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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以殷商为母权时代，唐兰、森谷克己等俱已驳斥之（见唐兰《卜辞时代的文学和卜辞文学》，森谷克己《中国社会经济史》）。卜辞之称“后”仅用于先王，此正为“后”为庙主之证。卜辞中祀上甲至武乙或多后者，皆属第五期物（帝乙帝辛之世），所祀多后，自亦指上甲至武乙之先公先王，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之世，卜辞于今王无不称王，及帝乙帝辛之世，于祭祀乃称武乙等为多后，岂武乙等生时为男性，死后则为女酋长乎？此必不可通之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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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初为庙主之称，盛行于殷周二代，后亦渐变为人王之称，如《墨子·尚同中篇》引《书·相年》曰：“夫建国设都，后王君公，……”，“后”在“王”上，其地位高于“王”，亦犹后世以“帝”为人间最尊之称驾乎“王”之上也。“帝”之为庙主之称，虽曾一度见之殷代末年，入周以后，则未见盛行，及周末此制始盛，如《战国策》称秦赵之先王为先帝，是其例。“后”之庙号盛行于前，“帝”之庙号盛行于后，古史传说亦先见“后”之传说而后见“帝”之传说，由此可见先王庙号与神祇称号之混同实为神话演变为古史之最要关键。在殷周之际，先王既多称“后”，与社神之称后相混同，此所以神“后”之神话淆混而为先王。及春秋战国之世，先王又多称“帝”，与上帝之称“帝”相混同，此所以上帝神话又淆混而为先王也。卜辞于上帝但称“帝”，虽亦有一例称“上帝”者（《卜辞通纂》三六八），然文字残缺不能明其义，或出伪造，亦未可知。《尚书·多方》皆称“帝”，《多士》称“帝”者七，称“上帝”者二，《立政》称“帝”者一，称“上帝”者三，《吕刑》称“上帝”者二，称“皇帝”者亦二，《大诰》称“上帝”者二，《君奭》称“上帝”者四，《盘庚》称“上帝”者一，《康诰》称“上帝”者一，《召诰》称“皇天上帝”者一，《多方》《多士》著作年代本较早而多称“帝”，《多方》且皆称“帝”，是上帝称“帝”较先，而称“上帝”“皇帝”较晚，后之所以不单称“帝”而惯用“上帝”“皇帝”者，或以别于先王庙主之称耳。及“皇帝”音转而为黄帝，成为古史传说中之古帝，于是上帝又变名为“上皇”或“泰皇”“太帝”等，因此而起三皇之说，亦转演而为古史传说中之人帝矣。上帝之神话屡演为古史中之人帝，上帝之称号屡变，而古史传说中之人帝亦累增，此所以古史传说时代愈后者，转愈高而愈远也。“后”本下土之神之通称，为“帝”之对待名词，“夏后”亦即“下后”，古“夏”“下”音同通用，如《楚辞·天问》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即《海内经》称羿“去下地之百艰”义；“夏民”亦即“下民”；是其例证。当殷周之际，“下后”既由社神演而为古史传说中之“夏后”，于是社神后亦变名为“后土”，《左传》《国语》称共工之子曰勾龙，为后土，共工即鲧，乃音之急缓；勾龙即禹，乃义之引伸；禹本下后（即社神），故勾龙亦为“后土”；盖禹既演而为古史传说中之“夏后氏”，而社神乃不得不留禹之化身勾龙为之，勾龙乃始终未见盛传于古史传说中也。鲧即玄冥，亦即冯夷，“鲧”“玄”“冯”古音俱近（详《鲧、共工》篇），本殷人东夷河伯之神，鲧与玄冥既皆入于古史传说，乃独使冯夷留为河伯，优游于大川之上，受人崇祀，此亦遭遇之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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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在《国语·周语》《逸周书·尝麦篇》等书中皆称伯禹，而《史记》称为帝禹，《荀子·议兵篇》亦云：“是以尧伐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二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古以夏商周并称三王，此以文武为二王而以尧舜禹汤为四帝，《荀子·议兵篇》本属晚出也。启在《墨子·耕柱篇》《山海经·海外西经》《大荒西经》等书中皆称为夏后启或夏后开，《吕氏春秋·先己篇》又称夏后伯启，《史记》则亦称为夏后帝启。羿在《天问》称夷羿，《左传》称有穷后羿，《左传》引《虞箴》又称帝夷羿，扬雄《上林苑令箴》亦称帝羿。相在《左传》中称夏后相，《史记》并称为帝相。少康在《天问》《离骚》《左传》中但称少康，而《史记》乃称为帝少康。盖本皆“后”“伯”，后乃进而“帝”矣。后人已不解“后”“伯”之义也。《国语》称夏“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及《史记》乃曰：“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司马迁以“夏后”为夏之国号，故又于“夏后”外加称为“帝”，而不知“后”之本为君主之称号也。