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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夷”双声字，古本通转。《淮南子·修务训》“冶由笑”，“冶由”笑貌，亦作“冶夷”，《文选·木华海赋》“眇冶夷”，李《注》：“冶夷，妖媚之貌。”是其例证。《吕刑》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而《诗·鲁颂·泮水》则云：“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尧典》云：“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大戴礼·五帝德》亦云：“皋陶作士”，《淮南子·主术训》又谓：“故皋陶喑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有贵于言者也。”此证之职司，可知伯夷皋陶为一神也。《尧典》舜命皋陶作士之辞，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比之《吕刑》所传伯夷传说，亦为同一故事之演变分化。皋陶即伯夷，蛮夷即苗民，“苗”“蛮”乃声之转，今之苗族，唐以前典籍皆称蛮，可证。“夏”亦“下”之音转（详《说夏》篇）。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云：“皋陶有‘蛮夷猾夏’之辞，尧舜时安得有夏？”《尧典》诚晚出，然于《尧典》而述及夏，作者当不致疏忽至此。蛮夷猾夏者，谓苗民猾下也，《吕刑》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神话中之苗民，本由上天下降以虐于下者，猾下之说，即本于此。《尧典》云：“寇贼奸宄”，亦本《吕刑》，《吕刑》云：“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此甚显见者也。《吕刑》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墨子·尚同中》亦云“逮至有苗之制刑以乱天下”，是苗民猾下乃以五虐之刑，平治之法，首在校正刑法而已，故《吕刑》称“恤功于民”之三后，首推伯夷。《吕刑》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又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是伯夷之功在校正五虐之刑而为士。而《汉书·百官公卿表序》云：“咎陶作士，正五刑”，《淮南子·主术训》亦称皋陶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是则皋陶为伯夷之分化，断断无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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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为姜姓之宗神，《郑语》：“姜，伯夷之后也。”伯夷亦称四岳，《周语》云：“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申吕虽衰，齐许犹在。”四岳又作太岳，《左隐公十一年传》云：“夫许，太岳之胤也。”《左庄二十二年传》云：“姜，太岳之后也。”伯夷之称四岳太岳者，盖又因伯夷本为西羌及姜姓民族之岳神耳。《诗·大雅·崧高》云：“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岳即太岳，姜姓申吕齐许为伯夷太岳后之说当即本岳神生甫（即吕）申之说。伯夷为岳神而群书称其饿死首阳山者，亦犹玄冥为河伯而传为水死。至岳神而主刑狱者，殆以“岳”“狱”音同附会而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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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叙伦《庄子义证》云：“章谓许由即皋陶，是也。‘许’‘咎’‘皋’音同为浅喉。……惟章谓禹荐皋陶，致讹迁为尧让，则汤说较长矣（按指汤师中说）。严可均引迂斋说，申吕齐许，皆四岳后，尧让许由，即其一也。汝能庸命，是让许由之实。郑晓亦谓四岳即许由，故曰许，太岳之后。伦谓《说文》记古文‘四’作‘’，与古文‘大’形近易讹，《左传》之太岳，当为四岳，尧让许由，非《庄子》假托，古籍之讹传矣。”马氏虽两说皆信，惜犹未敢径断许由、皋陶、四岳三神之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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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导论 [:170707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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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导论 第十四篇 禹、句龙与夏后、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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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导论 [:170707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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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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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齐物论篇》云：“无为有为，虽有神禹，且不能知。”禹而得称神禹，其有神性可知。禹之有无神性之问题，由顾颉刚氏最先提出。民国十二年顾氏于《努力周报》附刊《读书杂志》第九期，刊布其《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倡言“层累地造成之古史观”，并据《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之文，以为“看这诗的意思，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建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其后顾氏于《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文中，更列举《诗》《书》中言“禹”之文，以证禹之有天。神性《诗·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书·吕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顾氏据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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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诗》《书》上“敷”字的用法，不出二种：《长发》的“敷奏其勇”，《康诰》的“往敷求于殷先哲王”，为普遍义；《顾命》的“敷重蔑席”，《小旻》的“旻天疾威，敷于下土”，《长发》的“敷政优优”，为铺放义。