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70856
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尝云：“今文家乃以己所不喜，或与己说抵触之论证，一切谓为莽歆所伪造，此在逻辑上本不能成立，何况经典上问题至为繁复，亦非歆莽伪造一语所能解决，……当别寻解决而不能一概指为莽歆所伪造或窜乱。”（《中央研究院史言所集刊》三本四分）此言诚然！惟徐氏因陈侯因称“高祖黄帝”，与《左传》《国语》以陈为舜后，《帝系》《五帝本纪》以舜为黄帝后之说合，遂谓“睹此一证，可见王莽并不能臆造何说，即其《自本》亦有依据”。此又未审。《世经》《自本》之说，以汉为尧后有传国之运，固灾异家之成说，眭弘于昭帝时已有此论（《汉书·眭弘传》），但其以共工、帝挚、秦居木火间之闰位，由颛顼水而下，喾木、尧火、舜土、夏金、殷水、周木，汉复为火，新复为土，既不合《左传》郯子之所言（郯子言共工水纪，次第亦不同），又不同秦汉人之旧说（《史记·封禅书》记秦为金德，汉高祖祠黑帝，与《世经》不同），更相异于邹衍五德终始之义（邹衍以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而邹衍之徒又以秦为水德，与《世经》亦异），非臆造而何？《世经》以大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为次，实出于《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等之五帝说，然又不言据《吕纪》《月令》，必曰据《左传》，但《左传》郯子明以黄帝、炎帝、共工、大皞、少皞、颛顼相次，与《吕纪》《月令》之说不合，而《世经》乃谓郯子之言乃逆数，果为逆数，又何不由颛顼逆数至于大皞？乃先言黄帝炎帝，次逆数大皞，又次顺数少皞颛顼，有是文理哉？
1707070857
1707070858
崔述《补上古考信录》辨之曰：“且大皞少皞二帝不同姓，若其时又不相及，则何为皆以‘皞’名？而太皞纪官为龙，少皞纪官为凤，亦似相比然者，然则少皞氏固当继大皞而帝，《左传》非逆数。”是刘歆《世经》曲说《左传》明甚！《世经》不特曲说《左传》，且又以《易·系辞传》之包羲神农强与《左传》之大皞炎帝相牵合，以包牺即大皞，炎帝即神农，亦歆之妄作新说尔，古无是也，崔述亦尝明辨之。然则歆之曲说《左传》，牵合《易传》，意固何在？实无非欲藉以表章《左传》，故牵合《易传》以壮《左传》声势耳。《左传》郯子之言，以黄帝云纪，炎帝火纪，共工水纪，大皞龙纪，少皞鸟纪，此实出于东夷神话，本不涉于五行。不然，以水以火可矣，以云龙鸟，何说焉？刘歆欲表章《左传》，强加比附，此真“其罅隙终不可掩”也。
1707070859
1707070860
《左传》一书，原本当著作于战国之世，据高本汉（Karlgren）之推断，在纪元前四世纪；据新城新藏之推断，在纪元前三百四五十年间，其所载古史传说本甚驳杂，有属原始神话者，如昭公七年传子产述鲧化黄熊事，亦有出于后世讹传误说者，如襄公四年传及哀公元年傅羿促代夏，少康中兴事。康有为《伪经考》既以《左传》羿促少康事为歆所伪窜，然《天问》《离骚》亦述及羿促少康事，康氏乃谓：“恐歆校诗赋，并《离骚》亦歆所窜入；不然，何此一事叙至十二句邪？”惟不知歆伪撰羿“代夏政”，“淫游”“鲜终”，而少康“能布其德”，“以收夏众”，“复禹之绩”，固何为哉？羿窃篡夏政而身为家众杀烹，子死而妻为人夺，窃国者遭遇之惨痛，一至于此！少康生于异国，寄人篱下，以一旅之众，一举而复国，诚可使失国者发奋！歆之伪造此事，其又将惩莽之窃篡而期汉之复国耶？必不然矣！故晚近顾颉刚、童书业二氏乃摆脱刘歆之罪而以少康中兴事为出于光武中兴以后人所伪造。
1707070861
1707070862
顾颉刚、童书业二氏著《夏史三论》（《史学年报》二卷三期），疏证《左传》少康中兴事多出误解与牵合《天问》《离骚》之说，周详明晰，有如捕贼之搜得贼赃然！然误解与牵合者未必为东汉人，战国时非不能有此误解牵合之说。顾童二氏据《华阳国志》引《光武与公孙述书》：“吾自继祖而兴，不称受命”，《后汉书·窦融传》称张玄说窦融背汉，谓“一姓不再兴”，以证前此无少康一姓中兴事。然西汉甘忠可、夏贺良固已有“汉有再受命”之符之说，哀帝且尝从之以改号陈圣刘太平皇帝。西汉灾异家之言，虽获罪于当时，而多见用于后世，眭弘“刘为尧后，有传国之运”之说，虽以罪死，而新莽之窃篡，即用其说。甘夏之流，虽亦以反道惑众之罪死，而光武之中兴，时人又用其说，赞为博物道术之士（见《窦融传》）。西汉灾异家说本纷然杂陈，后世取其利于己者以为符命，一姓得再兴与否，本无定说也。少康中兴事，固不为西汉以前人所称道，然东汉时亦未见有表章者，及曹魏之高贵乡公始出表章之，当以少康中兴事仅见于《左传》，《左传》初不显于世，不为世人所注意，东汉《左传》虽大行，治史者犹沿袭旧说未及注意于此耳！不然，果出东汉人之伪造，何东汉人未见有表章之者？造此固何为哉？童书业《夏史三论·后记》谓因光武中兴之事已过去，故不为人称道，插入《左传》者乃“增加材料，以求适合于东汉人的胃口而已”。亦或因古书残缺，表章少康中兴事不为吾人所见。然少康中兴事既为光武中兴之护符，何光武中兴之际，亦未见人称道之者？窦融部下既称光武有再受命之符，而不举少康中兴之护符，此又何故？苟少康中兴之护符，非出光武中兴之际而出光武中兴之后，则“时代已过去”，作此又何用？若谓“以适东汉人的胃口”，何东汉人对此佳点又未见有如何适合胃口之赞美？若谓“古书残缺”，吾人因此不得见东汉人表章之语，则吾人亦可谓“古书残缺”，故战国秦汉人之表章少康中兴语，吾人并不得而见之也！