后人既尊夏后为帝，亦尊殷为帝，故《荀子·议兵篇》称禹汤俱为帝，《史记》于殷王亦多称帝，与《孟子》等书之以夏殷周并称为三王者绝异；《史记·殷本纪》且为之解释曰：“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称帝号，号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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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且从而据以解释社会形态之转变，其言曰：“这可见古人把第一次社会革命的时期，也看在殷周之际的时候的，这种见解，据我们最近的研究，可以说是得着实物的佐证，便是由原始共产制到奴隶制的转变，到殷周之际，才真正的完成。”此殊附会！夏殷二代古无称帝之说，贬号之说乃出汉人臆造；梁玉绳《史记志疑》已明辨之，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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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皇五帝三王之递嬗异称，遂若因世会而有高下之殊，于是皇与帝之号容有互称，而三代之称王一定不易；历稽经传，无称三王为帝者，司马光《稽古录》称夏殷为王是也。既不称帝，尚何贬号，史公之说奚据乎？《索隐》乃顺非而为之词，云：“夏殷天子皆称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贬为王，故本纪皆帝而后总曰王”；《旧唐书·沈既济传》云：“夏殷为帝，周名之曰王”，何其诞也！若以周初贬之，则武王不过卑以自牧，如夏称后之比，改帝为王而已，安得贬及夏殷？若以周末贬之，则战国齐秦犹帝，更不应贬及先代，且即云后世贬之，则如《甘誓》“王曰：六事之人”，此真夏书也，其谁贬？《汤誓》“王曰格尔众，夏王率遏众力”，《盘庚》三篇，王凡十一见，《高宗肜日篇》王三见，《勘黎篇》王五见，《微子》一举“先王”，三呼“王子”，此真商书也，《玄鸟》之诗曰：“武王靡不胜”，《长发》曰：“玄王桓拨，武王载旆，实左右商王”，《殷武》曰：“莫敢不来王”，此商颂也，又谁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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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誓》《汤誓》《商颂》等篇本非夏殷之作，犹且称王不称帝，足证汉儒之妄！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言春秋作新主之事，黜夏，改号禹谓之帝。此亦汉儒之臆说耳。夏之由“后”“伯”而称“帝”，殷之由“王”而称“帝”，此出于战国末季或秦汉之世。盖此时帝号既盛行，遂并夏殷亦加尊之。古史传说之因时而演变，此亦可见。当“后”号盛行时，“后”之神话俱演而为古史；当“帝”号盛行时，“帝”之神话亦俱演而为古史；后且于已演为古史之“后”亦附加“帝”号，吾人由其名号之展转演变，亦可见古史传说演变之规律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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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传说之演变规律，吾人由人王称号之变亦可见之。自来人间尊号至于称“王”而止，春秋之世，惟蛮夷之邦楚吴越称王，中原霸主无僭称王号者。及魏惠王始首称王号。及秦昭王乃以王犹不足尊，自为西帝，畏齐之强，而致东帝于齐王，未几，王欲天下爱齐憎秦，去帝号，昭王因亦去之。阅二年，齐王伐宋，苏代见齐强，劝燕王乘机复仇，推秦为西帝，赵为中帝，燕为北帝，合力攻齐，齐王果为所逐；未几，“帝”号又作罢。后秦围赵，欲赵王尊秦王为帝，而鲁仲连义不帝秦。此等“帝”制运动一再出现于战国时者，盖此时“帝”号已由神称庙号演为古史中人王最古之称号矣。及秦始皇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于是始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丞相王绾等上“泰皇”尊号而始皇不用者，盖“泰皇”在此时犹有神话性，而“皇帝”即“黄帝”，固上古帝位号，为人间最尊之称，故用之，亦犹战国时诸侯但欲称“帝”，尚无自称“皇帝”者，殆由“皇帝”之称在战国时犹富神话性也。及乎新莽，更称其女儿为“黄皇室主”，颜师古云：“莽自谓土德，故谓之黄皇室主，若汉之称公主。”天凤六年（西元一九年）王莽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明年，即据以改元为地皇，此改年号为地皇，与自称黄皇之事正相应。地皇三年，霸桥失火，下诏释“霸桥”之“霸”即“五伯”之“伯”，谓其应在绝灭之列，又以皇帝王霸分配春夏秋冬，谓霸桥失火之翌日正为立春，地皇三年正是冬之终，即此可证霸道可灭而“皇”道可兴，莽之不甘称“帝”而径欲称“皇”，此亦可见。