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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不欲为《左传》古史作辩护士，《左传》一书今所传者本非初相，惟此不仅《左传》然，战国时之著作无不皆然。若谓《左传》古史有出歆之伪窜如晚清今文家所言者，要非吾人所敢信！别详《刘歆冤词》（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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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导论 [:170707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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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论邹鲁、晋、楚三方传说本于民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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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交通不便，各地之思想传说往往不相协调。传说因地而异之成分自较多。然则蒙文通氏所创邹鲁、晋、楚三方传说各本民情之说，固不容忽视也！蒙氏《古史甄微》云：“鲁人宿敦礼义，故说汤武俱为圣贤；晋人宿学功利，故说舜禹皆同篡窃；楚人宿好鬼神，故称虞夏极其灵怪；三者所称述之史说不同，盖原于其思想之异。”其说甚中肯綮！但蒙氏又谓：“三晋之学，史学实其正宗；则六经《天问》所陈，反不免于理想虚构。”此说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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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难尧舜禅让之说者，首见《荀子·正论篇》，《正论篇》云：“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也。”是不过以理论非难之耳，犹未言篡窃也。及乎《韩非子·说疑篇》乃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韩非子》既以舜禹等为逼伐，则古无禅让美事矣，乃忽又承认尧舜尝让天下，且从而以功利之见释之。《五蠹篇》云：“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以为民先。……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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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氏以《孟子》证《孟子》，或自相违反；今以《韩非子》证《韩非子》，亦自相违反也。盖《韩非子》以舜禹为逼伐者，出于学派之反宣传，以禅让之说与其功利性恶之说不相容，故作此反宣传以托古改制耳。《韩非子》疑儒墨所道之尧舜非真，实则儒墨两家所道古史不甚相远，惟《韩非子》所论，则与儒墨绝不类，殆韩非子既自为托古，遂亦力诋儒墨之托古，实无异韩非之自作供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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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氏尝列举十有四证，以明邹鲁、晋、楚三方传说之不同，而断定三晋韩非一派为有征。其第一证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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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汤使人往聘之，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孟子》所陈与万章所问各异，而《韩非·难言》：“汤至圣也，伊尹至智也，夫以至智说至圣，然且七十说而不受，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则韩非之说，足证万章之非诬，固别一说也。若《天问》说伊尹之事，又自不同。其曰：“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说既荒唐，异于《孟子》《韩非》所论。《墨子》“汤将往见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贱人也，君欲见之，亦令召问焉，彼受赐多矣。’”则孟子之说，惟墨翟与合，岂以邹鲁所传自相同，而与晋楚之说各异耶？《孟子》言：“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则非耕于莘野之人也。治亦进，乱亦进，圣之任者，《墨子》亦言“成汤举伊尹于庖厨”，则割烹之说，反若可信。以《孟子》证《孟子》，则韩非之说有征，而孟子之说可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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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氏为井研廖平高弟，廖平著《今古学考》，论经学以鲁、齐、古为乡土异学。今蒙氏据此以治史，别古史传说，以邹鲁、晋、楚为乡土异学。其说似矣！然犹非探本穷源之论！兹就其所举第一例证论之：案《墨子·尚贤中篇》云：“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尚贤下篇》云：“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使为庖人。”皆已谓伊尹为有莘氏女之仆庖。《天问》谓：“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逸注：“小臣谓伊尹也”）是汤之得吉妃由乞伊尹。而《吕氏春秋·本味篇》称伊尹欲归汤，故有氏以伊尹媵女，《史记》谓阿衡欲干汤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正与《天问》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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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贵义篇》又云：“昔者汤欲往见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正下之贱人也，君欲见之，亦令召问焉，彼受赐多矣！’”是伊尹固贱人，固由成汤先求伊尹，非伊尹以割烹要汤也。《墨子》谓伊尹举于庖厨之中，亦犹谓“传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耳。