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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以许由即咎繇，《古今人表》作许，正与咎同字。《夏本纪》曰：“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皋陶即咎），古者多以后嗣封邑逆称其先人，以其子姓封许而因称咎曰许，亦犹契曰殷契，弃曰周弃（见《殷本纪》及《鲁世家》）。《夏本纪》言：“禹立而荐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后乃展转误迁以为尧让。《伯夷列传》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夏本纪》言“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盖固咎子也。高注《吕氏春秋·当染篇》以许由为阳城人，箕山者，下临阳城（《括地志》“阳城在箕山北十三里”），由冢在是，归葬故里也；益避在是，誓守父墓也。亦犹禹避商均于阳城，阳城以北为崇伯之国，将守故封而示终身不奸天室之政矣（《夏本纪·正义》“阳城县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案嵩本作崇，即崇伯鲧所封邑相邻，特分南北耳）。或曰：《墨》《吕》既著舜染许由之文，又云禹染皋陶伯益，诚使许由、皋陶为一人，何故变名更举？则尧让之名，远起三季，《墨》《吕》固习闻焉而不察其为异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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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说至是！“许”古读如虎，虎古通作“皋”，《左庄公十年传》云：“蒙皋比而先犯之”，杜注：“皋比，虎皮”，是其证。“繇”“由”“陶”，声并幽类，《汉书·古今人表》第二等上中“许繇”，颜注：“即许由也。”许由或作许繇，皋陶亦或作咎繇，《汉书·古今人表》第二等上中、《百官公卿表序》、《刑法志》、《路温舒传》、《扬雄传》、《后汉书·张衡传》皆作咎，《汉书·武帝纪》《晁错传》又作咎。《书》疏云：“皋陶，颜师古注《汉书》、李贤注《后汉书》、李善注《文选》俱引作咎，是唐以前本，知此‘皋陶’字后人所改。”“陶”“繇”古本相通，《礼记·檀弓》“人喜则斯陶”，“陶”亦借为“嗂”，此其例证。“繇”“由”古亦一字，《史记·孔子弟子传》颜无，《索隐》引《家语》作颜由，《韩非子·十过篇》《吕氏春秋·不苟篇》由余，《古今人表》作繇余。《韩非子·说林下》“智伯将伐仇由”，《吕氏春秋·权勋篇》作“厹繇。”“陶”“由”古亦相通，《诗·小雅·鼓钟》：“忧心且妯”，《说文》引《诗》“妯”作“怞”，《一切经音义》十二引作“忧心且陶”。是其例证。此证之字音，可知皋陶、许由之为一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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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求人篇》称：“许由辞，遂之箕山之下，颍水之阳。”《吕氏春秋·慎大篇》《庄子·让王篇》云：“许由娱于颍阳”，史传许由为阳城人，葬箕山之巅，《史记》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水经·颍水注》称“山下又有许由庙，碑阙尚在”。《汉书·鲍宣传》注：“张晏曰：许由隐于箕山，在阳城，有许由祠。”《后汉书·冯衍传》“遇许由于负黍”，注：“负黍亭名，在洛州阳城县西南，许由墓在其南。”许由之传说古迹，无不在阳城与箕山，《吕氏春秋·求人篇》高注云：“箕山在颍川阳城之西，水北曰阳也。”又《太平御览》卷一七七引戴延之《西征记》云：“许昌城本许由所居，大城东北九里，有许由台，高六丈，广三十步，长六十步，由耻闻尧让，而登此山，邑人慕德，故立此台。”许县与阳城本同属颍川郡（见《续汉书·郡国志》）。《史记·夏本纪》云：“封皋陶之后，或在许”，《索隐》云：“许在颍川。”此证之地望，可知皋陶许由不为二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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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导论 [:170707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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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伯夷与皋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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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由之即伯夷，又即皋陶，既证之矣；则伯夷亦即皋陶也[1]。此于古籍更有明显之铁证。《墨子·尚贤中篇》云：“若天之所使能者谁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书《吕刑》道之曰：‘……乃名（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假（殷）于民。’”《墨子》举禹稷皋陶为譬，而引《吕刑》之三后伯夷禹稷，童书业著《五行说起源的讨论》（《古史辨》第五册）据此以证皋陶即伯夷，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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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史记·殷本纪》引《汤诰》云：“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文义与《吕刑》相同，此云三公，当即《吕刑》之三后，此以禹、皋陶、后稷为三公，亦足证皋陶之即伯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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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夷”双声字，古本通转。《淮南子·修务训》“冶由笑”，“冶由”笑貌，亦作“冶夷”，《文选·木华海赋》“眇冶夷”，李《注》：“冶夷，妖媚之貌。”是其例证。