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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习《公羊》，故称先师董仲舒（叶德辉云：“退封百里如二王后，亦公羊家新周故宋之说”），可知称汉为尧后，有传国之运，非歆辈开其端。《哀帝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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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诏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大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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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李寻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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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帝时，齐入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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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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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帝初立，司隶校尉解光以明经通灾异得幸，白贺良等所挟齐人甘忠可书，事下奉车都尉刘歆，歆以为不合五经，不可施行。而李寻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狱，歆安肯通此道？”寻遂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召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宜急改元易号。于是制诏丞相御史，以建平二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后月余，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争以为不可。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上以其言无验，遂下贺良等吏，皆伏诛。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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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传为舜后，夏贺良、李寻陈说汉历中衰，当再受命，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者，当以尧后汉历既中衰，继起者必舜后之陈，故改号曰“陈圣刘”。夏贺良为甘忠可之徒，其说与《世经》之言若合符节。按《世经》之说，仅见《律历志》，《律历志》本据歆之《三统历》，且《汉书·郊祀志》赞云：“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是向歆之说与《世经》无以异也，刘为尧后，少昊代黄帝，《左传》独有明文，甘夏之说，固亦与《左传》之说合，而“歆以为不合五经，不可施行”，何哉？歆之争立《左传》，远在新莽篡窃前，本当不为篡窃而争立，少皞等说，本非歆争立之要义，亦且无人注意及此。及新莽篡窃既成，歆辈欲提高《左传》之地位，乃据《左传》少皞等说，曲为比附耳。汉为尧后，有传国之运，此本灾异家之成说，至以《左传》相比附，则歆辈之所为也。灾异家之说，歆初以为不合五经者，此时忽又举《左传》以相证，亦时势使然。《汉书·王莽传》载：“歆怨莽杀其三子，又畏大祸至，遂与涉忠谋，欲发，歆曰：‘当待太白星出，乃可’，后事泄，忠被杀，刘歆王涉皆自杀。”盖新莽为土德，土生金，故必太白星出乃可举事。是歆于灾异家之言，此时亦已深信无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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歆辈《世经》之说，虽据《左传》东夷郯子之言以立说，但欲明汉有传国之运，故于五德终始之运不得不另为配置，实自成一系统，与邹衍五德终始之说既相背，与《史记·封禅书》所载亦不合。邹衍以夏得木德，而《世经》以伯禹为金德，邹衍以殷得金德，而《世经》以成汤为水德，邹衍以周得火德，而《世经》以周武王为木德，邹衍之徒以秦其水德之瑞，而《世经》以秦伯处于木火间之闰位，不当五行之序。《史记·封禅书》称秦祠白帝，自以为主少皞之神，而《世经》则以少皞与伯禹同属金德。《封禅书》称汉高祖立北畤，祠黑帝，而《世经》以汉高祖皇帝当火德。此亦足证邹衍之说，《史记·封禅书》所载，非出歆之伪作。不然，歆辈何必自立异以毁其依据耶？歆辈虽愚，何一愚至此？而崔必以此为“歆为莽典文章”，谓此乃“其罅隙终不可掩”。此又晚清今文家之史学方法，见凡古书与歆说同者，必以为出于歆之伪造，与歆说异者，又以为出于歆之伪造，谓为造作之疏，“其罅隙终不可掩”。此则玄学之考证方法，吾人无取焉。不宁惟是，歆辈比附《左传》郯子之言以立说，实与郯子之言亦不密合。郯子言“共工氏以水纪为水师而水名”，而《世经》置之木火间之闰位，不当五行之序。苟郯子此言本出歆之伪窜，又何以自相矛盾耶？《左传》郯子此言，以黄帝云纪，炎帝火纪，共工水纪，大皞龙纪，少皞鸟纪，实本与五行之说不类，歆辈作《世经》以颁天下，欲使《左传》定于一尊，故援引《左传》以立说。歆之意仍为《左传》者多而为助莽以窃篡者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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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经》以大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为次，实出之《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然又不言据《吕纪·月令》，必曰本《左传》，《左传》郯子明以黄帝、炎帝、共工、太皞、少皞、颛顼相次，与《吕纪·月令》不合，而《世经》乃谓郯子之言乃逆数，但又非纯为逆数，先言黄帝炎帝，次逆数大皞，又次顺数少皞颛顼，其序顺逆无常，有是文理哉？明为曲说耳！苟如今文学者所言，《左传》此节，并出歆伪，何歆辈不能使之密合无间，而曲说若是？