解作普遍义的为副词或形容词，解作铺放义的为动词。又古无轻唇音，“敷”与“铺”二字音义均同，故可通用；如《周颂》的“敷时绎思”，《左传》引作“铺时绎思”（宣十二年），《毛诗》的“铺彼淮”，《韩诗》作“敷彼淮”（《释文》引），均可证。《长发》的“禹敷下土方”，敷是动词，当然是铺放之意。……《天问》言禹治水，有“洪泉极深，何以寘之”的问，“寘”与“填”同，这一句的意思，……正可与《长发》所言对照。……郑玄《周礼注》云：“甸，读与‘维禹之’之‘’同”（《稍人》），可见汉时《诗经》有不作“甸”而作“”的。“甸”“”同音，“”即“陈”，为“军阵”之“阵”的本字，乃是排列分布之意。……我意“陈山”正与“铺土”相连，土为禹所铺，山亦为禹所陈。……《诗经》中说“丰水东注，维禹之绩”，“绩”当即是“迹”。照了上条所说，那时人看得土是禹铺的，山是禹陈的，则水道自然也是禹所排列的了。……若禹确是人而非神，则我们看了他的事业，真不免要骇昏了。……至于禹的神职是什么，我以为可在《吕刑》看出。《吕刑》说：“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左传》道：“……名山名川，群神群祀，……”（襄十一年《传》）……可见所谓“名山川”是“名山名川”，“名”是形容词，不是动词，所谓“主名山川”乃是主领名山川，为名山川之神；主是动词，不是副词。《汉书·郊祀志》谓始皇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为天主地主等。“主名山川”为名山川之主，义甚显然。我常疑周代以后稷配享上帝，上帝以下最尊者莫如稷，何以又禹稷连称，若甚有关者？……《鲁语》道：“……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社之为禹，《国语》虽无明文，而看其“能平九土”之语，实即是禹。……《宫》与《论语》所说，恐即由社神与田祖的传说上来。大、小《雅》皆宣王前后诗，则禹为社神之说，起于西周后期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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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诚巨眼卓识！至刘藜氏之质难（有《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一文），实多所未审，不值为之一辨。刘氏以“丰水东注，维禹之绩”，“绩”当如《传》训“业”，《笺》训“功”。按秦公云：“宅禹”，“禹”之“”当即“维禹之绩”之“绩”，亦即“设都于禹之”“陟禹之迹”之“”“迹。”王国维《古史新证》亦云：“‘禹’言‘宅’，则‘’当是‘’之借字。”刘氏又以“敷”当训“治”，《山海经·海内经》“禹鲧是始布土”，“布”亦当训“治”，举《广雅·释诂三》：“列，布也”，“列，治也”为证，如此展转相训，决非本义，《山海经》作“布土”，实“敷”为分布义之明证。《淮南子·坠形训》云：“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墟以为下地”；正是“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之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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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禹为社神之说，顾氏于其《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更尝补举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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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近来收得的几条新证据，则颇足以助成我的主张：“……故炎帝于火而死为灶，禹劳天下而死为社，后稷作稼穑而死为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淮南子·坠论训》）“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史记·封禅书》）“圣汉兴，礼仪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于官社后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汉书·郊祀志》引王莽奏文）“汉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其后又立官社，配以夏禹。”（《三辅黄图》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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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举，前二条明白说禹为社，可见汉代人确以禹为社；后二条又说禹配食官社，可见汉代人确以禹为社神。读者不要以为这些话全是后起之说，须知越是配享越见得是先前的正祀。《左传》上不说吗：“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周弃……为稷。”可是到了后来就不然了：“后魏天兴二年，置太社太稷；……句龙配社，周弃配稷。”（《通典》卷四十五）“仲春仲秋上戊，祀太社太稷，配以后土句龙氏、后稷氏，以祈报。”（《大清会典》卷五十三）太社太稷姓甚名谁，没有人能回答；但以前正任社稷的句龙和周弃却退而为配享了，这是很显然的。……这种“新鬼大而故鬼小”的现象，实亦适用古史系统的成例，是积薪般层累起来的。禹既在汉配社，当然是汉以前的社神（说不定即是句龙），惟其他是社神，所以土地所在就是他的权力所在，南山梁山是他所甸，丰水是他所注，洪水是他所湮，宋国人说下土是他所敷，秦国人说宅居所在是他的迹，鲁国人说后稷奄有下土是缵他的绪，齐国人说成汤咸有九州是处在他的堵，王朝人说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都是陟他的迹。……我们只要把《诗》《书》和彝器铭辞的话放在一边，把战国诸子和史书的话放在另一边，比较看看，自可明白这些历史性质的故事乃是后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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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诚卓见！及顾颉刚、童书业二氏合著《鲧禹的传说》，于禹为社神之说，论证益见周详，并举《大戴礼记·五帝德》“禹……为神主”《史记·夏本纪》“禹……为山川神主”，以证《吕刑》禹“主名山川”之说，真不易之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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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导论 [:170707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