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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汉学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译《史记》第一卷，其《序论》亦以尧舜禹为模范人王之传说，谓古史之形式不应整齐划一至此！又以尧舜事迹不见于《诗经》为可怪。日本白鸟库吉于一九〇九年（明治四十二年）在东洋协会演讲“中国古传说之研究”一题，其笔记刊载同年八月该会所发行之《东洋时报》第一三一号，创言尧舜禹为儒家思想之产物，乃本于天地人三才之说而造成者。后一九一二年四月，白鸟氏又刊《尚书之高等批判》一文于《东亚研究》，重申前说。其大要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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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典》专叙天文历日之事。《舜典》将关于制度政治巡狩祭祀等人君治民之一切事业，殆全加于舜之事迹中，且以人道中最大之孝道为舜之特性，由此可知《舜典》之事迹为关于人事者。至于禹则治洪水，定禹域，为关于地之事迹，禹之事业之特性即在关于地之一点。由此点观之，作者乃以天地人三才之思想为背景而创作者。（据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录白鸟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汉学研究会演讲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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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桥本增吉氏著《书经之研究》（《东洋学报》二卷二号三卷三号四卷一号四号），亦信从白鸟之说。白鸟氏又尝著《东洋史概说》一书，以三皇为三才思想之反映，五帝系阴阳五行家学说思想之反映，三皇五帝皆架空理想的人物，不必实有其人，无非假托古帝王为教祖，以夸耀其学说所自出。津田左右吉著《太一说》（《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又以泰皇本于“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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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吾国钱玄同亦以尧舜为理想的人格之名称：“尧，高也；舜借为俊也（《山海经》的《大荒东经》作“帝俊”），尧舜底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古史辨》第一册）蒙文通著《古史甄微》，亦谓五帝之说起于驺子五运之义。缪凤林著《中国通史纲要》，虽力言三皇五帝之为人王，然亦谓“三皇之说，盖起于道家理想之世之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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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以情理，传说中因人而异之成分较少，展转讹传者为多，以一人一派之力而欲伪撰古史，以欺天下，天下何易欺？此托古改制之说所以不能尽通。古人好古亦诚有之，《墨子·公孟篇》云：“墨子谓公孟子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其争附好古之情，跃然纸上。故古人立言托之古圣贤古帝王者，亦诚有之。如《孟子》称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淮南子·修务训》亦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听之，正领而诵之。”其写古人托古立说之情，又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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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意在立说求用，其引据古史传说，无非欲以发摅己意，以申其说，其取舍有不同，亦诚有之。若《庄子》等固或虚造故事，所谓寓言十九是也。唯孔子自谓“述而不作”，《论语·八佾篇》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虽常提及夏殷，而语焉不详。此谓夏殷之礼文献不足征，又曰：“吾能言之”，能言之者盖传说耳。孔子又尝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于古史材料取去之审慎，于此可见。今必谓其伪造古史以托古改制，吾人所不敢信！苟孔子既伪造古史以托古改制，而又谓夏殷之礼不足征，以自破其托古之根基，何孔子不敏至此？故晚近顾颉刚乃开脱孔子之罪，而以墨子为托古改制之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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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著《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刊《史学年报》二卷二期），以为墨家之托古改制有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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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墨家尚贤，因生尧舜禅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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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墨家非命，因以桀纣为命定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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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墨家节用，事物之创制归之“古者圣王”，因生古圣创制事物之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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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贤节用之说，墨家首发之，有关尚贤节用之故事传说，又突发于《墨子》书，墨家托古改制之嫌疑，固无可遁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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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此等传说疑亦非绝无素地者。