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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颛顼王天下，受自少皞，《国语》有明文，何以《五帝本纪》竟缺少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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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语》载巫觋祝宗制度甚确切，何以《封禅书》不录一字？按此三理由，论证尚薄弱。太史公《自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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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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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仅在叙其世系之职守，本不在夸扬其先代之功绩，且“重上天黎下地”，其文不雅驯，本荐绅先生所难言也。至于《五帝本纪》无少皞之说，亦不足怪，司马迁既取《大戴礼记》一系中原之五帝说，自不能兼取《月令》一系东夷之五帝说。且中原系之五帝说，是时已普遍，太史公虽知尚有东夷系之五帝说，终不能超脱其时代而改从之，亦势使然也。又况东夷系之五帝说，若郯子与《月令》所称，颇具神话性，亦非荐绅先生所敢言。至若“古者民神不杂”，“民神杂糅”等说，言亦不雅驯，故不为史公所取。《后汉书·贾逵传》记贾逵具奏章帝曰：“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今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是汉儒所以于帝系增一少昊者，固欲证图谶，令尧与汉皆得火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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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律历志》引《世经》云：“言郯子据少昊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大昊，故先言黄帝，上及太昊。稽之于《易》，炮牺神农相继之世可知。”《世经》据《左传》郯子之言以定古帝王世次，并以《易·系辞传》所称伏牺神农，附会于大昊炎帝。大昊与伏羲，炎帝与神农，本未必是一，崔述已尝辨之，歆辈以之附会大昊炎帝者，无非欲借此以为《左传》之旁证耳。歆辈所以欲依据《左传》，附会《易传》，参合东西二系之五帝说而另立一古帝王世系者，盖“由颛顼水德而下，喾木尧火舜土夏金殷水周木，汉复为火，新复为土，则新之当受汉禅，犹舜之当受尧禅，实迫于皇天威命也”（用崔述语）。新莽造作此等禅让之符命，亦非突如其来，崔辈必谓“其说亦必自歆启之”（《春秋复始》语）。非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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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以为篡夺之谶者，实远起三家分晋时。《史记·赵世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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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医扁鹊视之，出，董安于问。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缪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郩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间，间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靡乐九奏（靡旧作广，今从《论衡·纪妖篇》校正）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他日，简子出，有人当道。……当道者曰：“晋国且有大难，主君首之，帝令主君灭二卿，夫熊与罴皆其祖也。”……简子乃告诸子曰：“吾藏宝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赏。”诸子驰之常山上求，无所得，毋恤还曰：“已得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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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之谶，自谓当虞舜之勋，而得灭范氏中行氏二卿。而范宣子又自谓陶唐氏之后，《左襄二十四年传》云：“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昭二十九年传》又云：“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范氏其后也。”范氏为陶唐氏后，而赵氏灭范氏，赵谶自谓当虞舜之勋，其欲藉唐虞传说以为篡夺之助明甚。此谶符当出于三家分晋后赵国之所伪托。托谶符以篡夺，盖自此始。此已开新莽比附虞舜之先例。及乎汉代，灾异家之言既盛，谶符之说层见叠出，又竭力以唐虞之世相比附，风气际会，遂成篡窃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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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眭弘传》（弘字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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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孟推春秋之意……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廷尉奏孟妄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伏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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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习《公羊》，故称先师董仲舒（叶德辉云：“退封百里如二王后，亦公羊家新周故宋之说”），可知称汉为尧后，有传国之运，非歆辈开其端。《哀帝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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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诏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大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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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李寻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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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帝时，齐入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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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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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帝初立，司隶校尉解光以明经通灾异得幸，白贺良等所挟齐人甘忠可书，事下奉车都尉刘歆，歆以为不合五经，不可施行。