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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季曰实沈，……迁……于大夏，主参，……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生……台骀，……封诸汾川，……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叔向曰：“善哉！未之闻也。……”……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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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实沈、台骀等初为山川星辰之神，卜人言之而“史莫之知”，叔向“未之闻也”，而子产又详知之。神话之渐化而为古史，盖无不由“博物君子”之务博而润色传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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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南方文化较低，又宿好鬼神，神话怪说在中原已润色为人话史说者，而南方犹能保存其原样。淮楚本与殷人同族，殷民族固有之神话多保存于南方，前已论之。《楚辞·天问》与《山海经》《淮南子》等所述昔人视为荒诞不经者，今日始知其为探索古史传说之瑰宝也。诸子中《墨子》著作较先，墨家质实，又主天志明鬼，故于神话之初相，亦每得保存。《国语》《左传》等书，取材本杂，间亦有足以探索神话初相之材料。吾人当以此等古籍为依据，参验旁通，以求其演变之迹象，则古史传说问题之解决，可以纵一苇之所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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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古史传说之来源，本多由于殷周东西二系民族神话之分化与融合。及战国诸子，各自立说，亦各自有其历史哲学，其征引古史，无非欲以发摅己意，故又不免于托古改制。如《荀子》之性恶论实本于《墨子》，《墨子》主张圣贤治世论，以为乱之所自起，由于自爱不相爱，故《墨子》以为“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天下大乱，如禽兽然”（《尚同上》）。而《韩非子》主功利，又主历史进化论，以为“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刑罚不用而民自治”。然则上古之民大乱如禽兽乎？抑不争而自治乎？《孟子》主历史退化论，云：“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告子下》）；故盛称尧舜之道。《荀子》创历史不变论，以为“古今一度也，类不悖，虽久同理”（《非相》），故云：“天子者，势位至尊”，而以尧舜禅让为浅者之传。《韩非子》又主历史变化论，云：“世异则事异”，故谓“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薄厚之实异也”（《五蠹》）。然则尧舜禅让之事，果可信乎，不可信乎？可称乎，不足称乎？古人非绝无古史之知识，上古质野，殆为战国时人所共知，《墨子》称古人“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辞过》）；《孟子》称“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韩非子》称古有构木为巢之有巢氏，钻燧取火之燧人氏（《五蠹》）；《吕氏春秋》称“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恃君》）；此等历史进化观，疑皆得之边裔民族之观察。秦晋淮楚之间，夷狄杂处，所见文化程度不一，其进化之迹显然，故《庄子》称太古为至德之世，《山木篇》又谓：“南越有邑焉，名为至德之国。”此其明证。据近今社会学者之研究，上古野蛮之世，未发明火食居室时，尚无国家之组织，安得有有巢氏燧人氏等人君？顾名思义亦可知其出于伪托。高木敏雄《比较神话学》谓“大抵依其名而示其性，所谓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庖牺等，无一不然”，盖无一非出于意造。吾人治古史，于此等假说之说首当摧陷而廓清之！不能因其有合历史进化之论，遂从而信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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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顾颉刚断言禹之传说为神话，国人之治古史者，乃多主自启始入历史时代。如杨筠如《中国史前文化的推测》（《暨南文学院集刊》第二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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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个人的见解，中国的有史时代，应从夏代为始。我的理由，约有下列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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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据较早史料——《诗经》和《书经》里面承认夏在殷朝之前的，有《荡》篇《长发》《召诰》《多士》《多方》《立政》《汤誓》七处（《虞夏书》不计），虽然只讲到一个夏桀，但夏这一个部落，和夏曾为一时各部落的霸者，这是无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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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记》所载商代世系，经甲骨文的证明，大致不算错误，知史公所记，大略根据古代谱牒，那么夏代的世系，也不能认为全伪，并且