1707070863
1707070864
吾人不欲为《左传》古史作辩护士，《左传》一书今所传者本非初相，惟此不仅《左传》然，战国时之著作无不皆然。若谓《左传》古史有出歆之伪窜如晚清今文家所言者，要非吾人所敢信！别详《刘歆冤词》（见《附录》）。
1707070865
1707070866
中国上古史导论 [:1707070547]
1707070867
二 论邹鲁、晋、楚三方传说本于民情说
1707070868
1707070869
古代交通不便，各地之思想传说往往不相协调。传说因地而异之成分自较多。然则蒙文通氏所创邹鲁、晋、楚三方传说各本民情之说，固不容忽视也！蒙氏《古史甄微》云：“鲁人宿敦礼义，故说汤武俱为圣贤；晋人宿学功利，故说舜禹皆同篡窃；楚人宿好鬼神，故称虞夏极其灵怪；三者所称述之史说不同，盖原于其思想之异。”其说甚中肯綮！但蒙氏又谓：“三晋之学，史学实其正宗；则六经《天问》所陈，反不免于理想虚构。”此说未然！
1707070870
1707070871
1707070872
1707070873
非难尧舜禅让之说者，首见《荀子·正论篇》，《正论篇》云：“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也。”是不过以理论非难之耳，犹未言篡窃也。及乎《韩非子·说疑篇》乃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韩非子》既以舜禹等为逼伐，则古无禅让美事矣，乃忽又承认尧舜尝让天下，且从而以功利之见释之。《五蠹篇》云：“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以为民先。……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
1707070874
1707070875
蒙氏以《孟子》证《孟子》，或自相违反；今以《韩非子》证《韩非子》，亦自相违反也。盖《韩非子》以舜禹为逼伐者，出于学派之反宣传，以禅让之说与其功利性恶之说不相容，故作此反宣传以托古改制耳。《韩非子》疑儒墨所道之尧舜非真，实则儒墨两家所道古史不甚相远，惟《韩非子》所论，则与儒墨绝不类，殆韩非子既自为托古，遂亦力诋儒墨之托古，实无异韩非之自作供状耳！
1707070876
1707070877
蒙氏尝列举十有四证，以明邹鲁、晋、楚三方传说之不同，而断定三晋韩非一派为有征。其第一证曰：
1707070878
1707070879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汤使人往聘之，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孟子》所陈与万章所问各异，而《韩非·难言》：“汤至圣也，伊尹至智也，夫以至智说至圣，然且七十说而不受，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则韩非之说，足证万章之非诬，固别一说也。若《天问》说伊尹之事，又自不同。其曰：“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说既荒唐，异于《孟子》《韩非》所论。《墨子》“汤将往见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贱人也，君欲见之，亦令召问焉，彼受赐多矣。’”则孟子之说，惟墨翟与合，岂以邹鲁所传自相同，而与晋楚之说各异耶？《孟子》言：“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则非耕于莘野之人也。治亦进，乱亦进，圣之任者，《墨子》亦言“成汤举伊尹于庖厨”，则割烹之说，反若可信。以《孟子》证《孟子》，则韩非之说有征，而孟子之说可疑也。
1707070880
1707070881
1707070882
蒙氏为井研廖平高弟，廖平著《今古学考》，论经学以鲁、齐、古为乡土异学。今蒙氏据此以治史，别古史传说，以邹鲁、晋、楚为乡土异学。其说似矣！然犹非探本穷源之论！兹就其所举第一例证论之：案《墨子·尚贤中篇》云：“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尚贤下篇》云：“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使为庖人。”皆已谓伊尹为有莘氏女之仆庖。《天问》谓：“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逸注：“小臣谓伊尹也”）是汤之得吉妃由乞伊尹。而《吕氏春秋·本味篇》称伊尹欲归汤，故有氏以伊尹媵女，《史记》谓阿衡欲干汤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正与《天问》相反。
