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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是在寺院读书。范仲淹为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秀才便是有资格考大学之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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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人，“忧者一身，乐者一身”。范读好书，去睢阳书院教书，后来做到副宰相。他有二子，仍入寺院读书，二子共穿一件衣袍，哥出弟在家。范仲淹在江苏买了田，每年派子回家收租。有一次，儿子收了租回家，说那里荒年。父责骂道：“粮租何不济贫民？”子答：“已济贫民矣。”范仲淹从此设立义庄，穷苦的均可受供养。此制度一直传下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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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庄是宋代范仲淹、钱[3]二人开始，称“范朱遗风”。中国如今日新文化运动之后仍有此制度，便不至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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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范同时的尚有苏北人胡瑗，亦在寺院读书，去泰山栖真观[4]道士所居读书。当时带信与物件很难，因交通不便，山路又远，信面写“平安”二字，以免人未看封内之书而紧张，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胡瑗见封面“平安”两字，便投信入山涧中不拆看了，后来称为“投书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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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瑗在栖真观十年，范仲淹在苏州做官，请胡到苏州教书。胡在苏州教书达二十年。后来朝廷知道，请他办国立大学。由此，全中国都办了学校，分为国学、州学、县学及私立书院。先是公立的称学，私立的称书院，后来均称为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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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瑗是书院的大师，是一千年前的教育家。由此可知书院是由僧寺而来，故每年每一书院必供养一或两位大师，如濂溪书院即为纪念周濂溪。今日中国人不争气，不知道办学院。日本人为纪念王阳明，在台湾草山办阳明学会，建房叫阳明山庄，作为讲学、游憩之所。台湾报纸竟说王阳明来过台湾。世界总要讲个道理，不信耶稣便信马克思。实是希望人信孔子，但孔子穷，办书院是自由的、自动的、自主的，宋、元、明三代均盛，至清衰落。广东有广雅书院，后变为广东省立一中。不要旧的，实在是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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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马来[5]的遗迹已毁灭了，只有土地，没有历史。这就是唯物史观，只知有甘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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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宋王台、车公庙，都是中古大历史，历史应与教育配合，各地应设书院，如博物馆、图书馆应与古代历史遗物配合。书院内有学田、祠堂、藏书，有无师生，则不在乎，大学毕业只是反面价值，消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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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开创好的政治风气，负责任，有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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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瑗创办新的学术，分经义斋与治事斋，其内包含文、史、哲、法、政、经各科，因此有新的人物产生。因而宋仁宗、英宗、神宗三代后有人才起来。起初只是社会安定，而非觉醒，仁宗以后，士大夫开始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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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叶按：钱先生还是劝人信耶稣，不然，可做牧师，要讲道理。总之，以上三种先生都不做，总不能光吃饭不干活，那么信基督教做牧师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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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叶按：钱先生家乡无锡，当年仍有延续。穷民受惠无穷。此义庄要派人管理，钱宾四先生读书时曾拿过庄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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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按：据《钱氏宗谱》记载，吴越王钱六世孙钱进在北宋年间迁于无锡，至十八世孙钱正德建七房桥，最初为七房桥村族人聚会的地方，后改为义庄，即怀海义庄。钱穆、钱伟长均受过义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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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叶按：有一年，钱宾四先生去栖真观，因有冯玉祥在观内，故没有进去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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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编按：应指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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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二十九章 宋太祖与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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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士子学诗赋，为了考试要用。做官是一种经验，要有高的理想主义。唐人的观念只是建功立业而已，最高的人生理想是出家，似不及宋代士大夫之有自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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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辽西夏，中国每年要送白锦丝帛无数，实在不是好办法，但对外必先安内，故先要对内变法图强，然后对外雪耻。因此先得有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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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开国六十年，先讨论其弊端，是什么法，应先知道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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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之法接自唐及五代，就是骄兵悍卒。由于唐之藩镇拥兵割据而起，起初藩镇反抗政府，后来握大权，自举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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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得天下是黄袍加身，称为陈桥驿兵变，这是坏的历史，宋太祖以前，黄袍加身已有两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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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在汴京，不能迁洛阳的原因是要养军队。五代之军队能战是柴世荣之功，宋之能统一南北，也是由于有此基础。但这军队亦非理想。军队除吃饷外，还须随时有赏赐，如有郊赉，每逢祭天时，全军要赏赐，不祭就会兵变，目的是要额外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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