夏之季世的君主，有孔甲和履癸，或者就是殷人十干为名的先声，也可说是与商民族接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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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书》里尝自称为有夏，《周颂》也自称时夏，都以代表中国，好像后来以秦汉唐代表中国一样，大概夏是一个最早在中国有文化的民族，比较旁边各部落文化势力都大，就此相袭为中国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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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夏代的首王——禹，是神话中的人物，不见实有其人。……禹之成为夏代的首王，也正因为从夏代以来才有史可考。所以把开天辟地传说中的禹就做了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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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亦尝谓：“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为名，而殷人承之矣。”至因《殷本纪》与卜辞相合，以推论《夏本纪》可靠，丁文江亦云：“既在同一书有同等之夏代帝王世系，当不尽神话。总之，吾人不用怀疑夏代之存在。”（How China Acqiured her Civilization，p.10）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亦同有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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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以禹为不可信而以启以下为可信之说，傅斯年亦主之。傅氏《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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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之一字，盖有始祖之意，汉避景帝讳改为“开”，足征“启”字之诂，其母系出于山氏，显见其以上所蒙禹若虚悬者，盖禹是一神道，即中国之Osiris，……然则我们现在排比夏迹，对于涉禹者，应一律除去，以后启以下为限，以免误以宗教范围作为国族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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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近日顾颉刚、童书业著《夏史三论》，已明证启羿亦为神而非人，太康又为启之分化。陈梦家著《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二十期），又明证夏史中不乏商神话及历史之成分。殷商与夏代密接，殷墟卜辞历年发得数万片，又绝未见夏代之踪迹；古器物出土至夥，又绝未有夏后氏之古物。是故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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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现在由地底发掘及古器物古文字学上所得来的智识而论，大抵殷商以前，只还是石器时代，究竟已经有没有文字，还是问题。《周书》上周初的几篇文章，如《多士》，如《多方》，如《立政》，……夏代只是笼统地说一个大概，商代则进论它的比较详细的事迹，尤其是《无逸》与《君奭》两篇，叙殷代的史事，颇为详尽，而于夏代则绝口不提，可见夏朝在周初时都是传说时代，殷朝才是有史时代。《多士》上周公的一句话也说得很明白，便是“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册便是文献，便是用文字写出来的史录，只有殷的先人才有，足见殷以前是没有了。单是根据这项周人的记录，我们要断定夏代还是传说时代，可说是不成问题的。断定夏代为传说时代，并不是说夏代没有。有是有的，不过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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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虽力言夏为传说时代，仍断言夏代之存在，然吾人于此犹不能无疑。殷以前既为石器时代，自无国家组织之可言，更何来朝代与国王？《墨子》称禹为高阳或天所命，《洪范》称禹为天帝所兴，《天问》《离骚》《山海经》又皆言启上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天问》《山海经》又称羿为天帝所降之人物，《吕刑》又谓禹、伯夷、后稷同为上帝所命，夏史既多出神话演变而成，安知“有夏”“夏后”二名必非出于神话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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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今日论有史时代之历史，自当断自殷墟物证。殷以前之古史传说，自在神话之范围，此非曲士之拘笃，史料之批判已优足为证。王国维《古史新证》云：“传说与史实相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缘饰，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近人治古史者，无不以此为金科玉律，诚哉其金科玉律也！盖以地下之史料参证纸上之史料，此二重论证之方法，至王氏始成立之。