功利主义者见此传说，遂又谓伊尹以割烹要汤，非初相矣！以《孟子》证《孟子》，《孟子》“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之说诚可疑，而《韩非子·难言篇》《难一篇》《难二篇》之言伊尹为庖宰干汤，亦非可信。伊尹之传说，在诸子中要以《墨子》之说为初相，三晋人士执其为庖人之说而虚造干汤事，孟子辈又执汤往见之说而增饰耕于莘野事。三方传说固不同，亦自有其相因演变之迹。余故曰：蒙氏之说，犹非探本穷源之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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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伊尹为庖说》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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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考《吕氏春秋·本味篇》，……盖本古《伊尹书》，故《应劭》引“箕山之东”数语，均以《伊尹书》为称；然观《吕书》所载，则尹有媵女及说汤至味事，无身为庖人之事也。因思尹为媵臣《墨子》称为女师仆，女师仆即阿保，古人训保为养，故养育婴儿者谓之保，而女师亦为保，《列女传》卷四言伯姬待保傅，《后汉书·崔实传》注云：“阿保谓傅母”，均即女师之保也。伊尹以媵臣为女师，故称保人，嗣称阿衡，“阿”亦“阿保”之“阿”，“阿”正字作“妿”，《说文》引杜林说云：“女师也”，尹为汤相，仍沿阿保之称，故《周书·君奭篇》称保衡，后世因之，遂以保为三公之称，“保”“包”二音之字，古籍互通，音靡区别，观“葆”训草盛（《说文》），“泡”亦训盛（《方言二》），“苞”训为本（《小尔雅·广言》），“葆”训亦同（《广雅·释诂二》），“”或作“”与“保”均从“孚”声，此其征矣。古崇口说，“包”“保”音同，故为“保”为“包”，书无定字。诸子著书，习闻伊尹说汤至味事，遂以“保”为“庖厨”之“庖”而负鼎执刀之说兴，《墨子》《史记》并载媵女为庖二事，亦以“保”“庖”书无定事，故两著其词。若《吕书》“令人养之”，“”亦“保”字，此即养育婴儿之保也。孚保古通，与《左传》庄六年卫俘《公》《穀》作“宝”，《繁露》作“葆”者同例，高注以“庖人”为训，则由伊尹为庖事及之，不足信也。循此例而递推之，则知古说互歧，恒由语凭口说，易由同音之字横生殊解，明于声转，则疑义豁通矣。（《左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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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据《吕氏春秋·本味篇》无伊尹为庖事，以证为庖之说后起，未是。其据《君奭》称伊尹为保衡，以证“庖”为“保”之讹转，豁通疑义，殊为卓见！然则《墨子》之伊尹传说犹非初相矣。邹鲁、晋、楚三方传说之不同，非机械的相互并立，实亦同其源流而相互演变者。伊尹之由“保衡”而讹为“庖人”，在墨子以前当早有此讹传，据此亦可见《墨子》所传之古史不尽托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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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因地而殊之传说，吾人果不能据此以比较而窥其端倪乎？是又不然！韩非之说晚出，多功利主义者臆度古人之说，固无足取。然邹、鲁、淮、楚与秦之载籍，固甚多远古相传之说，邹鲁之所传多为周人西戎之神话传说，而淮楚与秦之所传乃能保存殷人东夷之神话传说。吾国古代民族，大别之实不外东西二大系，其神话传说，实亦不外东西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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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系民族：殷、东夷、淮夷、徐戎、楚、郯、秦、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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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殷为东系民族，在中国史学界已成定论。徐中舒著《从古书中推测殷周民族》（清华大学《国学论丛》）以殷周为不同系之民族，傅斯年著《东北史纲》及《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更详考殷之为东系民族，如殷神话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而东北民族神话中祖先之朱明，亦由鸟卵产生。近陈梦家著《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二十期）更谓朱明即殷祖先之昭明，“朱”“昭”声之转。姜亮夫著《夏殷民族考》（见《民族杂志》一卷十一及十二期，二卷一及二期）更明证“殷”即“夷”之分化字。古书于殷本多称夷，如《左传》昭二十年引《太誓》曰：“纣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墨子·天志上》引《太誓》又曰：“纣夷处不肯事上帝”，此皆直以夷称殷人之证。“夷”金文作，“殷”金文作“”，俱象射形，“殷”在《殷韵》，“夷”在《脂韵》，为阴阳对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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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夷、徐戎 淮夷徐戎等皆东夷民族，本居东土沿海，《后汉书·东夷传》谓东夷于武乙，以后“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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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郯 楚本亦东夷，亦与殷商同族。卜辞有云：“……辛卯帚楚”（见善斋藏拓本），楚为商王田猎所及之地；令云：“隹王于伐楚伯，在炎”，炎即春秋“郯子来朝”之郯，郯为东夷，楚与郯当为相邻之国。春秋时更有地名楚丘者，一在山东曹县，一在河南滑县，当皆楚之故土；《吕氏春秋·古乐篇》云：“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乃以师逐之，至于江之南。”盖楚民族本居中土，于殷周之际为周人所逐而南者。胡厚宣著《楚民族起源于东方考》（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第一册），考之甚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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