《吕刑》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而《诗·鲁颂·泮水》则云：“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尧典》云：“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大戴礼·五帝德》亦云：“皋陶作士”，《淮南子·主术训》又谓：“故皋陶喑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有贵于言者也。”此证之职司，可知伯夷皋陶为一神也。《尧典》舜命皋陶作士之辞，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比之《吕刑》所传伯夷传说，亦为同一故事之演变分化。皋陶即伯夷，蛮夷即苗民，“苗”“蛮”乃声之转，今之苗族，唐以前典籍皆称蛮，可证。“夏”亦“下”之音转（详《说夏》篇）。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云：“皋陶有‘蛮夷猾夏’之辞，尧舜时安得有夏？”《尧典》诚晚出，然于《尧典》而述及夏，作者当不致疏忽至此。蛮夷猾夏者，谓苗民猾下也，《吕刑》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神话中之苗民，本由上天下降以虐于下者，猾下之说，即本于此。《尧典》云：“寇贼奸宄”，亦本《吕刑》，《吕刑》云：“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此甚显见者也。《吕刑》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墨子·尚同中》亦云“逮至有苗之制刑以乱天下”，是苗民猾下乃以五虐之刑，平治之法，首在校正刑法而已，故《吕刑》称“恤功于民”之三后，首推伯夷。《吕刑》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又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是伯夷之功在校正五虐之刑而为士。而《汉书·百官公卿表序》云：“咎陶作士，正五刑”，《淮南子·主术训》亦称皋陶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是则皋陶为伯夷之分化，断断无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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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为姜姓之宗神，《郑语》：“姜，伯夷之后也。”伯夷亦称四岳，《周语》云：“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申吕虽衰，齐许犹在。”四岳又作太岳，《左隐公十一年传》云：“夫许，太岳之胤也。”《左庄二十二年传》云：“姜，太岳之后也。”伯夷之称四岳太岳者，盖又因伯夷本为西羌及姜姓民族之岳神耳。《诗·大雅·崧高》云：“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岳即太岳，姜姓申吕齐许为伯夷太岳后之说当即本岳神生甫（即吕）申之说。伯夷为岳神而群书称其饿死首阳山者，亦犹玄冥为河伯而传为水死。至岳神而主刑狱者，殆以“岳”“狱”音同附会而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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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叙伦《庄子义证》云：“章谓许由即皋陶，是也。‘许’‘咎’‘皋’音同为浅喉。……惟章谓禹荐皋陶，致讹迁为尧让，则汤说较长矣（按指汤师中说）。严可均引迂斋说，申吕齐许，皆四岳后，尧让许由，即其一也。汝能庸命，是让许由之实。郑晓亦谓四岳即许由，故曰许，太岳之后。伦谓《说文》记古文‘四’作‘’，与古文‘大’形近易讹，《左传》之太岳，当为四岳，尧让许由，非《庄子》假托，古籍之讹传矣。”马氏虽两说皆信，惜犹未敢径断许由、皋陶、四岳三神之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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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导论 [:170707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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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导论 第十四篇 禹、句龙与夏后、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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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导论 [:170707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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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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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齐物论篇》云：“无为有为，虽有神禹，且不能知。”禹而得称神禹，其有神性可知。禹之有无神性之问题，由顾颉刚氏最先提出。民国十二年顾氏于《努力周报》附刊《读书杂志》第九期，刊布其《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倡言“层累地造成之古史观”，并据《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之文，以为“看这诗的意思，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建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其后顾氏于《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文中，更列举《诗》《书》中言“禹”之文，以证禹之有天。神性《诗·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书·吕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顾氏据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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