之孝道为舜之特性，由此可知《舜典》之事迹为关于人事者。至于禹则治洪水，定禹域，为关于地之事迹，禹之事业之特性即在关于地之一点。由此点观之，作者乃以天地人三才之思想为背景而创作者。（据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录白鸟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汉学研究会演讲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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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桥本增吉氏著《书经之研究》（《东洋学报》二卷二号三卷三号四卷一号四号），亦信从白鸟之说。白鸟氏又尝著《东洋史概说》一书，以三皇为三才思想之反映，五帝系阴阳五行家学说思想之反映，三皇五帝皆架空理想的人物，不必实有其人，无非假托古帝王为教祖，以夸耀其学说所自出。津田左右吉著《太一说》（《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又以泰皇本于“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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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吾国钱玄同亦以尧舜为理想的人格之名称：“尧，高也；舜借为俊也（《山海经》的《大荒东经》作“帝俊”），尧舜底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古史辨》第一册）蒙文通著《古史甄微》，亦谓五帝之说起于驺子五运之义。缪凤林著《中国通史纲要》，虽力言三皇五帝之为人王，然亦谓“三皇之说，盖起于道家理想之世之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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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以情理，传说中因人而异之成分较少，展转讹传者为多，以一人一派之力而欲伪撰古史，以欺天下，天下何易欺？此托古改制之说所以不能尽通。古人好古亦诚有之，《墨子·公孟篇》云：“墨子谓公孟子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其争附好古之情，跃然纸上。故古人立言托之古圣贤古帝王者，亦诚有之。如《孟子》称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淮南子·修务训》亦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听之，正领而诵之。”其写古人托古立说之情，又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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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意在立说求用，其引据古史传说，无非欲以发摅己意，以申其说，其取舍有不同，亦诚有之。若《庄子》等固或虚造故事，所谓寓言十九是也。唯孔子自谓“述而不作”，《论语·八佾篇》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虽常提及夏殷，而语焉不详。此谓夏殷之礼文献不足征，又曰：“吾能言之”，能言之者盖传说耳。孔子又尝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于古史材料取去之审慎，于此可见。今必谓其伪造古史以托古改制，吾人所不敢信！苟孔子既伪造古史以托古改制，而又谓夏殷之礼不足征，以自破其托古之根基，何孔子不敏至此？故晚近顾颉刚乃开脱孔子之罪，而以墨子为托古改制之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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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著《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刊《史学年报》二卷二期），以为墨家之托古改制有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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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墨家尚贤，因生尧舜禅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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