1707070883
1707070884
《墨子·贵义篇》又云：“昔者汤欲往见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正下之贱人也，君欲见之，亦令召问焉，彼受赐多矣！’”是伊尹固贱人，固由成汤先求伊尹，非伊尹以割烹要汤也。《墨子》谓伊尹举于庖厨之中，亦犹谓“传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耳。功利主义者见此传说，遂又谓伊尹以割烹要汤，非初相矣！以《孟子》证《孟子》，《孟子》“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之说诚可疑，而《韩非子·难言篇》《难一篇》《难二篇》之言伊尹为庖宰干汤，亦非可信。伊尹之传说，在诸子中要以《墨子》之说为初相，三晋人士执其为庖人之说而虚造干汤事，孟子辈又执汤往见之说而增饰耕于莘野事。三方传说固不同，亦自有其相因演变之迹。余故曰：蒙氏之说，犹非探本穷源之论也！
1707070885
1707070886
刘师培《伊尹为庖说》又云：
1707070887
1707070888
1707070889
1707070890
1707070891
1707070892
1707070893
1707070894
及考《吕氏春秋·本味篇》，……盖本古《伊尹书》，故《应劭》引“箕山之东”数语，均以《伊尹书》为称；然观《吕书》所载，则尹有媵女及说汤至味事，无身为庖人之事也。因思尹为媵臣《墨子》称为女师仆，女师仆即阿保，古人训保为养，故养育婴儿者谓之保，而女师亦为保，《列女传》卷四言伯姬待保傅，《后汉书·崔实传》注云：“阿保谓傅母”，均即女师之保也。伊尹以媵臣为女师，故称保人，嗣称阿衡，“阿”亦“阿保”之“阿”，“阿”正字作“妿”，《说文》引杜林说云：“女师也”，尹为汤相，仍沿阿保之称，故《周书·君奭篇》称保衡，后世因之，遂以保为三公之称，“保”“包”二音之字，古籍互通，音靡区别，观“葆”训草盛（《说文》），“泡”亦训盛（《方言二》），“苞”训为本（《小尔雅·广言》），“葆”训亦同（《广雅·释诂二》），“”或作“”与“保”均从“孚”声，此其征矣。古崇口说，“包”“保”音同，故为“保”为“包”，书无定字。诸子著书，习闻伊尹说汤至味事，遂以“保”为“庖厨”之“庖”而负鼎执刀之说兴，《墨子》《史记》并载媵女为庖二事，亦以“保”“庖”书无定事，故两著其词。若《吕书》“令人养之”，“”亦“保”字，此即养育婴儿之保也。孚保古通，与《左传》庄六年卫俘《公》《穀》作“宝”，《繁露》作“葆”者同例，高注以“庖人”为训，则由伊尹为庖事及之，不足信也。循此例而递推之，则知古说互歧，恒由语凭口说，易由同音之字横生殊解，明于声转，则疑义豁通矣。（《左集》卷五）
1707070895
1707070896
刘氏据《吕氏春秋·本味篇》无伊尹为庖事，以证为庖之说后起，未是。其据《君奭》称伊尹为保衡，以证“庖”为“保”之讹转，豁通疑义，殊为卓见！然则《墨子》之伊尹传说犹非初相矣。邹鲁、晋、楚三方传说之不同，非机械的相互并立，实亦同其源流而相互演变者。伊尹之由“保衡”而讹为“庖人”，在墨子以前当早有此讹传，据此亦可见《墨子》所传之古史不尽托古。
1707070897
1707070898
然则因地而殊之传说，吾人果不能据此以比较而窥其端倪乎？是又不然！韩非之说晚出，多功利主义者臆度古人之说，固无足取。然邹、鲁、淮、楚与秦之载籍，固甚多远古相传之说，邹鲁之所传多为周人西戎之神话传说，而淮楚与秦之所传乃能保存殷人东夷之神话传说。吾国古代民族，大别之实不外东西二大系，其神话传说，实亦不外东西二系：
1707070899
1707070900
（一）东系民族：殷、东夷、淮夷、徐戎、楚、郯、秦、赵……
1707070901
1707070902
1707070903
1707070904
殷 殷为东系民族，在中国史学界已成定论。徐中舒著《从古书中推测殷周民族》（清华大学《国学论丛》）以殷周为不同系之民族，傅斯年著《东北史纲》及《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更详考殷之为东系民族，如殷神话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而东北民族神话中祖先之朱明，亦由鸟卵产生。近陈梦家著《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二十期）更谓朱明即殷祖先之昭明，“朱”“昭”声之转。姜亮夫著《夏殷民族考》（见《民族杂志》一卷十一及十二期，二卷一及二期）更明证“殷”即“夷”之分化字。古书于殷本多称夷，如《左传》昭二十年引《太誓》曰：“纣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墨子·天志上》引《太誓》又曰：“纣夷处不肯事上帝”，此皆直以夷称殷人之证。“夷”金文作，“殷”金文作“”，俱象射形，“殷”在《殷韵》，“夷”在《脂韵》，为阴阳对转字。
170707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