而李寻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狱，歆安肯通此道？”寻遂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召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宜急改元易号。于是制诏丞相御史，以建平二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后月余，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争以为不可。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上以其言无验，遂下贺良等吏，皆伏诛。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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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传为舜后，夏贺良、李寻陈说汉历中衰，当再受命，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者，当以尧后汉历既中衰，继起者必舜后之陈，故改号曰“陈圣刘”。夏贺良为甘忠可之徒，其说与《世经》之言若合符节。按《世经》之说，仅见《律历志》，《律历志》本据歆之《三统历》，且《汉书·郊祀志》赞云：“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是向歆之说与《世经》无以异也，刘为尧后，少昊代黄帝，《左传》独有明文，甘夏之说，固亦与《左传》之说合，而“歆以为不合五经，不可施行”，何哉？歆之争立《左传》，远在新莽篡窃前，本当不为篡窃而争立，少皞等说，本非歆争立之要义，亦且无人注意及此。及新莽篡窃既成，歆辈欲提高《左传》之地位，乃据《左传》少皞等说，曲为比附耳。汉为尧后，有传国之运，此本灾异家之成说，至以《左传》相比附，则歆辈之所为也。灾异家之说，歆初以为不合五经者，此时忽又举《左传》以相证，亦时势使然。《汉书·王莽传》载：“歆怨莽杀其三子，又畏大祸至，遂与涉忠谋，欲发，歆曰：‘当待太白星出，乃可’，后事泄，忠被杀，刘歆王涉皆自杀。”盖新莽为土德，土生金，故必太白星出乃可举事。是歆于灾异家之言，此时亦已深信无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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歆辈《世经》之说，虽据《左传》东夷郯子之言以立说，但欲明汉有传国之运，故于五德终始之运不得不另为配置，实自成一系统，与邹衍五德终始之说既相背，与《史记·封禅书》所载亦不合。邹衍以夏得木德，而《世经》以伯禹为金德，邹衍以殷得金德，而《世经》以成汤为水德，邹衍以周得火德，而《世经》以周武王为木德，邹衍之徒以秦其水德之瑞，而《世经》以秦伯处于木火间之闰位，不当五行之序。《史记·封禅书》称秦祠白帝，自以为主少皞之神，而《世经》则以少皞与伯禹同属金德。《封禅书》称汉高祖立北畤，祠黑帝，而《世经》以汉高祖皇帝当火德。此亦足证邹衍之说，《史记·封禅书》所载，非出歆之伪作。不然，歆辈何必自立异以毁其依据耶？歆辈虽愚，何一愚至此？而崔必以此为“歆为莽典文章”，谓此乃“其罅隙终不可掩”。此又晚清今文家之史学方法，见凡古书与歆说同者，必以为出于歆之伪造，与歆说异者，又以为出于歆之伪造，谓为造作之疏，“其罅隙终不可掩”。此则玄学之考证方法，吾人无取焉。不宁惟是，歆辈比附《左传》郯子之言以立说，实与郯子之言亦不密合。郯子言“共工氏以水纪为水师而水名”，而《世经》置之木火间之闰位，不当五行之序。苟郯子此言本出歆之伪窜，又何以自相矛盾耶？《左传》郯子此言，以黄帝云纪，炎帝火纪，共工水纪，大皞龙纪，少皞鸟纪，实本与五行之说不类，歆辈作《世经》以颁天下，欲使《左传》定于一尊，故援引《左传》以立说。歆之意仍为《左传》者多而为助莽以窃篡者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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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经》以大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为次，实出之《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然又不言据《吕纪·月令》，必曰本《左传》，《左传》郯子明以黄帝、炎帝、共工、太皞、少皞、颛顼相次，与《吕纪·月令》不合，而《世经》乃谓郯子之言乃逆数，但又非纯为逆数，先言黄帝炎帝，次逆数大皞，又次顺数少皞颛顼，其序顺逆无常，有是文理哉？明为曲说耳！苟如今文学者所言，《左传》此节，并出歆伪，何歆辈不能使之密合无间，而曲说若是？何歆之愚拙，又至于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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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令》一系之五帝说，本不与邹衍五德终始之说相关。驺衍为齐威宣王时人，而秦襄公文公在春秋前已祠白帝黄帝，宣公与鲁庄公同时，已祠青帝，灵公在姜齐未亡田齐未兴之时，已祠黄帝炎帝。驺衍以秦为水德，色上黑，而终秦之世遍祀青赤黄白四帝，独遗黑帝不祭。《月令》一系之五帝说，初实不与驺衍相涉，而崔必以五帝德之说，全出歆辈伪造，谓“歆为莽典文章”，既托始于邹衍，又窜之入《汉书·郊祀志》《史记·封禅书》。然何以《史》《汉》之说，又与邹衍五德终始说矛盾若是耶？崔氏无以自圆其说，谓“当由所征通天文图谶者所为，不出一手，国师公不及亲览，故不能画一焉”。按歆辈所以有取于五德终始之说，乃欲以明新之代汉，犹虞之代尧，正合传国之运，迫于皇天威命，非人力所能辞让者。此为莽歆辈窃篡最要之典据。苟邹衍五德终始之说为歆辈所托始，自歆为莽典文章始，《史记·封禅书》所载，亦为后人据《郊祀志》造成者，其所以欲托始，其所以欲伪窜，当无非欲以证成其说，今反与歆辈《世经》之说绝异，宁非自毁其论据，将何以取信于人？歆辈作《世经》，比附《左传》《易·系辞传》以立说，而又造作五德终始之说，自相立异，何歆之愚拙，又至于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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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今文家既以《月令》一系之五帝说为歆伪，不得不谓《月令》出歆伪。崔氏《史记探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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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欲明新之代汉，迫于皇天威命，非人力所能辞让，乃造为终始五德之说，托始于邹衍；说详《孟荀列传》。又增《吕氏春秋·十二纪》，……《月令》因之。适案《淮南·时则训》录自《十二纪》，无此十句（《天文训》有之，当是后人窜入；不然，何以此篇与之异？），可证《吕氏》本亦无之；今有者，歆所窜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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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氏《五经释要》亦以此十句乃歆“窜入《吕氏·十二纪》及《天文训》以为证，而《时则训》无之，幸留此隙，得见十句非《吕氏》原本所有也”。此亦臆说耳。何以后人窜之于《天文篇》而于与《月令》相类之《时则篇》，反不之窜。何歆辈之愚拙，又至于此耶？而顾颉刚则更进而以为《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篇，皆后人所伪窜。顾氏《中国上古史讲义》甲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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