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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神在殷周人之观念中，本为有意识之人格神，能发号司令，及春秋战国文化渐进，此等观念既不能为智识阶级所信，智识阶级乃去神话之不雅驯而渐次润色为人话。于是天帝乃悉变为人王。神话之得演变为古史，乃出天道观之转变与夫智识阶级之润色。智识阶级润色神话之迹象，尚多可寻，前已论之。此固神话演化为人话主因之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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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人于天帝之崇拜外，尚有社神之崇拜。社神与国家最有密切之关系，《墨子·明鬼下篇》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林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殷墟卜辞中之“士”即“社”，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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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于土，三小，卯二牛，沈十牛。（《前编》一，二四，三。又七，二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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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亥卜，又土羊一小。（《戬寿》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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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于土。（同上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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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沈于土牢。（《铁云》一，一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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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求年于土，□□牛。（同上五，二一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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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勿于土。（同上六，二二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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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午，卜土，。（《五凤》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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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戌卜贞既出于土，牢。（《续》一，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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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于土，一牛，俎牢。（《室》三，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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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勿年于邦土。（《前编》四，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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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释“邦土”为“邦社”，甚是。其以“土”为相土，则无当也。傅斯年以邦社即相土，亦非。“相土”本仅名“相”，“相土”之名乃由于误读《诗》“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之语。盖所谓“相土烈烈”，犹言“殷土茫茫”，“土”本非人名，后人误以“相土”为一名，而《史记》等书又误从之耳，此点陈梦家氏《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二十期）已明辨之。吴其昌、丁山以相土即后土，益无是处。邦社，王国维谓“即《祭法》之国社，汉人讳‘邦’，改为国社，古当称邦社。”殷人祭社用，用卯，用沈，用（俎），尚有用（俘）者，吴其昌著有《殷代人祭考》尝详考之。在古史传说中汤本有以身祷于桑林祈雨之说，见《墨子》《尸子》《吕氏春秋》等书；《庄子》佚文又有宋景公人祷传说；《左僖十九年传》载：“夏，宋公（襄公）使邾文公用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左昭十年传》云：“平子伐莒，取，献俘，始用人于亳社”；宋为商后，鲁本商地，胡适《说儒》因谓：“用人祭社，似是殷商旧俗。”不惜杀人以媚社神，其于社神崇拜之热烈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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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社，今之城隍土地也，民间无大小事，皆往祈求祭祀，春秋时似已有祈神赛会之举，大抵以一定之佳节为社祭之辰，社祭时男女游乐无忌。《墨子·明鬼下篇》有云：“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也，此男女所属而观也。”《春秋》庄公二十年公如齐观社，《穀梁传》云：“以是尸女也”，注言主为女往，谓为娶哀姜；《公羊传》则谓越境淫于民间；《鲁语》云：“齐弃太公之法而观民于社”；由此可见齐国社祭之盛况，实不下于今日之城隍土地赛会。社神与人民关系之密，实胜于上帝多多。古于社祭时有音乐，桑林为宋之社，而桑林之乐相传最动听。《淮南子·精神训》云：“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是汉时犹然。古禳灾亦以社，日食大水必以社，《左传》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仪也。”《昭十九年传》：“郑子产为火，故大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礼也。”诸侯践位亦或祷于社，《管子·小问篇》云：“桓公践位，令衅社塞祷”；国有军事亦祷于社；《定四年传》：“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于是乎出境”；又闵公二年：“帅师者受命于庙，受于社”；又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燔，戎有受，神之大节也。”于此可见周人对于社神崇拜之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