何歆之愚拙，又至于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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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令》一系之五帝说，本不与邹衍五德终始之说相关。驺衍为齐威宣王时人，而秦襄公文公在春秋前已祠白帝黄帝，宣公与鲁庄公同时，已祠青帝，灵公在姜齐未亡田齐未兴之时，已祠黄帝炎帝。驺衍以秦为水德，色上黑，而终秦之世遍祀青赤黄白四帝，独遗黑帝不祭。《月令》一系之五帝说，初实不与驺衍相涉，而崔必以五帝德之说，全出歆辈伪造，谓“歆为莽典文章”，既托始于邹衍，又窜之入《汉书·郊祀志》《史记·封禅书》。然何以《史》《汉》之说，又与邹衍五德终始说矛盾若是耶？崔氏无以自圆其说，谓“当由所征通天文图谶者所为，不出一手，国师公不及亲览，故不能画一焉”。按歆辈所以有取于五德终始之说，乃欲以明新之代汉，犹虞之代尧，正合传国之运，迫于皇天威命，非人力所能辞让者。此为莽歆辈窃篡最要之典据。苟邹衍五德终始之说为歆辈所托始，自歆为莽典文章始，《史记·封禅书》所载，亦为后人据《郊祀志》造成者，其所以欲托始，其所以欲伪窜，当无非欲以证成其说，今反与歆辈《世经》之说绝异，宁非自毁其论据，将何以取信于人？歆辈作《世经》，比附《左传》《易·系辞传》以立说，而又造作五德终始之说，自相立异，何歆之愚拙，又至于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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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今文家既以《月令》一系之五帝说为歆伪，不得不谓《月令》出歆伪。崔氏《史记探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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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欲明新之代汉，迫于皇天威命，非人力所能辞让，乃造为终始五德之说，托始于邹衍；说详《孟荀列传》。又增《吕氏春秋·十二纪》，……《月令》因之。适案《淮南·时则训》录自《十二纪》，无此十句（《天文训》有之，当是后人窜入；不然，何以此篇与之异？），可证《吕氏》本亦无之；今有者，歆所窜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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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氏《五经释要》亦以此十句乃歆“窜入《吕氏·十二纪》及《天文训》以为证，而《时则训》无之，幸留此隙，得见十句非《吕氏》原本所有也”。此亦臆说耳。何以后人窜之于《天文篇》而于与《月令》相类之《时则篇》，反不之窜。何歆辈之愚拙，又至于此耶？而顾颉刚则更进而以为《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篇，皆后人所伪窜。顾氏《中国上古史讲义》甲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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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纪·吕不韦传》云：“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又《十二诸侯年表》云：“吕不韦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序意篇》云：“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知纪的文字，仍是偏于议论方面，又述黄帝诲颛顼的“大圜在上，大矩在下”，亦纪中《圜道篇》之旨，它为什么对十二纪宗主的《月令》，不道一字呢？所以我以为起于《有始览》，终于《序意》，这是《吕氏春秋》的始末；每一览为八篇，每一论为六篇，每一纪为四篇，以偶数递降，这是《吕氏春秋》的篇目；通部皆议论之文，不杂制度的纪载，这是《吕氏春秋》的体裁。现在始于《孟春纪》，以《序意》置《有始览》前，这是失了它的始末，增《月令》之文，使每纪成为五篇，独用奇数，且冠偶数八六之前，这是失了它的篇目，以明堂制度，分析入十二纪，以音律的制度作《音律篇》，这是失了它的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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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氏此论，亦臆说耳。《序意》云：“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纪者记也，自以记述为主而议论则为附庸。从《八览》与六论之篇目偶数，不能即武断《吕氏春秋》之篇目皆偶数。《季夏纪》之《音律篇》亦据《月令》而作，苟《十二纪》之首篇为后人窜入，则《音律篇》势必亦后人所伪窜矣，《音律篇》既为伪窜，则《季夏纪》又少一篇！实则《十二纪》之首篇与下四篇，皆有密切之关系，孙德谦已尝言之。叶德辉《书林续话》以《十二纪》初仅首篇，以下四篇因只有空白，为后人所任意妄加，与顾氏同其臆说。春为生长之始，故《孟春》《仲春》《季春》三纪，如《本生》《贵生》《尽数》《重己》《情欲》等篇，所论无非立身养性之道；夏为成长之时，故《夏纪》诸篇，所论无非求学作乐之道；秋为肃杀之时，故《秋纪》诸篇，所论无非用兵决胜之道；冬为闭藏之时，故所论无非藏葬忠廉之道；十二纪首篇与下四篇，其关系之密切有如是，顾氏乃谓首篇为后人增益，何增益如此其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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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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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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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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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4552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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