惟王氏又谓：“虽古书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为学诚当如王氏之审慎，然据史料以批判，古史传说之全出殷周东西民族神话之分化与融合，已铁案如山，无可动摇。至世人之信尧舜禹等而不之疑者，以其见于《尚书》也，然《虞》《夏书》既非尧舜时实录，《尚书》除《虞书》外又无及尧舜者，《诗经》中亦绝无尧舜之踪迹；后世以伯夷禹稷为尧舜之属臣，而《吕刑》乃以为上帝之属神，为上帝所命；则尧、舜、伯夷、禹、稷非皆出神话而何？《吕刑》称皇帝遏绝苗民蚩尤，而后世传说乃以为《黄帝》伐蚩尤，尧舜窜苗民。《洪范》称鲧禹为天帝所殛所兴，而后世传说乃以鲧禹为尧舜所殛所兴，则黄帝尧舜又非出于天帝之神话而何？《诗·玄鸟》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又称“帝立子生商”，是商人为天帝所降生，而后世传说乃以为帝喾生商契，则帝喾又非出于天帝之神话而何？此吾人据《诗》《书》已可证尧舜禹等必为神话中人物也！传世古书惟《诗》《书》为最古，其可稽考者若是。诸子书中《论语》《墨子》较先，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故《论语》绝不及神话；《墨子·非攻下篇》则称禹受天帝高阳命而征有苗，后世传说乃以禹为尧舜所命；《墨子·尚贤中篇》称鲧为天帝之元子，为天帝所刑，而后世传说乃以鲧为颛顼之子，为尧舜所殛；则颛顼尧舜鲧禹又非出神话而何？尧舜禹等之由神话演变为人话，《墨子》中亦了如指掌。近人犹信尧舜禹为真有者，盖习熟见闻，积习生常，实未尝于古史之史料好为整理批判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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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邹季友《书传音释》已因《虞书》“曰若稽古帝尧”，断为夏启以后史官追记。勒奇（James Legge，著Chinese Classics vol. Ⅲ，London.）亦谓《尧典》篇首“曰若稽古”，乃后世传说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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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寅恪著《武与佛教》，证武之母杨氏为隋宗室观王雄弟始安侯达之女，当唐初，杨氏虽为亡国遗裔，其昔日之政治地位已失，而其世代遗传之宗教信仰固继承弗替，此于唐《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实录》、南宋僧徒志磬《佛祖统记》等书有征。武幼受其家庭环境佛教之薰习，且以女身而为帝王，于儒家典籍中不能求得其义，其欲革唐为周，自不得不假托佛教之符谶。考佛教原始教义，本亦轻女，惟大乘道《比尼经》中，乃有以女身受记为转轮圣成佛之教义，故武所颁行天下以为受命符谶之《大云经》，即为大乘急进派之经典。《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称“载初元年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又《薛怀义传》称“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新唐书·后妃传》所纪略同。而赞宁《僧史略》则谓“此经晋代已译，旧本即曰女王”。志磬《佛祖统记》则称武后敕沙门法朗九人重译。此诚史学上一大公案。今幸敦煌已发见《大云经》疏残卷（见罗福苌《沙州文录补》），卷中所引经曰及经记，均见后凉昙无识所译《大方等无想经》，亦即竺法念所译《大云无想经》皆无甚差异，故王国维《大云经疏跋》（亦见《沙州文录补》）断为“经文但稍加缘饰，不尽伪托”。“此疏之成，盖与伪经同颁天下。”王氏以此书之外，别有伪经，实不尽然。陈寅恪氏据昙无识译《大方等大云经》与敦煌残本比勘，知即当时颁行天下以为受命符谶之原本。可证武作阎浮提主等说，非出伪造，其称金轮皇帝，亦本转轮王之说，不独《旧唐书》等伪撰之说为诬枉，即志磬重译之说亦非事实。陈氏尝以之与古文经事相比拟，其言曰：“此等佛经典，若为新译或伪造，则必假托译主，或别撰经，其事既不甚易作，其书更难取信于人，仍不如即取前代旧译之原本，曲为比附，较之伪造或重译者犹事半而功倍。由此观之，近世学者往往以新莽篡汉之故，辄谓古文诸经及《太史公书》等悉为刘歆所伪造或窜改者，其说殆不尽然。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固不足以判决其是非，……但武之颁行《大云经》与王莽之班符命四十二篇，其事正复相类，自可取与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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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嘉量原藏坤宁宫，今存故宫博物院，共五量，皆有铭，刘复著《故宫所存新嘉量之较量与推算》（见日本《考古学论丛》）据以考定莽尺长标准公尺0.2308864。合肥龚心铭氏景张藏有商鞅量，唐兰著《商鞅量与商鞅量尺》（见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五卷四期）实测之，证商鞅所用尺正与莽歆尺同。民国二十年洛阳金村韩君墓出土周铜尺，今藏福开森氏（John C. Ferguson）处，福开森著有《得周尺记》（《大公报·艺术周刊》第四十期），校量之亦与莽歆尺同，足见莽歆复古，此尺实有所据。余别有《中国历代尺度考》（商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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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厚宣著《楚民族起于东方考》，分：一、绪言，二、甲骨文字中之楚民族，三、中国古地理上，四、中国古地理中，五、中国古地理下，六、楚民族源于黄河流域之推测，七、楚民族源于东方之推测，八、以楚民族之祖先证之，九、以楚丘之地望证之，十、以昆吾之地望证之，十一、以金文伐楚伯证之，十二、以甲骨文之记载证之，十三、以殷楚之文化礼制证之，十四、以象之南迁证之，十五、楚民族南迁原因一，十六、楚民族南迁原因二上，十七、楚民族南迁原因二下，十八、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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