古史传说由“王”而“帝”而“黄帝”而“皇”，古人王之称号亦由“王”而“帝”而“皇帝”而“皇”，其转相层累演进之迹，灼然可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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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导论 [:170707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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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古史传说中之朝代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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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除虞夏书晚出外，《召诰》《多方》《多士》《立政》诸篇皆夏殷并举，无及唐虞者。《诗·大雅·荡篇》《商颂·长发》以及《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所引《诗》，亦上溯夏殷而止。《论语》虽或述及尧舜，亦仅夏殷周三代并举，故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谓：“盖古者大朝惟有夏殷而已，故开口辄引以为鉴。”《诗》《书》虽述及有夏，但多空泛语，夏代之王，亦仅《立政》一见桀，《长发》一见夏桀，虽春秋时铜器秦公、齐侯及《诗·大雅·信南山》《文王有声》《商颂·殷武》《鲁颂·宫》与《书·吕刑》《洪范》等皆及禹，犹不免有神话性，《吕刑》称禹为皇帝（上帝）所命，乃降恤下民之“三后”之一，《洪范》称天以《洪范》九畴锡禹，禹之有神性犹甚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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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虽称尧舜，然亦空泛无史实。及《墨子》，乃盛称尧舜事迹，而虞之一代亦开始出现，《墨子·明鬼下篇》云：“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又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足以为法乎？”《尚贤中》《节葬下》《天志中》《天志下》以及《贵义》诸篇，皆称“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虞夏商周明有四代而云三代，尧舜明在“三代”之外，而亦称在“三代圣王”中，盖时人惯称“三代”，虽增虞一代，一时不便改口，故犹混称“四代”为“三代”耳。《墨子》既言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又言三代之圣王为尧舜禹汤文武，明以尧舜同属虞代，盖《墨子》著者尚未知有陶唐一代也。案，《淮南子·齐俗训》高注引《邹子》云：“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吕氏春秋·应同篇》述五德终始之说，谓黄帝之时土气胜，禹之时木气胜，汤之时金气胜，文王之时火气胜。禹汤文王为夏商周之始王，则黄帝亦虞之始帝，是不仅尧舜同属虞代，即黄帝以下，舜以上无非属于虞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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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称高阳（即陶唐，详下），高阳即高高在上之天帝。《左传》《国语》等书始称陶唐氏，《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云：“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夏书》称彼陶唐今以失行而灭亡，明陶唐为夏前之一代，此《夏书》见引于《左传》，其制作年代当较《左传》为早，当与虞为夏前一代之说同时并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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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襄二十四年传》及《晋语》又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此谓自虞以上为陶唐氏，至夏而始变为御龙氏，明陶唐氏不特虞以上有之，即虞时亦有之，是陶唐氏为虞前及虞时之一诸侯，此则牵合虞与陶唐氏之说而为之调和者，犹不确以陶唐氏为虞前之一代也。