墨家本平民贫贱者之集团，墨子自称其书为“贱者之所为”（见《墨子·贵义篇》），盖贫贱之集团，目击社会贵贱贫富之不均，富贵者骄侈无度，贫贱者痛苦不堪，故大呼其尚贤兼爱节用之口号；尚贤兼爱节用之思想，本平民贫贱阶级所固有，其钜子制度疑本亦贫贱阶级所固有，犹今日下层社会之所谓“老头子”也，一切皆不自墨子始发之，惟墨子始为之发挥光大耳。此等有关尚贤节用之传说，或非仅起于墨子之托古改制，而民间早有此等传说之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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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贞信《评顾颉刚先生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此文尚未刊），尝举《书·无逸》云：“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齐侯云：“成唐（汤），又（有）严在帝所，受天命，（剪）伐（夏）司，败氒灵师，伊小臣隹（辅）。”以证周以前已有小人登王位，小人登相位之传说（《天问》称伊尹为小臣，《墨子尚贤下》：“汤有小臣”，《吕氏春秋·尊师篇》“汤师小臣”，小臣亦皆指伊尹）。而《西伯勘黎》曰：“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多方》曰：“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墨子·非命上篇》亦引《仲虺之告》与《太誓》，此等书远在《墨子》前，命定论当非出于墨家之托古。器物创制之传说，或亦不必起自墨家，人情本有推源之欲，故民间至今不乏“推原论”之故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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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又群以孟子为托古改制之健将，以《孟子》证《孟子》，每多自相违反，蒙文通《古史甄微·自序》尝列举之。孟子既以伊尹为耕于莘野之人，乃又曰：“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孟子既以百里奚自鬻于秦之说为“好事者为之”，乃又曰：“百里奚举于市”，其任情臆说，固所不免，然其说又非绝无根源者，其说与《墨子》固往往而同，蒙氏亦已证之，故蒙氏断为三方传说之源流本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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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托古改制之说，吾人颇首肯之，但必非诸子之向壁虚造，无中生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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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既谓孔子遍造六经，诸子遍造古史以托古改制；康氏著《新学伪经考》，又谓刘歆遍伪群经，遍伪古史，以助新莽窃篡；“三皇之事兴，少昊之事出，五帝之号变”，无非出之歆手，《左传》郯子之少皞共工等说，既无非歆之伪窜，《国语·楚语》观射父之论及少皞，又无非歆之窜入；羿促代夏之事，亦“歆入之于《左传》，并窜之于《史记》”（皆见《伪经考》），“其实少昊羿促率多伪造，儒生不必知也”（此见《改制考》）。崔著《史记探源》《春秋复始》，亦从康说，惟于羿促代夏事不言歆之伪造，谓“此寓言，非实事”。康氏“以《史记》为主，遍考《汉书》而辨之，以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全用主观，显非科学方法，康氏以今文“遍考周秦西汉之书”，见有相合，遂证今文为孔门相传之旨，亦即刘歆作伪古文经之证；遇有群书与古文合者，则曰“间有窜乱，或儒家以外杂史有之，则刘歆采撷之所自出也”（《伪经考·后序》语）。意为进退，初无证据，吾人无取焉。康氏既据《史记·五帝本纪》《夏本纪》以证少皞羿促之无其人，又谓《吴世家》之羿促出歆之窜入；崔氏亦谓《史记·封禅书》之祀少皞事出歆之伪窜，意为进退，初无证据，吾人亦无取焉。崔既以《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之五帝为歆所增入，《史记·封禅书》又本“为《三统历》与《郊祀志》而后人削为《封禅书》者”，《左传》郯子之言亦歆伪造，邹衍五德终始之义，又“歆为莽典文章”而造者，然按之《汉书·律历志》所载刘歆之《世经》，与《左传》郯子之言既不合，郯子言共工水纪而《世经》在木火之间；与《封禅书》亦不类，《封禅书》秦金德，汉水德；而《世经》则秦在木火之间，汉为火德；邹衍五德终始说一派又以秦为水德。夫《世经》五德之推移，欲以明新之代汉迫于皇天威命，非人力所能辞让者，此为莽典文章之要义，而歆辈同时所伪之《左传》等书，竟自相凿枘若是，岂非自乱其典据，将何以取信于人？而崔则曰：此乃“不出一手，国师公不及亲览，故不能画一焉。”其他不能画一尚不足怪，其首要之典据，而伪者竟不能画一以坚人之信，则歆辈之遍伪群经固何为哉？崔氏以古籍之与歆说合者，谓此固歆之所伪；其与歆说首要之义绝不相容者，又谓此必歆之伪窜，曰此乃“其罅隙终不可掩！”意为进退，初无证据，吾人亦无取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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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中今古文之问题，本非一言可决，晚清今文家必以古文说一切皆归之刘歆作伪，则实失之武断！近陈寅恪著《武与佛教》（刊《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五本二分）以古文经比之武颁行之《大云经》，新旧《唐书》称乃出伪撰以陈符命者，今幸得敦煌发现残卷而辨其诬枉[2]。按新莽之所为，固不尽伪托，例如度量，据“新嘉量”以校洛阳金村出土周铜尺（四钟尺）与商鞅量皆合，即此一端，已足见莽政之不尽无据[3]。惟刘歆之争立古文经与武之颁《大云经》不类，武颁《大云经》在即帝位后，而歆之争《左氏春秋》等四博士在莽窃篡前十年，时莽犹无窃篡之隙也，歆岂得预知莽之将篡，预伪群经以待莽篡而媚之？歆于汉哀帝时以争立古文，为博士诸儒所憎恶，出京为郡守，及平帝时王莽柄政，歆卒赖莽之力以立《左传》于学官，谓歆藉莽力以表章古文可，谓歆伪古文以媚莽，则非其实也。疑少皞为伪托，刘为尧后说为汉人媚世之说，此隋唐时已有人在，隋刘炫于《左传》范氏处秦为刘之说，“谓非丘明之笔”（《左襄二十四年传》正义引），唐孔颖达又谓“寻讨上下，其文不类”，汉人“插注此辞，将以媚于世”（《文十三年·正义》）。又谓：“《月令》‘秋其帝少皞’者，直以五行在金，唯托记之耳。”（《祭法正义》）然皆臆说，初无实证。及晚清今文家乃一切谓为莽歆所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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