《论语·泰伯篇》称“唐虞之际”，《孟子·万章上》称“唐虞禅”，皆仅一见，除此以外之先秦古籍，未有连称唐虞者，当出后人附益。以陶唐氏为虞前之一代，此说当起于战国末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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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后”即“下后”，“夏”“下”古通，“有夏”即“下国”，“有”“囿”与“国”“域”古音相通转，禹羿等本为“下后”“夏后”（即社神），故其所处为“下国”“有夏”（证详《说夏》篇）；“陶唐”即“高阳”，尧舜等本为“上帝”“皇帝”，故其所处为“高阳”（证详《陶唐、高阳》篇）；“夏后”神话既演变而为古史传说中之人王，故“有夏”乃亦演变而为古史传说中之一国一代；及“上帝”神话既演变而为古史传说中之人帝，“陶唐”乃亦演变而为传说中之一国一代，后人见“陶唐”与“有虞”同为夏前一代，说相冲突，因复以陶唐为有虞之前一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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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传说之先后发生，自有其层累，亦自有其演变发展之规律，非出向壁虚造，庙号与神祇称号之混淆，实为神话转变为古史之主要动力，此多出自然之演变；智识阶级之润色与增饰，特其次要者耳。古史传说之产生与演变，由于无意自然者多，出于有意杜撰者少，出于时代潮流之渐变者多，出于超时代之突变者少，视大众意识而转变者多，出于一二人之改变者少。持托古改制之说者，竟谓少数诸子之力足以遍伪古史，此未免夸大其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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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导论 [:170707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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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东西民族神话之融合与古史传说系统之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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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民族文化不外东西二系，在史前期，彩陶文化由西来，黑陶文化由东往，以两文化之交流融合，乃生殷墟之高度文化。入于有史时代，其形势犹然。殷本东夷，与外族最大之战争，莫过高宗伐鬼方之役，鬼方与獯鬻狁昆夷犬戎，并一族之变名，乃西戎之大族；周本亦羌戎之族，《书·牧誓》称庸蜀羌微卢彭濮人皆从武王伐纣，皆西方民族也。《左昭四年传》云：“商纣为黎之，东夷叛之”；又《昭十一年传》云：“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东夷与殷为同族，是殷之得失天下视其同族之能否团结为断也。及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即楚）盈（即秦等）以畔，殷东徐奄熊盈皆东方民族，此时又联合以抗周。以东方民族之众多，镇抚殷民，实为一严重问题，故周虽克殷而仍立武庚，武庚既败而犹保留一宋国（商宋乃声之转），皆周人怀辑东人之策也。《左定四年传》称周公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康叔封于殷墟而仍其旧名曰卫。卫本即殷字，殷古或作（见《吕氏春秋·慎大篇》），而与卫同。殷遗民除宋鲁卫外尚有齐，“齐地殷末有薄姑氏（薄即亳也）”（《汉书·地理志》）[2]。周时齐鲁卫一带，统治者为周系之西方民族，而国民则多为殷系之东方民族，东方民族之文化习俗犹得相当保存，例如三年之丧为殷制而非周制，故滕国卿大夫称鲁滕先君莫之行，而《论语》则谓“天下之通丧也”（见毛奇龄《四书言》、《四书改错》，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又如陈宋淮楚秦“元”“寒”“桓”诸韵皆转入“歌”“戈”“麻”（见林语堂《陈宋淮楚歌寒转变考》，刊《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当亦东方民族之方言[3]。吾华民族文化既有两大系之分，宗教自不相同。神话起于宗教，东西民族之宗教观念既殊，其神话自亦不同，由神话而演变为古史传说自更不同也。本文前后已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